此时，杨廷和已卸职回到老家，但负责礼仪的礼部仍清一色都是反对世宗崇本生父母的。这一点让世宗至为恼火。拿到桂萼疏后，他让礼部重新考虑大礼问题。礼部尚书汪俊说已有定论，坚持不改。张璁早已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于是在《论大礼第二疏》中特别指出：

陛下遵兄终弟及之训，伦序当立，礼官不思陛下实入继大统之君，而强比于为人后之例，绝献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传之统，至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实俱紊。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此何心也！

上述五虎上将所有讨论大礼的表疏中，只有张璁的这一段话最为阴险毒辣。他所指的权臣即杨廷和。他说所有反对世宗立自己生父为皇考的人都是阿附权臣而蔑视皇帝。这实际上是提醒皇帝：表面上看是大礼之争，实际上是皇帝与权臣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

明代的皇帝，勤勉也罢，懒散也罢，精明也罢，昏庸也罢，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害怕大权旁落。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不设宰相，就是想从制度上铲除权臣。如今，张璁直截了当地将杨廷和比作权臣，这无异于让不满二十岁的世宗皇帝看到了巨大的威胁。兹后，杨廷和与其子杨慎的悲剧，虽不由张璁造成，但他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作用。

对结成联盟的五虎上将，世宗皇帝另眼相看。这几个人官位都不高，但却是第一批效忠于他的官员，因此都得到破格提拔，日后相继成为朝廷重臣。

却说嘉靖三年春天，世宗不顾部院大臣的反对，召张璁、桂萼、席书等进京。一到北京，张璁与桂萼又联名向世宗上疏条陈七事，扬言要面折廷臣。北京各大衙门官员，特别是礼部与翰林院的文臣们，对这两个人恨之入骨。有一些激愤的官员，甚至手持利刃，要将两人扑杀。桂萼闻讯好多天都不敢出门。张璁龟伏数日后，才敢在锦衣卫的保护下觐见世宗。

自两人到京后，言官们弹劾他们的奏章每天都有好多份送到御前。世宗很不高兴，越发相信百官阿附权臣。因此不顾舆情，下旨特授张璁、桂萼二人为翰林学士。多位言官联名上奏抗旨，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刑部尚书赵鉴更是上疏要求逮捕张璁、桂萼，并对人说：“待我请得诏旨，必将这两人捶杀。”

中国的读书人，历来把操守气节看得非常重要。张璁与桂萼曲意媚上，整个士林为之切齿，所以必欲诛之而后快。但是，在粗暴的君权面前，道德与人格的力量毕竟比鸡蛋壳还要脆弱。世宗皇帝好不容易找到两个鹰犬型的支持者，安能舍弃？他一意孤行要给二人升官，群臣一片激愤，最后导致两百余官员在会极门外伏阙痛哭，不惜以死谏方式希望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些官员全部打入诏狱，并于翌日举行杖刑，当场被打死的有十几个人。这批官员全部受到严惩，流放、充军、贬谪、罢官，样样都有。

在大礼案中，胜利的是世宗皇帝，但最大的赢家是五虎上将。这五人中，又以张璁、桂萼为最。嘉靖四年，张璁入阁成为辅臣，而桂萼亦当上了吏部尚书。这两个政治暴发户由此而进入人生的顶峰。张璁考中进士才四年就进入权力中枢，这正好印证了肖鸣凤“三年后必大贵”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