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界愚公

陈学璞

先秦《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故事，传颂不辍数千年，20世纪40年代在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著名演讲之后，愚公更是成为国人仰慕的英雄形象。然而，时过境迁，在人欲横流的年代，愚公形象被颠覆，愚公精神被解构，北山愚公似乎成了被戏谑的愚人，河曲智叟似乎成了识时务的智者。

2009年10月我得到严风华先生赠予的长篇散文《一座山，两个人》，读完陷于沉思，几度提笔，想写点文字，却难以成文。兔年新春，万木葱茏，几度思虑，才有感而发。放眼文界，竟有这等愚公，离开大都市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自讨苦吃，跑到穷乡僻壤，爬上荒山野岭，自掏腰包建一山居陋室。他舍弃工休时间，几乎月月上山，“八年抗战”，耐得寂寞，与一位山野之地的孤寡老人为邻，形同父子。从而孕育了脱离世俗的情感，冥思苦想，文字“裸奔”，将世态炎凉、人生坎坷、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不要说我们这些城里的文化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当地小镇人也一度嘀咕这个南宁仔进山到底想捞什么。

《一座山，两个人》曾写到晋代的陶渊明和清代的徐霞客。陶瓮有名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徐霞客风餐露宿，孤独前行，一路横遭打劫，恶疮染身，衣衫褴褛，神形枯槁。然而21世纪的大环境与中国国情已不可能再出现当代陶渊明和徐霞客。即使是书中专用一节叙述的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也不能简单地与《一座山，两个人》类比，毕竟中外作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存条件。正如严风华所言的：“我明白，我不能跟梭罗比，不能跟《瓦尔登湖》比。”《一座山，两个人》淋漓尽致地渲染了“我的乡野情节”。“能始终缠绕我心的，是逍遥野乡，结庐为舍，图个自在。”作者自称是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他越来越向往日子的单纯与安静。希冀踏入野乡，远看小山孤立，田野芬芳，村舍隐现，炊烟散漫；近见清溪蜿蜒，灌木丛丛，蜂飞蝶舞；钓叟移舟去，村童跨犊归。严风华能够这样别出心裁、坚持不懈地苦苦寻觅一种另类生活场景，绝不是他天性孤僻，也不是沉迷于昔日的田园牧歌，而在于他察觉到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在于他没有割断民族传统和农业文明的根，在于它对作家内涵的诠释，在于它顽童般的愚公情结。作者坦言：“那座山，还有山里的老伯，不知用了什么魔力，这般招引我，**我，我也竟然这般的痴迷，完全失去了理智。”

作者的“愚”还体现在他的与众不同的创作观。当下为金钱而写作，为出人头地而写作，为光宗耀祖而写作，至少也要为自己活得光鲜一些而写作，正在一些媒体大行其道。作者却在与列车长的对话中反思：“作家其实就是没事找事，净想一些别人不想的事情，然后等人家睡着了就开始自己折腾，折腾完了就以为把世界上的事都看透了，然后就变得心高气傲，目空一切，谁都看不起，谁都敢骂。”这对文界那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智者”，对那些故作高深，卖弄机关，满纸矫情的“伪散文”，可以说是当头棒喝。

当一部优秀作品问世之后，人们会提出疑问，作家创作的才华和灵感从何而来？严君用的是笨办法，挖一口深井，沉到最底层最平凡最朴实的老百姓中去，与他们一同生活，同命运同呼吸，力求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在原生态的生活中吸取营养，从而增长了才华，激发了灵感。以对老百姓的真诚获取真实，以真实渗透真情，以真情赢得读者的真心。

《一座山，两个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和描写中，展示了生命的真谛，民生的艰辛，人与自然的博弈，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看似孤独却蕴含博大的灵魂和看似愚钝却大愚若智的才艺。

结论是我们只能辩证地看待古代的愚公，看好文界愚公严风华在新世纪头十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文本——《一座山，两个人》。

（陈学璞：广西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