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但他出生在北京。因他父亲是军人，驻守北京。在明代，这种情况叫“戍籍”，即我们通常说的军人子弟。李东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传说他四岁时就能写径尺大字。景帝想见见这位神童，便让太监将他领进皇宫。因门槛太高，他迈不过去，太监取笑说“神童脚短”，他当即回答“天子门高”。景帝听说后非常惊讶，将他抱在怀里，赐他果钞。稍长后，又两次召他进宫讲《尚书大义》，皆称旨。景帝亲自批条子，让他入京师学堂入读。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考中进士。他顺利地被选拔为庶吉士，接着当上翰林院编修。他考中进士的当年，英宗驾崩，宪宗继位。宪宗也很赏识他的才华，亲自选拔他为侍讲学士。在经筵上，宪宗对他的讲课很满意。当太子确立后，宪宗又任命他充任东宫讲官，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孝宗。

李东阳少年得志，但中年并未显达。在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里，他的官阶只到五品，且一直待在翰林院充当讲官，从未外任。中国历史中的多半朝代，凡任宰相者，一般都担任过封疆大吏，干过实际的行政，对世俗民情了解深刻，掌管全局后，便不会发生“纸上谈兵”的笑话。但明代则不然，担任内阁首辅的人，很少从封疆大吏中选拔，倒是都有“帝王师”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太子当老师比给皇帝当老师更重要。因为，太子一旦登基，立刻就会起用东宫旧臣。在明代，因为充当东宫讲官后而成为首辅者，不在少数。前面写到的杨士奇是一例，李东阳是一例，兹后的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范例。

弘治五年，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溥以诏敕繁重，拟专设阁臣一人统管。宪宗同意，并拔擢李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管诏敕。李东阳的书法与文章，在当时已名满朝野。应该说，徐溥的这一建议，是专为李东阳度身定制。就这样，四十六岁的李东阳在他的仕途上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如果说，此前的二十六年，李东阳在官场上是“小步走，不曾停”，此后，他便是“快步走，超常规”了。四十九岁时，他得宪宗谕旨参与内阁机务。也就是说，他对朝廷机密大事有处置权了。五十二岁时，他被晋升为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仅仅六年时间，他从五品官升至一品，已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但是，此一时期内，李东阳的政绩与他的名望似不相符。相反，他还是文人心态，缺乏政治家的那种坚毅与大气。四十九岁时，应该是他官场腾达之时，他却写过这样一首诗：

醉乡天地本来宽，万事无悲亦不欢。

四十九年醒是醉，醉时翻作醒时看。

（《一醉二首》）

徘徊于醒醉悲欢之间，看不出担当，也看不出忧患。李东阳有点“大隐于官场”的味道了。不过，弘治十七年，因为阙里庙的重建，李东阳奉命往祭。回到京师后，将沿途所见写了一封奏疏上报孝宗，倒是表现出他少有的清醒与责任：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啙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径，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此，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遇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李东阳在当朝被誉为文章圣手，一生写了许多章疏与美文。但我认为，上面这篇奏疏是他写出的最好的国情咨文。仅此一篇文章，我们就不能将李东阳视为文人，他仍是忧患在胸的政治家。通过这篇文章，我们约略知道孝宗执政十七年后的社会现状，各种矛盾的潜伏与暴露是多么可怕。历史上称孝宗为“中兴之主”。中兴之下，社会各种势力犹如此尖锐对立，以致酿成武宗一朝的内忧外患，后来当政者岂可不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