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是谁？

不但杨廷和不知道，所有的部院大臣都不知道这个无名之辈。当他们打听到张璁只是一个尚未授职的刑部观政时，顿时都愤怒不已。但是，因为有了张璁这篇疏文，本来铁板一块的文官系统出现了裂痕。世宗在大礼争执中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大臣们虽然仍坚持要世宗尊孝宗为皇考，但同时也作了让步，同意他尊父亲兴献王为本生兴献帝。由王变帝，一字之差，张璁功不可没。

但张璁由此得罪了士林。几乎所有的京官都排斥这个“狂悖之徒”。此时，吏部给他授官。按说有皇上的关注，他应留在北京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但谁也不肯让他留在北京搅局，于是给他安了一个南京刑部主事的职位，将他逐出京城。

嘉靖元年（1522）春节刚过，张璁离开北京前往南京赴任。临行前，写了一首《赴南都留别诸友》一诗：

今朝辞北阙，明日赴南官。

时论苦难定，圣心当自安。

独怜知己少，只见直躬难。

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

张璁并没有胜利的喜悦，有的只是“独怜知己少”的悲哀。他开始相信肖鸣凤“大贵”的预测，所以又表露出“终期白首看”的信心。

抛开是非恩怨不讲，单从政治投机的角度来看，张璁绝非愚钝之辈。他之所以站出来表达对皇上大礼议案的支持，乃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世宗登基时，他已是四十八岁，就算授官能获得一个七品的位置，从七品到五品，也就是知府以及六部员外郎这种位置，还有四个台阶，即从六品、六品、从五品、五品。明代官员晋升，三年一次考察，各项指标及格后方可晋升。如果按正常的途径，不出任何纰漏，十二年后，他才能获得一个中层官员的位置，而他的年纪却到了六十岁。以这把年纪，再往上走就难上加难了。

适逢此时大礼案起，张璁看到满朝官员众口一词与世宗作对，便感到机会到了。刚刚登基不到三个月的世宗成了真正的孤君。张璁觉得此时若挺身而出支持皇上，得到的后果不外两种，一是让满朝大臣把他迫害；二是得到皇上青睐，打通晋升之途。思来想去，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于是下定决心冒死一搏。

对于张璁的外任，世宗皇帝心里头不乐意，但并未干涉。个中原因，一来是张璁级别太低，吏部可直接安排而无须得到他的同意；二来世宗刚登基不久，还未完全掌控局势。张璁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说“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这样的话。他内心认为，世宗若开创唐虞之治，他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辅佐人选。

到了南京刑部就职以后，他认识了另一个投机分子桂萼，这为他日后的“骤贵”增加了筹码。

这个桂萼是正德六年进士，科名比张璁早了十年，初授丹徒知县，恃才自负，屡忤上官，改授青田知县，嫌远不肯赴任。在官场蹭蹬十一年，也才混到南京刑部主事一职，与张璁同事。两人都是官场不得志之人，乍一见面即引为知己。桂萼没当过京官，不知道北京的局势，听张璁讲述大礼案前因后果，心情不觉怦然而动。斯时，大礼案纷争似乎已经结束，但兴献王为本生兴献帝显然不是世宗的本意。两人在办公室反复琢磨，决定各写一疏再论大礼。其中心意思仍是不应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而应直接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

两封奏疏到京，可能是有关部门故意拖延，拖至嘉靖三年正月，世宗才看到奏疏，他对张璁、桂萼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此时，张璁不再是孤身一人支持皇上，除了桂萼，尚有方献夫、席书、黄倌等，这五个人可称为支持世宗的“五虎上将”。除方献夫外，四个在南京。鉴于两地相隔遥远，音讯不能及时传达，张璁与桂萼倡议，请皇上下旨让他们进京，与反对大礼案的官员在朝廷举行公开辩论。

眼看将欲平息的纷争又起狼烟，北京的部院大臣们再一次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