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离开权力中枢，李东阳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快乐。过了一个轻松的春节，接着是桃红柳绿的春天。李东阳带着书童到香山春游，写了一首《树色》：

过烟披雨带斜晖，画入无声似转非。

几树经寒春淡薄，一帘空翠晚霏微。

行怜步远犹随杖，坐爱情多欲上衣。

吩咐儿童休报客，主人吟玩已忘归。

多么的闲适，多么的惬意。由此可以看出，李东阳更适合当一个优雅的文人。但是，他同杨士奇一样，都当过三代帝王师。《明史》中评价他：“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将李东阳与杨士奇相提并论，有一定可比性。两人都以文学作为入仕的晋身之道，士奇的文，朴拙中显灵气；东阳的文，清纯中见飘逸。两人当首辅后，士奇既与人为善，又刚直不阿；东阳既秉持正义，又曲折圆融。这是不同处。相同之处在于，两人政治上均未见大的建树，士奇懂民情，办实事；东阳懂规矩，办正事。两人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但士奇把握分寸的能力超过东阳。

读李东阳的文集，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的见解略逊于文学，兹录几例：

论王政者必以食为首：《尧典》首授时；舜咨十二牧，首曰食；禹陈六府，必曰谷；文王治先九一；箕子衍八政，先食货；孔子答问政，先足食；孟子每论政，必先养民，田亩而下，至鸡豚、鱼鳖、布帛、丝臬之细，虽详不厌，谓有民斯有国，不如是，不足以为治。

（《政首赠何子元参政》）

窃闻孔子曰：“臣事君以忠。”程子曰：“至诚事君，则成人臣，至诚事亲，则成人子。”忠诚也，臣子之本也。古者世禄而不世官，必才德可用，乃任以事。

（《忠诚堂记》）

这两则论政的话，虽多为引言，但反映李东阳的观点，事君以忠，牧民以食，都不是新观点。但如何忠，如何食，则是制定朝政的理论基础。首辅的职责，就是围绕忠君与牧民两大问题，制订出易于操作的政策来。李东阳善于提出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比之杨士奇却是稍逊一筹。

再看李东阳谈文学：

夫所谓文者，必本诸经传，参诸子史。而以其心之所得，口之能言者发之，然后随其才质，有所成就。苟徒掇拾剽袭于片语只字间，虽有组织绘画之巧，卒无所用于世者。

（《瓜泾集序》）

有记载之文，有讲读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赋咏之文。记载尚严，讲读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赋咏尚富。

（《倪文毅公集序》）

前者谈文章之道，后者谈文体之别。皆言简意赅，明明白白。李东阳是儒家血统，观点不求新，但求浑厚一气贯之。

大凡文人出身的政治家，有大学问而无大气魄，有大视野而无大胸襟，有大思路而无大办法。这就是为学问所囿的缘故，设若能打破经籍藩篱，便能入无人之境了。

李东阳不打破藩篱，所以，碰到刘瑾这样的奸凶，武宗这样的昏君，他便表现出束手无策。退休之后，他用心编了一本《燕对录》，记录他与孝宗在一起论政时的情景。孝宗每次召见他讨论何事，发表何种观点，他都记载详细。言语之间，对孝宗充满了崇敬之情。我想，这本书的编辑初衷是因为他对武宗太失望了。依他的性格，断然不敢对武宗有所指斥。于是，就对前朝皇帝表示敬慕，这种曲折的做法，便是典型的文人。

正德十年（1515），在孝宗去世十周年忌日，六十九岁的李东阳又写了一首《五月七日》：

解组归来已白头，几从天路想神游。

端阳过眼仍三日，旧事伤心更百忧。

寝庙衣裳云气冷，泰陵松柏雨声秋。

乾坤俯仰余生在，隐几无言只泪流。

对明君的怀念隐藏着对昏君的失望。第二年，七十岁的李东阳在北京的寓所中去世。赠太师，谥文正。虽然倍及哀荣，但此时的朝政，在武宗的胡闹下，正一步步滑向深渊。

2008年6月5日至7日于闲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