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典孕育智慧

对于多数国人而言，教育就是“教书”“教知识”，就是“德、智、体、美、劳”的教育，就是“素质”的培养，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或许是我们对于“什么是教育”所能想出的基本的回答，这些答案或来自传统，或来自领袖话语，或来自对教育的最简单的认识。这些答案的某种合理性自不待言，关键在于，它们是否来自我们内心的思索？我们是否意识到“什么是教育”是一个与我们的教育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我们时常面对的“问题”？

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实践不能止于简单的知识技能授受，也不能止于对现成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的照者搬来，而要更多地依赖于我们自身对教育教学的参与性、创造性理解，依赖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鲜活理念与实践智慧。当我们固守于我们既有的教育理念，甚至是极为有限的那些关于教育的“大话”“套话”“老话”，而缺少智慧的、深邃的心灵撞击时，我们的心底便很难滋生激励我们自身的教育生活实践的鲜活理念。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鲜活的教育智慧来自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开放，来自我们的实践反思，来自我们广泛的阅读，更来自我们对那教育的“源头活水”的吸纳。“一石激起千层浪”，与经典为友，与教育历史上那些智慧的心灵对话，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审视而风采依旧的经典智慧，总让人常读常新，一次次地敲开我们为现实的劳碌而锁闭的心扉，让我们一次次地重新去思考教育教学的基本问题，审度我们自身教育实践中的匮乏。

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提出，“教育非他，乃是心灵的转向”。在柏拉图看来，教育就是引导人们超越于日常感觉世界之上，去追求那真知的世界，追求那使灵魂得以安宁的“至善”的境界，这奠定了古典人文教育关注人的心灵美善的基本精神。他强**育只是促使心灵转向的技巧，这种“灵魂转向的技巧”，“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就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使它转向”，他主张“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他们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就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这意味着教育从根本而言就是或者说只能是诱导的、启发的，而不是灌输的，教育的任务不在注入，乃在导引学生使其自求知识，柏拉图因此而成为“西洋启发教育之始祖”。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功利化诉求日益提高，教育也随之功利化。19世纪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1820—1903）提出，真正的教育的目的应放在人的生活的实际需要上，“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强**育应关照人的实际生活的需要，他把科学和技术性知识引入学校课程，并认为，在教育中“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从而奠定科学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核心位置。

斯宾塞在强**育应当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强**育的实际功能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下儿童生活的价值，从而为教育对儿童所施加的各种压力打开了方便之门。20世纪的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在《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著作中反复言称，教育不是生活的准备，“教育即生活”。“一个人在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在另一个阶段的生活，是同样真实的，同样积极的，这两个阶段的生活，内容同样丰富，地位同样重要。”儿童的生活和成人的生活地位同样重要，现在的生活与将来的生活地位同样重要，杜威强调“教育即生活”，正是强**育应关照现在的、儿童的生活，从而使儿童生活本身的价值在教育中凸显出来，让他们能从当下的生活中得到乐趣，而不仅仅是将儿童现在的生活视为另一种尚无可知或知之甚少的生活的准备。

如果说杜威旨在纠偏于赫尔巴特、斯宾塞以来教育对儿童的遗忘，雅斯贝尔斯在有着丰富人文资源的德国文化传统中，重提教育乃是“人的灵魂的教育”，则大有越过现代教育的功利化趋向，回复到教育作为精神陶冶的本质，他在《什么是教育》中反复谈及，“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我们要想振兴，就必须让教育的内涵超越实用的技术教育和宗教限制”，“专门技术训练将人制造成最有用的工具”，从而坚决地抵制现代社会、现代教育的技术化、机械化对人的心灵的贬抑与压制，反对教育把人变成训练的机器，力主教育乃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试图让现代教育重新回复到对人的心灵与人格精神的关照。尽管知识技能的传授不可缺少，但真正的教育必须超越于此，而上升到培育人的精神、安顿人的心灵的高度，以接近教育的本质。

我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认为“教育者，非为过去，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所以教育不能以一时的事功为鹄的，“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简单地把成人世界中现成的标准强加给儿童，让“儿童受教于成人”，这是旧教育的做法，新的教育应该是“成人受教于儿童”，倾听他们世界的声音。他强**育的独立，“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他以他的教育理念来改造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由一所封建士大夫养尊处优的“疗养院”一跃而跻身现代大学之列。他以对教育的“知”贯穿于他的教育之“行”，及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20世纪最辉煌的篇章。

重温经典，总是让我们不能不一次次地叩问现实，叩问我们的内心，究竟什么是教育？我们今天是在进行真正的教育吗？或者说我们进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呢？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练而不是陶冶居于教育的中心，教育完全不是灵魂转向的艺术，而更多的是人才培养的“加工厂”，教育远离儿童的生活，学生在沉重的负担中看不到生活的目标与意义，学习对于他们而言成了与心灵相隔离的苦役。我们又在何种程度上实践了先贤的理念？对于教育实践中的芸芸我们而言，实际上是先在性地放弃了对“什么是教育”的思考，放弃了思想教育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大家只是在依凭政令、权威话语、习惯、常规来从事教育活动。那么，今天，我们提出，要尽可能多地去接近经典，接近经典的教育智慧，意图在于，以经典来启迪人心，来开启我们自身的教育智慧的门扉，从那里出发，寻找到我们自身对教育的参与性理解和创造性阐释，形成我们的教育智慧之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