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宗去世，朱厚熜来京之前的这三十七天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际操控在杨廷和手中。也就是说，他当了三十七天的摄政王。这在明朝首辅中，是仅有的一例。

在这三十七天里，杨廷和主持做了几件令朝野欢呼的大事：一是设计逮捕了以江彬为首的佞臣集团。仅抄没江彬一家的财产，就得到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二百柜，其他珍宝财物不计其数；二是将贬谪的官员大部分召回，有的还给予重任，含冤而死的官员全部都给予优恤；三是将武宗召到京师的边兵尽数发还；四是蠲免武宗额外征收的赋税。

一向隐忍的杨廷和，终于得以展现他运筹帷幄、雷厉风行的一面。此时，他的威望在朝廷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朱厚熜的进京，一种全新的折磨又在等待着他。

杨廷和主持国事拨乱反正，不可能把好事都做尽。待朱厚熜登基成为世宗皇帝后，他又替新君拟就《登基诏书》，凡正德年间的害民的政令和弊端，可谓厘剔殆尽；同时革除了锦衣卫内监、旗校工役十几万人；减轻由南方岁供京师的漕运粮食二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对于权势灼人的大太监，其义子传升、乞升等一切凡非正常渠道得官而仅凭武宗恩典获得的，罢斥了一大半。这几样匡时救弊的事情一做，天下官员百姓莫不称颂新皇帝英明，同时也夸赞杨廷和的功劳。但是，那些失去官职的人对杨廷和恨之入骨，他们收买刺客欲取杨廷和性命，世宗闻讯，调营卒一百人充当杨廷和的护卫。

但是，君臣之间这样融洽的政治蜜月太短。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世宗登基才六天，就下达诏书，命朝廷大臣商量议定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尊称和主祀规格。

礼部主持这项工作。礼部尚书毛澄拿不定主意，便去请求杨廷和。杨廷和讲了汉朝的定陶王和宋朝的濮王两个事例：

汉成帝无后，便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定孝王的孙子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是定陶王的本生父亲，因定陶王接任皇帝，改为成帝之后，便不能再为生父祀奉香火了，因此才从定孝王的儿子中挑选一个封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儿子主祀。当汉成帝宣布这个决定后，大司空师丹说：“这种办法可以说是恩义备至。”

宋英宗决定以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给仁宗。过继完成后，就主祀问题征询司马光等大臣的意见。司马光说：“濮王应当尊奉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范镇说：“陛下既以仁宗为皇考，再称濮王为父亲，道理上讲不过去。”程颐说：“既然入继为人之子，就应该以入继的父母为父母，而以本生父母为伯叔父母，这是人生的大伦。至于本生父母的情义再深再大，也不能颠倒这种次序，可以给自己的本生父母设立别的称号。”

毛澄研究了上述两则先朝范例后，觉得杨廷和的话大有道理。于是，他领衔并率六十名大臣向世宗皇帝上了一篇关于兴献王主祀及尊号的奏章，文章前面引用了定陶王与濮王两则典故，最后一段说：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太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义兼尽，可以为万世法。

奏疏呈进宫中，十九岁的世宗看过，气愤地扔到一边，恼怒地说：“父兄可以这样改来改去吗？”发还奏疏，令礼部再议。

这时，世宗皇帝派人去湖北安陆迎接他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船已到达通州，世宗又让礼部议定迎接蒋氏的规格。毛澄坚持不能用皇太后的规格迎请。他说兴献王妃只能由崇文门进入东华门。世宗不同意，又改议为由正阳左门进入大明东门，这是皇太妃的规格了。世宗仍不同意。而内阁与礼部也不肯再作让步，双方就僵持在那儿了。

住在通州的蒋氏，听说关于她的尊称还未议定，她就不打算进京而准备返回湖北。当然，她并不是真心要回，而是母子串通好了的，以此要挟大臣。蒋氏故意散布她要打道回府的消息，世宗听说后，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伤心地哭了起来，他说：“如此委屈母亲，我这个皇帝还有什么当头。我现在就辞去皇帝，侍奉老母回到就藩地安陆。”

尽管世宗声泪俱下，毛澄等仍坚持己见不肯更改迎接礼仪。于是，世宗自己决定以皇太后的规格迎接生母，让其从正阳中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