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施蒂纳类的存在论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为基础，并结合自己的生产劳动观，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ein Gattungswesen）”[1]理论。[2]这是马克思自他的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来，将鲍威尔站在“理想主义”立场上的“自我意识”论进行了本质转换的结果。[3]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始终抽象地议论“人”的费尔巴哈，并且不再使用类存在物或者“类（Gattung）”这样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人类观。关于历史的第一前提，马克思不再使用人类一般，而是开始较多地使用“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这样的概念。而且，在马克思之前几个月执笔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德意志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一观点，在其中马克思提到“人的本质只有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去把握”。

那么，这种变化与施蒂纳的类存在物理论批判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人类观的根本转变，或是对类存在物理论的全面否定吗？

首先，让我们从施蒂纳的角度来探讨。[6]对施蒂纳而言，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类存在物理论，“将我和人完全同一化，捏造并提出我必须成为‘现实的类存在物’这种要求”[7]。并且，根据施蒂纳的思维方式，类存在物理论是一种否定唯一的“肉体”[8]的自我，而去与外部的普遍理念同一化的“理想主义”[9]立场而已。所以，对这种类存在物理论的批判，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个人与世界相互关联中的个别性与普遍性、肉体性与观念性的关系问题。

施蒂纳自己在进行这一批判的时候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对他而言，人是“在混沌世界里找到自己，获得自己”[10]的存在，人对世界的理解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现实主义”阶段、“理想主义”阶段以及“利己主义”阶段。

首先，施蒂纳认为现实主义如果用人生来做比喻，就是人在“儿童”[11]期思考问题的方式，从世界史的维度上看，就是“基督以前的”“古代人”[12]采取的立场。他们的活动是跪拜于“现实事物”[13]的“自然的冲动”[14]，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的行动原则。他们因为害怕苦痛所以屈服于“棍棒”[15]。而且，他们是带着一种“这个世界的所有世俗关系都是神圣的，渺小的他们在这种圣物面前只能俯首称臣”[16]的心情生活的，他们完全是“感性的人”[17]。在这种现实崇拜中，自然和个别的纽带是生活的全部，它们存在于相互的“自我主张的斗争”[18]中。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某种普遍理念认为自己拥有优越于现实事物的价值。

然而，对于理想主义来说，“古代人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事物，是没有价值的”[19]。实际上，在现实主义的现实崇拜中，人不得不苦于外界的支配。另一方面，只要人是寻求从这种支配中“解放”出来的存在物，就会从自身发现打败敌人的“勇气”和“聪明才智”。在这种情况下，人成为了某种“精神”[20]。也就是说，理想主义是对抗外部现实支配的“最初的自我发现”[21]。这样一来，人就从现实崇拜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获得了自律性。

但是，对于施蒂纳而言，理想主义并没有完全褪掉他律性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理想主义也是“对某种理念，即某种精神事物”的崇拜。即使它否定现实事物的价值，却甘愿接受观念性事物，即内在性事物的支配。这犹如“你”认为“精神是你的好的部分”，于是“将自己一分为二，将你‘未来的自己’和精神献祭给其他低价值的支配者”。也就是说，“精神是你的理想，它成了无法到达的彼岸之物”。这样一来，“精神之外什么都不是”的“纯粹精神”变成本来的自我，成了“我非我，我是他者”，是“神”，等等。有可能将人从自然的、现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精神能力或纽带，在这里变成了拥有自立于个人的肉体性，并支配和统治个人的事物。神、祖国这样的理想，即便在面对自然或他国的统治时是有用的，但对个人而言还仅仅是他者而已。并且，对这些理想的信仰，为了自立化的共同利益，会自创出源自个人利益的行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成为自我否定个人存在的内在性他者。也就是说，它发展到了所谓的疑似自律性的地步。

那么，对施蒂纳而言，真正的自律性立场是怎样的呢？他认为，那是不会将实际利益和理想绝对化的第三种立场，即俗称的利己主义。但是，这不是那种“通俗意义上的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冷静的，算计的利己主义”[22]。的确，这种通俗利己主义“既无牺牲性，也非理想（主义）的”。它是“只关心对作为感性的人的自己有用的事物”的现实主义而已。这种利益型利己主义已经被理想主义超越了。施蒂纳主张的利己主义，的确是一种“自觉的利己主义”[23]，它自觉到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以自我为中心，并积极承认这一点。第一，它不从神或祖国这样的理念中寻求自身的价值，“而是发现自己就是这些思想的创造者”[24]。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认识到理念的自立性存在只不过是幻想的立场。因此，第二，它是认识到自我存在的自立性和价值命题的个人主体性立场，即利己主义“不认为事物存在所谓的‘绝对’价值，这些价值只能从我自身去寻求”[25]。可以说，第三种立场是价值观中的抽象地个人自律性立场。

如上所述，施蒂纳抽象地从自律性个人的立场出发，将《德法年鉴》中马克思的类存在物理论批判为理念崇拜。

2.恩格斯对施蒂纳的评价

虽然《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出版引发了一场黑格尔左派内部的大论争，但这场喧哗的闹剧最终没有达成任何观点上的一致就结束了。相反，这场论争带来了黑格尔左派决定性的分裂。在这场论争中，施蒂纳的思想只是被片面地理解，并被认为是应该批判的对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利己主义”而导致的结果。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施蒂纳的思想带有“私欲的利己”性格，是无爱的“利己主义的绝对观念论”[26]。按照赫斯的理解，他的思想是一种基于“小商人的金钱欲望”的“实践利己主义”[27]。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批判对施蒂纳思想的某个重要方面的理解，但是，即使这些批判针对的是他的思想的归结之处，也并非针对其原理本身。即，他所谓的利己主义原理并非是指私欲或者利己主义等等。从理念上来说，这是因为使用货币的市民阶级被认为不是他所说的“自觉的利己主义者”，而只不过是“通俗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而已。并且，作为这种通俗利己主义者特色的“市民社会，不是‘他所谓’的利己主义的所在地”[28]。

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作者之一的恩格斯，首先并且意外地表明了自己一半的善意立场。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之后的11月19日，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他把施蒂纳的人类观和费尔巴哈的“人”[29]进行了对比，而且还联系共产主义进行了评论。但是，他是否漏读了施蒂纳批判马克思的相关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没有论及这一点。

第一，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在认识人这一事物的时候，要“从经验论和唯物主义出发”，必须“从个别事物导出普遍事物”[30]。所以，《德法年鉴》时的马克思在理论上依据的费尔巴哈，反而极高地评价了施蒂纳。也就是说，虽然费尔巴哈的批判方法是把神作为人的述语，但由于他最终还是“从神进到了‘人’”，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人’还带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31]。对此，施蒂纳彻底地主张“个别者”[32]、“经验的肉体的个人”这些其他的“单面性”[33]。当然，“肉体的人”和从神导出的“人”这种抽象的普遍一样都是单方面的，仅仅是抽象的个别而已。但是，对于恩格斯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到达“我们的‘人’”这种具体的普遍，其出发点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根据“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它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34]这一点来判断，就必须是从施蒂纳所说的“肉体的个人”出发。[35]所以，对于恩格斯而言，“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特别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对的”[36]。但是，“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37]。

那么，恩格斯是如何从“肉体的个人”到达“人”的一般的呢？首先，恩格斯证明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38]。其次，恩格斯指出，“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

上述第一点的意思是，即使是站在利己的立场，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成为共产者。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施蒂纳本身已经在主张利己主义者们无约束力的自由的“联合”了。[39]并且，他的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将“所有物不是个人的——它们属于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崇拜的理想主义来批判的基础上的。的确，这种批判也许只是针对蒲鲁东的批判。但是，施蒂纳所谓的联合是对权力一般的否定，即使是共产主义所宣扬的劳动者的权力也不得不退而避之。关于第二点，施蒂纳肯定了“利己主义者式的爱”[40]，可以说，他已经认识到了它是“利己主义中的非利己的”这一点。当然，它不仅不是现实主义者实事求是的夺取式的“感性的爱”，甚至也不是理想主义者义务献身的“宗教的、浪漫的爱”[41]。倒不如说，“我是以利己主义的意识来爱的”，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向“同感（Mitgefühl）”者进行的“主体性”献身。[42]也就是说，由于价值观不同的每个人的主体性是作为同感的前提存在的，虽然有同感但因为每个人都存在差异，所以无法成为恩格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基础。

所以，原本施蒂纳所谓的肉体的个人的立场，是否正如恩格斯所说，果真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本身尚存疑问。而且实际上，恩格斯的施蒂纳评价，由于收到了马克思批判性的回信而不得不撤回。这封信虽然没有保留下来，但在恩格斯第二年1月20日的回信中，他提到“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现在却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了。[43]

[1] MEW，E1，5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1页。

[2] 虽然马克思已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使用“类的本质（Gattungswesen）”概念了，但那仅仅是用于共同体成员这种人类的某个侧面，是为了将感**中的“现实的个人”这一其他侧面区别开来而使用的规定而已。

[3] 但是，马克思学位论文中的自我意识概念，是将伊壁鸠鲁的原子的“抽象个别性”作为本质规定的，与鲍威尔的无限的普遍自我意识有所区别。参见［日］山本宏太郎：《马克思的异化论》，《现代唯物辩证法》，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104页，1989。

[4] H.23，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19页。

[5] W.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5页。

[6] 关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思想，请参见拙作《施蒂纳哲学的疑问》（《黑格尔左派》，法政大学出版局，1992）、《实际存在的活思想——利己主义》（《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第19集，1983）。关于此前的思想，请参见《理性自由的崩坏——施蒂纳哲学的形成过程》（《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第20集，1984）、《关于精神发展中的自我意识的形成陶冶——施蒂纳的黑格尔感受》（《白山哲学》第21号，1987），以及《施蒂纳人格主义理念》（《白山哲学》第24号，1990）。

[7] EE.192，下35。

[8] EE.14，上18。

[9] EE.15，上19。

[10] EE.9，上11。

[11] EE.15，上19。

[12] EE.16，上20。

[13] EE.407，下316。

[14] EE.18，上23。

[15] EE.9，上11。

[16] EE.16，上22。

[17] EE.24，上31。

[18] EE.9，上11。

[19] EE.16，上22。

[20] EE.10，上12。

[21] EE.10，上13。

[22] EE.81，上99。前述的赫斯的批判只是将基于施蒂纳批判“小商人的金钱欲”基础上的“实践利己主义”看成是利己主义而进行的批判而已。

[23] EE.53，上66。

[24] EE.14，上18。

[25] EE.186，下28。因为“为了收集财宝而将一切占为己有的吝啬汉”把财宝作为理想，并对其进行自我“牺牲式”的侍奉，所以他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

[26] FGW，Bd.9，427 und 440。《基督教的本质》下册，347～366页。

[27] HS， 388 und 384。［德］赫斯：《最后的哲学家们》（浅野富美枝译，《讨论会论集》No.1、95、100页），《德意志意识形态内部论争》，10、18页。

[28] KS.……Max Stirner，Recensenten Stirners， In:Kleinere Schriften und seine Entgegnungen auf die Kritik seines Werkes，“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Frommann-Holzboog，1976， p.391。［德］施蒂纳：《施蒂纳的批评家们》，星野智、滝口清荣译，良知力、广松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内部论争》，御茶水书房，1986。

[29] MEW，Bd.2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0] MEW，Bd.2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1] MEW，Bd.2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2] 同上书，11页。

[33] MEW，Bd.2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4] MEW，Bd.2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5] 这种人类观，是恩格斯高度评价施蒂纳的人类观得出的，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评价（参见［日］广松涉：《恩格斯论》，278页，盛田书店，1968）。

[36] MEW，Bd.27，11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7] MEW，Bd.2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3页。

[38] MEW，Bd.27，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2页。

[39] EE.128，上156。

[40] EE.328，下213。

[41] EE.327，下211。

[42] EE.324，下207。

[43] MEW，Bd.27，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