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教育文化现象本身是人类生命群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对教育呈现出某种需求的现象。

教育文化既是人类历史的，也是人类现实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的，也是人类生命个体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区域的，也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阶层的；既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

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是历史的必然。

在本章第二节、第三节人为地把东西方人类历史的发展切成了两大段（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阶段历史和第二阶段历史），从中选择六个方面的要素，作了陈述与对比，然而从系统论的角度，缺少了1500年到现代这段历史六方面要素的陈述对比，从系统理论上讲，得出结论似乎不够严谨科学。然而，之所以不再专题陈述对比1500年之后的这段历史（姑且称之为第三段历史），一是前两段历史的发展已经构建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基本框架；二是第三段历史可以认为是在已经形成的教育文化框架内的教育践行、丰富与充实。因此，有理由坚信前两段历史铸就的教育文化总体构架的清晰性与可信性，加之以第三段历史的教育文化实践为佐证，我们能够从本质上把握东西方教育文化及其特点。

为了清晰地把握结构，突出要素对形成教育文化本质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将六要素分为四个作用，即经济类型作用；政治文化类型作用；宗教与科学技术作用；战争规模与频度作用。以这些作用，探讨其与人类生命个体建立的“关系”，进而在人类生命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发挥对人类生命个体现实经验关系记忆累积的作用及其方向性的形成，即教育文化的形成。

经济类型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西欧的经济类型，虽然也是在农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庄园经济，然而，庄园经济类型同我国小农经济类型有着明显不同。

人类生命个体同其他生命个体一样，首先立足于生存。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了人类生存追求方式。从我国前两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农业革命之后，就奠定了我国坚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即使在我国商品经济随着农业相对较快发展的第二历史阶段，由于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我国农民依然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与“土地”建立了重要关系或优化关系。尽管商品经济在我国第二历史阶段有强劲的历史需求，但没能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甚至是限制、压制、鄙视，使得商品经济没有像农业经济那样得到人们的重视，商品经济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让农民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的关系态长期受到局限，致使他们在生活生产的社会实践中，进行长期的、年年岁岁的重复，他们的现实经验关系的累积，充其量是有关农业和畜牧业的低层次的经验技术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经验。农业革命之后，虽然农业和畜牧业等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没能够有效促进人类生命个体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不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因此，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缺乏优化农民生命个体关系态建立的要素，所以自给自足的经济极大地限制了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也限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长期固有的经济类型，极大地限制了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丰富关系的可能性，必将导致其建立现实经验关系的陈旧性、简单性与封闭性。与此同时，由农民建构起来的生命系统，其内生追求生命最优的动力机制明显不足，只满足于追求低层次的生存与物质上的相对最优，而文化上略显低俗化。农民更多关注饲养牲畜和栽培植物的实践知识，关注乡里乡亲、友好邻居的交流来往，如传统节日、婚丧等事项。低俗化，一般说来由第一类教育即可完成，而不需要第二类教育。这样，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对第二类教育的需求度明显降低。更由于经济对教育的垄断作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社会，也无力支撑第二类教育及其发展。即便是极少数相对富裕的家族投资第二类教育，也多以“土地”为支持方式，如义塾田、膏火庄田、书灯田等。又由于当时以农耕为主的土地生产财富的局限性，也较少投入到科技教育或支持科技发明，更多开展迎合社会对儒家经典文化的教育。

然而，我国在第三历史阶段，特别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却小心地避免向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战。”依然坚定地维护农业经济地位，然而，“发人深省、颇有意义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20]清朝乾隆皇帝面对西方的通商使者“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十三）。除此以外，国内即使发展商业，也给予强大的约束，“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以行会头领为首的地方行会。但是，这些行会头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21]因此，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是我国主导的经济类型，一直没有进行根本的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探索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向与道路，加速开启工业化革命进程。

西欧的经济类型，虽然也是在农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然而，庄园经济类型同我国小农经济类型有着明显不同。

一是庄园经济随着第一、第二历史阶段的发展，农民没有长期稳定地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即可以流动起来。一方面，使得农民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更加丰富，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获取的现实经验关系的累积更加丰富多元，有利于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另一方面，庄园主与其对外开放的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也更加多元，庄园主在管理的实践中，为了追求其生命最优，必将对庄园生活、生产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优化，即将积极主动探索新技术及积累更多的现实经验关系。因此，庄园经济内生发展的动力要高于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一经济结构体系相对我国经济类型具有开放性。

二是随着庄园经济发展，商品贸易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由此带来城市的崛起，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商品贸易经济类型给生命个体对外开放的结构系统将注入更多的多元要素，即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丰富的关系态，以此带来生命个体丰富的现实经验关系记忆的累积。当然，新关系态的建立也不可能立即产生经验关系，甚至虽然能够建立关系，但是短时间内很难转化为经验，或永远产生不了经验。然而，一旦产生了经验，建立的关系一般是长久的、牢固的。因此，丰富的关系态，是丰富经验关系建立的基础，而丰富的经验关系——知识，为形成教育文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商品贸易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崛起，城市文化快速形成。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比，城市更容易聚集各类优秀人才，不仅物质条件优越，如住宅、商场、交通等，而且精神文化也更加丰富，如剧场、广场等。由此带来市民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丰富多元的关系态，更易累积生命个体高雅的现实经验关系——通过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文人学士等的传播，即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一般说来由第二类教育完成。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然而，商品贸易经济的发展也为第二类教育的持续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又由于商品贸易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寻求提高生产效率，或降低劳动成本。至此，社会各基层更加重视第二类教育的实用性——科学技术与应用管理。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即是有力佐证。

从西欧第三阶段历史来看，或者说从文艺复兴之时，商品贸易经济类型已经是西欧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商人从中获取大量利润；与此同时，商人为获取更多利润，一方面实现经济扩张，建立国内外市场，“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22]另一方面促进工业发展——工厂通过改进、发展、创新技术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再一方面，促进海洋知识（如海风气流系统）、航海技术、军事装备等发展，为海外扩张提供了保障。经过一系列与商品贸易相关的建设、发展、创新，西欧最终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人类本性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型，有助于人类生命个体建构丰富多元的关系态，寻求以生存为基本保障的物质利益方向的追求构建关系态，进而追求较高的生命最优化。诸如，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对文化、艺术、技术等的兴趣、需求与支持，极大地推动各类文化的发展。如达·芬奇等人是意大利商品贸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艺复兴的产物。

政治文化类型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我国虽然有历朝历代的更迭，但是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和主流的儒家文化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西欧思想文化的根基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西欧政治与思想文化体系非常契合，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奠定了西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政治文化作用，主要从国家政治与文化两大方面来讨论对教育文化的影响。从我国前两个阶段的政治来看，我国是长期稳固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其核心是皇帝制度，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国家的管理实行郡县制，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其对人口的管控；从国家的主流文化看，我国主要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历史证明，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我国虽然有历朝历代的更迭，但是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和主流的儒家文化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使有些变化，也是完善、发展与补充。

其实，从儒家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可窥视到儒家文化（包含道家文化）的起源——类比自然界运行规律，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文化从人类本质属性积极的一面论证人类社会有序管理的合理结构——“纲常伦理”结构。“纲常伦理”社会结构系统，在“天人合一”思想建构下，追求社会管理的宗法结构，类比自然界的有序包容，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以期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建设，进而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以人伦为中心，实施其“纲常伦理”教化，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简言之：个人服从家庭，家庭服从皇帝。通过科举选士，一方面通过考试内容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将人类精英个体——社会管理人才，选拔到社会管理层，实现其长期统治。

我国这一政治结构和文化现象，使每个人类生命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进入形式化、制度化的“纲常伦理”结构体系中，在儒家固有的“纲常伦理”精神文化世界，其生命个体与其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的关系态，特别是处于结构系统中十分重要的成年人要素的关系态，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应有的生命灵性的尊重（迁就、溺爱不是尊重）。“纲常伦理”精神文化，伴随我国人类生命个体成长的整个过程，即从生命个体与其家庭成员要素关系态的建构、与学校教师关系态的建构、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与领导或资深同事之间的关系建构，生命的灵性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生命的整个过程始终存在着固有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生命个体抑制关系；只有在同伴之间、在与弱势的同事之间或自己处在强势的关系态一方，自己生命灵性才得以充分展现。如家长作风、官本位思想、理论权威、师道尊严、听不进不同意见、“一言堂”等，即为对生命个体灵性不尊重的种种表现。这一结构体系，除构建了社会运转的有序性——层级次序外，客观上造就了“崇拜过去”“崇拜权威”，助长了“官本位”的思想和以“老者自居”的意识存在。因此，我国的“祖先崇拜”文化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崇拜过去”“崇拜权威”及“官本位”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依然难以动摇。所以，“师道尊严”“师徒如父子”等不符合教育本质关系的观念，在教育领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我国第三阶段（明朝、清朝）政治文化，其实质依然是第二阶段的延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文化专制空前强化，科举取士更趋僵化，1905年科举考试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文化呈现新气象，但儒家文化依然是世俗社会主流的文化背景！因此，传统儒家文化依然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当前，我国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对于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是，万众创新的基础，应尽快变革我国陈旧的教育文化，推动社会及教育领域形成新的、有利于生命个体创新动力的教育文化。

西欧政治文化。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西欧政治的演变过程，不管是在城邦时期，还是在松散国家的庄园时期、等级君主或君主专制时期，人们都能感受到国家政治的两个特点：一是公民大会类组织的存在；二是法制建设及陪审团类组织的存在。而西欧文化在第一阶段历史结束之后，虽然进入基督教文化时期，但基督教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与古希腊文化完全脱离，或者说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或保存了古希腊的文化，因此，才有文艺复兴发生的可能。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西欧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可以感受到西欧政治与思想文化体系也是非常的契合，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从而强调了个体价值、强调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奠定了西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这一思想政治文化体系，在教育上有利于人类生命个体确立以自身为核心积极主动构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生命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建立固有的抑制关系，而更多的是其第二结构系统要素为生命个体提供优化关系，至少是一般关系，人为的抑制关系较少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当然涉及安全类等要素关系的除外。较少抑制关系的建立，对生命个体本质属性灵性的束缚自然就较少，因此在教育上有利于生命个体在学习思考、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打破原有的经验框框，探索建立新的关系体系，获取新的经验关系，以此有利于丰富人类新经验关系的累积，即新知识的累积——原创知识。

从西欧第三阶段的历史或者从文艺复兴开始，追踪其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足迹及其成果，我们便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原创知识的存在。譬如，西欧的“三大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及“三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政治革命，以英国《权力法案》确立的国会至高无上为基本原则；美国以《独立宣言》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法国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利中……”“三大革命”增强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广大知识分子对社会及自然界的理性思考，当然，也带来了对宗教文化的再思考——宗教文化改革。虽然多数哲学家、社会学家及其知识分子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但是他们理智地选择了与实验和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自然宗教——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以干涉。”[23]所以西欧第三阶段历史，在政治上产生了以洛克的《政府论》为代表的政治契约论及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理论，论述了社会管理的正当性，推进了西欧的政治革命进程。

宗教科技类型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总的来看，宗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推进了我国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并在科学的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相对于我国儒家文化而言，基督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宗教科技类型作用。前面已经讨论了我国的历史发展依然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宗教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始终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尽管如此，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在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炼丹实验，由此炼丹士将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合起来，发明了火药。唐初孙思邈的“内伏硫黄法”即最早的火药发明。宋朝对道教极力提倡，促进了指南针的改进与使用，发明了“地螺”，用磁针确定地磁南北极方向，用日影确定地理南北极，到1125年，指南针用于航海。除此之外，道教对医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我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哲学和艺术上表现的较为突出。

在科技的传播上，唐朝人印制佛教经文推动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宋朝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大大节省了人力，缩短了出书时间。耶稣会对在我国传播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耶稣会会士传播宗教信仰是他们的主要任务。由此，总的来看，宗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推进了我国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并在科学的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第三阶段历史明朝中叶之后，道教衰落，清朝统治者重视佛教抑制道教。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思想的兴起，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及基督教会传入我国，原有宗教受到冲击，科学技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西欧宗教与科学技术。西欧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然而基督教文化是崇拜上帝，不断扩大上帝的选民，因此鼓励人们从事探险活动，征服未知世界，不仅体现在西欧的探险活动、殖民扩张上，还体现在对自然界及宇宙的探索上。坚持精神世界服从上帝，世俗社会救赎人类的主张，因此认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受上帝支配。由于基督教特有的文化现象，所以尽管基督教在历史上对科学也产生过阻碍作用，对科学家进行迫害，但是，有许多基督徒依然成为了自然科学家。应该说，相对于我国儒家文化而言，基督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当然包括人类的始祖。因此，天体运动规律等自然现象，均体现上帝的意志。如果人类弄清天体运动规律，就能洞察上帝的意志。由于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上帝创造的宇宙自然也是完美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众多基督徒在探索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所构建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众多理论假设，并在人类生命个体所能够认识的条件下，丰富了人类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之间关系的认识。或者说，由于相信“上帝”的存在，使得人类生命个体在构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的过程中，遵循“上帝”创造的某种简约与完美的规律，指导生命个体对其建立经验关系的预判，加之基督教徒人道主义伦理的要求——“劳动就是祈祷”，使得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实践经验关系，实现其对“预判经验关系”的验证。诸如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罗吉尔·培根建立了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体系，得到了伽利略天文观测的支持。从人类历史来看，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在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上帝”都给予了“关键支持”！这一“关键”，都是人类在认识陷入困境时，或依据“上帝”完美的理论找到归宿或启发。

在第三阶段的历史中，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极大地推进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革命的进行。西欧在科学及工业上实现了快速发展。科学革命，以哥白尼为代表证实了地球绕太阳旋转，太阳是地球的中心，否定了托勒密传统的地球中心论；伽利略以发明的望远镜，通过观察以经验支持了哥白尼；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对天体运行给予了革命性解释，揭开了天体运行规律面纱，“自然界好像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24]；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年）发现了物质守恒定律，李比希发现了化学肥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论；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等。从此，奠定了诸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理论科学。

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改进为标志，极大地推动了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工业化进程。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互为推动作用，如科学家对煤的研究与开发，提炼出“数百种染料、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25]；工业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纺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染料的研发——珀金发现了合成染料；纺织机、铁路、汽船、炼铁。与此同时，电影、电灯、电话、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等领域理论和技术也得到了突破。

其实，近代计算机、移动终端通信、3D打印等技术在西方社会率先发明与应用，无不证明人类新的生命个体的无限潜能的存在。当然，当人类生命个体与对自然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如果无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时，自然界与人类生命个体建立的关系，也将发生转化，即优化关系、正向关系可能转化为抑制关系或负向关系，因此，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兼顾自然界的承载力，否则人类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在消灭人类自身！

战争规模与频度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纵观世界人类历史进程，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朝代更替时期，其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发明都要好于朝代稳定的中后期。

西欧文明的历史，也是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实现其发展与进步。

纵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基于人类生命个体本质属性的需求，当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进而追求生命最优。因此，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人性使然，不管是内部战争还是对外侵略战争，不管发动战争的一方怎样掩饰，其实就是生命个体或群体追求未来的生命存在或生命最优。

“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导致人类生命群体未来存在的危机，由此引发内部群体战争；或由于群体外部追求生命最优，实施侵占掠夺进而引发的外部战争。不管是内部战争还是外部战争，其作用必将唤醒昏睡状态下的生产技术，当然，外部的侵略战争，除唤醒内部的技术外，还将带来内部不曾建立或不知晓的现实经验关系，即新知识、新工具与新技术，由此推动实现人类学家们称之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因此，讨论战争的规模与频度有利于发现人类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经验关系的活跃程度，以此促进人类生命个体为其确保生命存在或实现生命最优而积极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现实经验关系，由此必将涌现出人类优秀的生命个体发现新的现实经验关系，发现、发明新的技术，制造新的工具。

纵观世界人类历史进程，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朝代更替时期，其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发明都要好于朝代稳定的中后期。

西欧文明的历史，也是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实现其发展与进步。众所周知，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从约公元前20世纪至前12世纪，爱琴文明伴随着战争，先后形成克特岛和迈锡尼文明中心。至古罗马时代，自11世纪至13世纪下半叶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中世纪，查理大帝逐鹿西欧；英法百年战争；文艺复兴至20世纪，英吉利海峡海战；三十年战争；英国内战；英法海军大战；俄罗斯北方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与传播。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当然，大规模、不停息或过于频繁的战争也不利于新思想、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那么，有没有能够替代战争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媒介？

历史证明，适度规模、频度的战争确实有利于唤醒长期稳定的、单一的、缺乏活力的现实经验关系停滞不前的重复，但是，必须承认，战争的另一面对人类现实的部分生命个体不仅在物质上，而且还在精神上都将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需要找到这样一条途径：不通过战争而又能够唤醒生产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创建一个“高度有序信息流的开放体系，实现信息流转化为实际需要的自驱动发展”。

然而，高度有序信息流的获取及其现实转化是其关键，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命群体中的不同生命个体追求生命存在或追求生命最优的需要。如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的起飞’……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已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产生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却无人知晓的现象的一个例子”[26]。二是保持生命群体成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键关系、重要关系、优化关系的需要。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呈现加速状态：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等，都充分体现了一个群体组织或国家成为关键关系、重要关系、优化关系（以下简称“三关系”）一方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群体——国家或地区组织不具备保持成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三关系”的需要，这个国家或组织的信息流就难以称之为“自驱动”。早期的苏美尔文明的衰落、中世纪的中国农业文明的衰落及20世纪苏联突然间发生解体，可谓是“自驱动”不足。若要充分保持“自驱动”的动力，就要像前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告诫美国同胞时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以变应变”[27]。

通过经济基础要素、政治基础要素、文化基础要素、宗教基础要素、科技基础要素及战争规模、频度及破坏性六要素，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的分析，我们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本质作如下理解。

我国的教育文化，以追求人类生命个体获取知识积累或某种技能为目标，以适应“科举”需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生命个体考试成绩，因为其考试成绩是生命个体更好的“升迁”通道或是最具有“选择”条件的要件。“通道”或“选择”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其实现“光宗耀祖”的阶梯。当前，考试内容已经从1911年前单一的儒家经典，扩展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存的局面，但是以追求人类生命个体获取知识积累为目标，实现为其家族“光宗耀祖”价值趋向的教育文化，却没有太大的改观。

西方教育文化已经从单一追求生命个体获取知识、思维或某种技能为目标，转向追求以人类生命个体为本位的“健康生长”为趋向，以实现人类生命个体未来幸福生活、生存及作为社会公民对社会履职的需要。因此，西方教育文化从学校环境、建筑等布置上更追求“人天合一”，在班级授课基础上追求“小班化”个性教育和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教师的课程选修，以满足学生兴趣或“灵动能力”差异的需求，即努力实现以学生生长为中心的教育文化。

综上讨论，可以看出，教育文化现象本身是人类生命群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对教育呈现出某种需求的现象。因此，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类生命群体对教育的某种需求既有联系也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同一生命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的某种需求也可能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教育文化既是人类历史的，也是人类现实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的，也是人类生命个体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区域的，也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阶层的；既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既然如此，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