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民社会”概念的二重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调在于，它从产生思想、观念这些总称为意识形态的个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这些生产的物质前提出发，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说明。物质生活的生产发生的场所，即商业和工业、生产和交往的“舞台”是市民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是被作为“全部历史的熔炉”[1]，或者“全部历史的基础”[2]来认识的。

这个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不限定于近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它与物质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并作为其交往形态”存在于历史的“各种阶段”[3]。“市民社会包括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内部的个人物质交往的整体。它包括某个阶段的商业和工业的整体”，“在任何时代，都构成国家其他的唯心主义上层建筑的基础”[4]。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注意到，“市民社会这个词出现于十八世纪”，“市民社会本身只和资产阶级一起发展”[5]。这个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近代市民社会或者资产阶级社会）和作为“全部历史的熔炉”的市民社会，它们的意义和内容是不一样的。[6]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这是早就被学者接受的观点。[7]就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也清楚地自觉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两重性：“在相同的名字下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8]

我们有必要历史地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和“全部历史的熔炉”的市民社会的关系。可以说，前者是后者被展开的形态。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历史的“真正熔炉”，形成了国家的“基础”。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国家是某个时期的市民社会整体的总括形态”[9]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国家和市民社会一起，成了它们外部的特别存在”[10]。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独立了出来。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一边形成国家的“基础”一边受到国家“总括”的市民社会进入近代之后，作为市民社会从国家中独立了出来。通过这种独立，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就变得明确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市民社会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物。这样一来，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而言，“市民社会”概念的两重性，实际上可以说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两重性。马克思批判、变革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不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否定，而是继承了通过这种否定的形式展开的肯定的因素，并试图跨越近代资产阶级社会。

2.“交往”概念的范围

市民社会是生产和交往的场所。《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重视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的生产，同样也非常重视产品交换的“交往（Verkehr）”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没有确定“生产关系”的范畴，“交往”概念有被用于生产关系意义的时候，也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时候。[11]《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概念，不能仅仅收敛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它还拥有无法收敛于其中的更加广泛的意义，对这一点的理解很重要。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精神的交往”[12]概念了。

原本Verkehr这个马克思的用词，英文在多数情况下将其翻译为commerce。但德语的Verkehr包含交涉、交流、关系这些意思，比起通常的“交往”，它的含义更加广泛。施蒂纳之前将交往理解为“相互性、交涉（Handlung）、个人的商业（Commercium）”[13]。但是，施蒂纳所理解的交往不是指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相互性，而是“利己主义者的纯粹的个人的交往”[14]，所以正如“圣麦克斯”篇批判的那样，这种交往只不过是互相利用对方的“利用关系”[15]而已。[16]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交往概念理解为施蒂纳所说的“利己主义者的纯粹的个人的交往”，而是作为以产品交换为形式的个人相互活动或力量交换来理解和使用的。“交往”概念的这种用法最早开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出现于赫斯的《货币体论》中。那时的交往概念被理解为不可或缺的“人类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即“个人生活活动的互相交换”、“人类的个人力量的交换”（“合作”概念被认为用于和“交往”同样的意义上）。[17]另外，“精神的交往”概念继承了赫斯《货币体论》中“语言是活的、精神丰富的交往手段”[18]这一主张，这么理解应该是没错的。所以，也许我们能说，就“交往”这一概念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继承了赫斯的“交往”概念，处于他的思想圈之中。

然而，不管是在《行为的哲学》中还是在《货币体论》中，赫斯虽然谈到了劳动这一人类活动的意义，但对社会生活中的物质生产意义的理解却非常不充分。结果是，他把交往的场所看成是“实践的假象和欺瞒世界”的“小商人社会”，把发生于其中的交往看成是以“货币”这个“异化”和“颠倒”的产物为中介而发生的。[19]对于赫斯而言，他没能理解交往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并受其支撑的。毋宁说相反，他认为“人类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并且只要交往受到限制，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被限制”[20]。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物质的生产以及基于此的物质的交往所发生的场所，就是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市民社会。在近代市民社会中，个人的交往以“货币”为中介并受其制约和颠倒，成为“偶然的事件”[21]。但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增大，交往会变成“世界交往”、“普遍的交往”。

3.“个人的力量”的“生产力”

正如前面一节探讨过的那样，在交往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交往是受生产力决定的。对此，赫斯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是生产力决定于交往。这两者的差异来源于他们各自对历史“驱动力”的不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历史的驱动力意义上理解生产力的，而赫斯虽然先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生产力这一词语，但却没有充分地理解它的意义，而把市民社会作为“小商人社会”来把握。

赫斯先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的生产力一词的词源是Productionskraft。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篇，恩格斯开始也使用过Produktionskr?fte（复数形式，也用过单数形式），但马克思在自己的批注里使用Productivkr?fte之后，开始和Produktivkr?fte并用了，之后才统一为Produktivkr?fte的。马克思之所以将Produktivkr?fte作为生产力概念进行统一，也许是因为Produktivkr?fte表现了生产力的动态性格，但如果我们推测这是马克思明确地自觉到了自己与赫斯关于生产力的差异而作出的决定的话，也未必是不合理的。[22]

无论如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在“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市民社会里，被认为是交往的支撑，并“制约”着交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交往形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态不相适应从而带来矛盾的问题。与交往形态相矛盾，并“妨碍”其发展的生产力会转化为“破坏力”。

如上所述，很多人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生产力与交往形态的矛盾，是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式化”中的生产力和交往形态的矛盾相联系的。即使这种观点没有错，笔者也想在这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这种看法进行一番探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被认为拥有通过物质生产所获得的“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的总体”。这样一来，生产力首先是作为“物质成果”这种对象形态来被认识的。但它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同时还包括“自然力”以及生产中的“合作形式”在内。

同时，只要生产力还是生产能力，生产力就是“人类的生产总力”、“每个人的力量”。对象形态的生产力是以之前世代创造出的“生产力的总和”为条件的“每个人的力量”的显现，是每个人的“自我表现（Selbstbet?tigung）”。舒耳茨的《生产的运动》中的“生产力（productive Kr?fte）”概念先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生产力的这种主体性把握[23]，所以我们不能无视他的影响。即使是这样，把生产力看成是各种生产力量的表现的是黑格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并通过劳动理论的展开，进一步发展了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显露来认识的观点。

如果物质交往是以产品交换为媒介的活动的交换的话，那么个人的力量应该会通过交往而得到发展和交换。生产力与交往的“适应”指的是个人的力量通过交往而得到发展。相反，二者的“矛盾”指的是，对象化的生产力异化于个人，成为与个人力量的发展无关的、“完全独立于个人，与个人并行的独立世界而出现”，其结果是意味着生产力以一种“与个人的交往”无关的“所谓物象化的姿态”而出现。

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与交往的“矛盾”，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力数量上的发展（增大）在现有的交往形态下变得难以继续，交往形态成为“桎梏”，还意味着在异化的交往下，个人的力量发展受到抑制，或者在对象化形态的交往下，以“所谓物象化的姿态”出现的生产力的交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交往无法再为个人通过活动的交换或交流而得到的力量发展作出贡献的事实。如果物质交往不再有助于个人力量的发展，生产力就不再是个人力量的表现，反而转化成破坏个人力量的“破坏力”了。

如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与生产力的“矛盾”，指的是在异化的交往下，个人的力量发展受到抑制的事实。这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命题是否是同一个意思，笔者在这里无法直接进行探讨，但这至少能为“序言”命题的理解提供一个提示。

岩佐茂

[1] H.38，38。

[2] H.50，48。

[3] H.50，48。

[4] H.144，152。

[5] Ibid..

[6] 在“圣麦克斯”篇里，除了“市民社会”之外，“资产阶级社会”这个词也被使用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以及《哲学的贫困》里，“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和“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是被并用的。

[7] 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多义性，请参见藤野涉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主义及其逻辑》，青木书店，1976）和重田澄男的《资本主义的发现》（御茶水书房，1983）。

[8] Ibid..

[9] H.148，156。

[10] H.146，154。

[11] 例如，在广松涉版文本的第112、128页，“交往”概念是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另外在第22页，它被用于更广泛的意义。

[12] H.29，29。

[13] M.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S.222。［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下卷，97页。

[14] 同上书，98页。

[15] W.395，442。

[16] “《利用》这个范畴……是从我和别人发生的现实的交往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关系反过来被用来冒充这个从那些关系本身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的现实性。”（W.395，4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80页）

[17] HS.S.330 f。

[18] HS.S.346。

[19] HS.S.333 ff。

[20] HS.S.330 f。

[21] H.136，144。

[2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亚当斯密的引文中，除了使用了“劳动的生产力（produktive Kraft，Produktivkraft）”之外，第二草稿还使用过Productionskraft这个词。关于后者，不仅从其前缀production-，而且从马克思也使用了赫斯用过的Production-来判断，可以说他是继承了赫斯的Productionskraft。实际上，有人推测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阅读了赫斯的《货币体论》，写于第一草稿和第二草稿之间的《穆勒评注》能明显看到赫斯的影响。

[23] 关于舒耳茨的“生产力（productive Kr?fte）”概念，请参见［日］植村邦彦：《舒耳茨和马克思》，106～112页，新评论，1990。另外，根据新MEGA试行版，在第一篇马克思添加过批注的地方，“生产力”的前缀是Productivkr?ft（恩格斯使用的是Produktivkr?ft），和舒耳茨一样，马克思使用的是c而不是k，从这里也能看出舒耳茨对马克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