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校建筑管理概述

一、学校建筑的历史与意义

作为名词的“建筑”广义上是指建造房屋、道路、桥梁和一切设施的人类工程。而狭义的建筑就是指房屋。房屋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维系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住”乃其一。建筑给人们提供最基本的劳动和生活场所，保护人们的安全，在当代，建筑还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满足人们文化需要和审美需要的功能。

像其他人类自觉的集体活动一样，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从事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要为学习团体提供选择方便、安全、可以得到庇护的场所，这就是教育建筑。学校建筑具体是指学校地面上建设的房屋、走廊和其他附属物如运动场地、看台、讲台、露天游泳池、花坛、亭阁等。

学校建筑不仅是教育活动的载体之一，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微观标志，它从侧面反映了在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条件下教育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经济和建筑技术的发展水平。回顾历史，学校建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没有特定学校形象的阶段、具有标准形象的阶段和多样化形象发展阶段[1]。

古代农业社会最初的学校教育活动并没有与特定的学校建筑联系在一起，它们被描绘为一名教师与几个学生聚集在一起讲学，这一时期学校的学校学生人数少，内容上无规范，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地点，所以后世研究者们在描述这个时期的教育活动时，多说明它们是在开放的自然环境中悠然进行的。[2]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面向统治阶级子弟的教育由官府或显贵人家自己组织，学校建筑基本是因地取材，利用官府、私宅、庙宇、宗族祠堂等房舍作为教室，没有特别的要求。16世纪班级授课制出现以后，有组织、成规模的教学活动出现导致专门的学校建筑开始出现，但是由于民间团体和个人是学校投资主体，政府对学校建筑标准没有规定，学校建筑的形式、风格要受投资人的意愿、当地的文化观念、建筑习俗、能够获取的材料以至气候等因素影响，所以学校建筑在一个地区有些许相似性，但是绝不雷同。比如，从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和北美国家部分地区学校教室的前面墙上就安装上了用粉笔写字的黑板以适应较大班级集体授课的要求，但是教学房屋的建筑形式并没有统一要求。

20世纪初叶，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完成了义务教育立法，政府承担起建立和维持基础教育学校的责任，因此对于学校建筑的关注日益增强。这个时期的学校建筑受到教育上的标准化和建筑标准化运动的影响，逐渐走向定型。这一时期，西方教育界逐渐接受了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不但使得课程内容、教学和形式标准化，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也日益走向标准化，以便增强其精确性、可控性，提高资金投入的使用效率。建筑的标准化来自注重经济、注重实用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这一思潮主张，要坚决抛弃历史上建筑风格的影响和束缚，建筑师要向工程师学习，从工业产品设计中发现启示。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1923年出版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给建筑下了一个新定义：“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派建筑师强烈关心与建筑有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功能大于形式”的命题，提倡设计结构上要简洁，不要装饰；他们主张建筑要与工业社会提供的条件同步发展，要在建筑中发挥现代材料和新技术的作用。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20年里，产生了以德国德骚市包豪斯校舍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学校建筑，它的特征是平屋顶、长外廊、突出的楼梯间和灰色的外墙。这种风格的学校建筑在追求经济、效率的价值取向方面有其历史功绩，但是它在造型和空间设计上的机械、刻板，缺少人性气息，容易生成窒息的氛围。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现代教育思想和建筑思想催化下，学校建筑风格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现代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变化主要是在教育目标上由培养规格一致的学生向培养具有鲜明个性和创造能力的学生转变，使学生不仅掌握知识、学会学习，而且热爱学习，体验学校生活的快乐；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由注重教师的“教”向同时关注学生的“学”发展；课程建设由单一的学科课程向综合方向变化，为学生在学习中参与多样性活动创造条件。建筑思想的变化主要是突破了现代建筑单调的“方盒子”的一统天下，开始向多元化发展，这种趋势目标指向建筑的个性以及建筑与环境的和谐一致。芬兰著名建筑家阿尔托在20世纪30年代就主张建筑要“人情化”，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将自己的建筑思想称为“有机建筑论”，他提出建筑要与自然结合，总的来说，现代建筑“以人为本”的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弘扬个性的探索，与现代教育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些变化不仅要求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要变革，作为教育硬件的学校建筑也要随之发生转变，于是学校建筑的多样化、情趣化特征开始出现，不仅为学生学习创造适宜条件，还为他们创造温馨的生活环境。学校建筑历史说明，学校建筑是与社会、教育同步发展的，在现代，甚至在局部上是超前的，它以物化的形式体现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建筑风格的改造是学校开放性的反映，教育系统不仅要从经济发展汲取营养，还要从其他领域汲取新鲜思想。建筑是当代工业科技发展中最具有人文气息的社会活动领域之一，因此教育管理者在规划学校发展中应当注意学校建筑的教育和文化功能的演进，以下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学校建筑对师生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激发功能得到提升，对学校教育活动变革的影响日益明显。教育建筑作为一种物质形式，对于教育活动和观念的选择具有约束作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教育教学模式发展的桎梏，学校建筑的形式和格局一旦形成，就有了相对独立性，制约着后者的表现。比如在传统分科课程体系下，与之相配合的教室建筑就是按班配额的普通教室加上几个有数的专用教室。这种教室体系一旦形成，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心目中的课程系统得到强化，条件意识使得他们在考虑课程建设时首先的反应是“某某教室是做什么用的，所以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对于需要教室资源较多的分层教学、综合活动课等教学改革就可能产生不自觉的抵触。而当代的学校建筑设计中提前考虑到未来课程的发展，教室数量和规格上留有一定的余地，甚至出现开放空间教室，这就不仅给教育活动以宽阔空间，更给教师和管理者心理上留下了创造的空间，从办学条件角度看，新教育观念和新经验可以更顺畅地获得“准入权”。

第二，学校建筑日益成为新的社会观念的传播工具。学校的管理者和建筑专家合作，接受和实践着新的社会观念，而新的建筑设计反过来影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和社会理想。比如20世纪末期，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尊重和善待环境的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新的学校建筑就通过利用再生材料、中水利用、扩大自然光在教室中利用的范围等措施反映了这种理念。

第三，学校建筑传承、宣传、创新文化的功能日益明显，对学生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建筑是凝固的文化，它把历史的因素、人际关系的因素、美的因素都浇注和雕刻在外形、结构和材料之中，通过建筑的外部形象、功能的发挥、内涵的阐释而不断地教育着学生和教师。“乡土文化”在学校的建筑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代表学校历史和区域文化特点的建筑布局和单体建筑保存和丰富了地区的文化，成为一个地区文化的亮点。

总的来说，在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学校建筑的原始使用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时它的伦理功能、审美功能和深度教育的功能受到高度重视。

二、学校建筑管理

在多数学校建筑的文献中，“学校建筑管理”这个概念没有独立地位，只是大致依从建筑学的体系被称作“学校建筑规划”。台湾学者汤志民认为，“学校建筑规划系以教育理念、学校环境和建筑条件为基础，以人、空间、时间和经费为基本向度，使校地、校园、运动场与附属设施的配置设计能整体连贯的过程”。[3]从教育管理的视角讲，“学校建筑管理”这个概念描绘了一个更广的活动领域，它包括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学校建筑和设施的整体规划，包括对一所新学校的设计和建设，还包括对建成学校的维护和更新。传统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建筑的管理的责任目标基本定位于“够用”和“安全”两个方面，随着经济和社会进步，学校建筑对“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和更新”、“人格陶冶”、“教育公平”等社会责任承担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所以，学校建筑管理应当包括以下职责。

（1）行政部门依据教育理念和政策，根据对本地区未来生源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预测，规划学校的建筑规模和布局，并制定相关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行政部门对于公立中小学建筑管理要坚持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公平原则。所有政府举办的学校应该一视同仁地享受当时当地能够达到的基本条件，保证每个学生的基本学习权利。学校设点布局要满足本地区不同年龄少年儿童入学的需要，适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第二，与可持续经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政府对于学校的建设投入应当以政府可以长期支持的经济能力为前提，不搞奢华浮夸的“窗口”学校，不建设浪费土地资源的低效巨型学校。否则就会使当地群众和政府背上沉重的税赋和财政负担。

（2）规划区域学校建筑的文化生态。学校建筑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对它的管理不仅要考虑使用功能，还要考虑它的文化功能，要为保护、丰富和宏扬地区文化做出贡献。教育行政部门要与当地城市规划部门协作，根据本地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对管辖区域内的学校建筑的规格、规模、风格及其布局，提出指导方针和可供学校选择的模式，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和地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行政部门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不断规划学校建筑新的标准和范式，为学校建筑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发挥引领作用。在这个方面，新加坡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小学学校建筑规划发展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

新加坡独立之前，殖民政府的公共工程局（PWD，1999年在企业化运动中被编为新加坡工程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就与教育局合作，在以后几十年里，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为新加坡学校建筑发展规划出适宜的模式。1947年，适应初等教育的起步和贫弱的经济基础，政府采纳了十年建校计划，PWD为此设计了只提供基本设施的建筑，每所学校20个教室，狭小的办公室、厕所和开放式的食堂，没有实验室。在以后十年中，随着地价上升，PWD提供的教室设计也由单层逐渐增加到三层。1960年代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年代，缺少物质资源的新加坡大力开发物质资源，增加技术培训和劳动者的创造性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PWD提供了4层建筑的设计和依据各种地形设计的“1960年类型”、“1961年类型”和“1962年类型”等几种基本学校建筑设计供学校选择。1970年代，新加坡教育当局适应人口快速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规划并落实了把学校建在住宅区的建校计划，PWD以组织设计比赛的方式选择了小学P1、P2、P3、P4、P5型以及中学S2、S7、S10、S17等类型建筑方案，扩大了学校建设的选择范围。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这些设计方案扩大了教室、办公室、辅助教室的面积，增加了每所学校的教室数量，为拓展学校内教育活动范围和师生活动空间提供了准备。1980—1990年，为了与新加坡的旅游经济相适应和增加学校的吸引力，同时适应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需要，PWD在“学校建筑新趋势”的主题下展开调查研究，邀请官员、专家、校长和教师共同讨论学校建筑发展的新要求。在新的规划中，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对将近300所学校进行改建和重建，除了增加各种功能的专用教室和活动空间外，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和艺术化也成为重点，赏心悦目、隐含思理、讲究创意成为规划和改建中的重要特点。这是新加坡学校建筑规划和发展的必然归宿[4]。

（3）新建、改建、重建学校的规划和实施。包括校园规划、组织施工、监督与评估。根据我国的管理体制，这个方面的职责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学校共同承担的，但是大型建设规划的审批权在政府规划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实施过程也由政府主管部门主要负责组织和监督，学校主要在技术层面的需要参与讨论，并参与对规划实施过程的监督。

（4）学校建筑的日常维护、修缮、更新。

（5）制定政策促进学校之间建筑资源共享。在现实中，社会可以提供给每所学校的建筑资源是有限的和不绝对平均的，每所学校发展的办学特色也渐渐加大学校间资源占有的差异。为了保证办学条件的总体均衡分配和发挥建设资源的最大效益，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来满足学校的不同要求。资源分享牵涉各个学校的利益，行政部门必须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各所学校都能公平和公正地贡献富余资源和享用其他资源，协调学校之间的关系。

在学校建筑管理的视野中，学校建筑管理的主体是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两个方面，他们是相互合作、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小学教育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要靠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这样也就决定了“公平”和“学校有一定自主选择的权利”是政府对学校建筑实施管理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学校是建筑的使用者和日常维护的执行者，作为促进学校发展的主体和学校建筑的使用者，学校领导者和教师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没有行政管理部门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管理，学校建筑就会陷入盲目性、低水平重复、非公平发展以及浪费等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