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并没有在国外认真打过工。她的生活费由父亲提供。在西班牙马德里念书时，他提供她每月一百美金。二年后，她去了德国柏林，他还是提供每月一百美金。

西班牙的两年，她并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压力，那里的消费便宜，付五十美金的吃住，余下的五十美金用来看歌剧，听音乐会等。她很少买衣服，起初因为新鲜，还买了一些西班牙风情的大裙子。她的衣服都是母亲或者姐姐寄来的，她在信里向她们哭穷：“一条裤子要两千台币，一件长衣要三千台币，这种天价，我哪儿穿戴得起。”

去柏林之前，男友约根告诉她：“柏林不像马德里。”

约根是在日本人之后成为她的男友的。但是，他们认识也已经很久了。

她其实也说不清楚，是为了让日本同学死心才和约根谈上恋爱的，还是因为约根其实一直梗在她的生活里，才使得她不能接受其它人的爱意。拒绝了日本同学的求婚之后，她便常与约根一起出入。日本同学很快就从别人那儿听说，三毛的手又放在一个德国男人的胳膊里。三毛自己也很苦恼这些谣言，但是，她没有办法对付它们。她没有那样狭隘的认为中国人只能与中国人恋爱的观念，但是，她也没有开放到可以心安理得地频繁更换不同国籍的男友。她又委屈又迷惑——是她先被同胞排挤在外，怎么又能怪她总是与外国人做朋友。

三毛喜欢的人都是认真、拘谨、极具事业心，在某些方面有她难以企及的优秀。她自己细想起来，也感觉滑稽，她爱过的人，都或多或少可以做她的老师，教她画，教她文，教她日语，教她西语，教她德语。

约根是德国人，念书很认真。三毛和他开玩笑时说自己是因为喜欢他认真学习的样子而喜欢上的他。他被三毛取笑也不恼，还告诉她自己的理想是做外交官，而且希望三毛能随他去德国学习——德国外交官的妻子当然得精通德语。

父母原本想让她回台湾，但是，她以为自己在西班牙的这两年，学的东西根本不足以回台湾谋生。她对德国很快就充满了向往，她在约根的蓝眼睛里看到了柏林，看到了做外交官妻子的自己。她给父母写信，描绘了这番景象。她认为父母可以展颜一笑了。她写信的时候，边写边笑，笔在纸上划得飞快。她几乎可以看到父亲讶异的表情：“妹妹要去德国！妹妹要做了外交官夫人！”她因为他们会满意就以为这样的生活自己也是满意的。

她兴奋地收拾行李让约根带去德国。

她要去一个叫马约加的小岛去转转。这个岛像所有地中海的岛屿一样美丽，但是，因为肖邦，又拥有了其它地中海小岛难以比拟的美丽。

她对肖邦的音乐很熟悉，又一早就熟知他与乔治桑那段情事，所以，在去马约加不久，她索性为自己找了一份导游的工作，骑着摩托车为其它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述这个小岛的魅力所在，告诉他们，这个被肖邦赞为“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空气像天堂”的地方是怎么样静化了肖邦的心，帮他写出了纯净诗意的夜曲。

钱并不像她想像中好赚，原本向家人夸了海口说要自己赚足去德国的学费，但是发现所赚的仅够付旅馆费，三餐和摩托车油钱时，不得不沮丧地再写信去告诉他们还是需要父亲资助她学费。

不需要为别人导游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白沙滩上任风将心事吹重。她25岁了，对女人来说，这个年龄不够老但是也绝不算小了。台湾的很多女同学都已经结婚生子，而她，旅馆镜子里的脸上也有了些隐隐的皱纹。

她买完机票后，用最后的钱给母亲买了一只镶着假钻的珍珠指环，将这个寄给母亲时，还附了一张便条：这是假钻的，因为我赚的钱不够多，等以后能赚钱时，再给姆妈更好的。

寄出指环之后，她心里仿佛轻松了许多。

柏林的天气比预期得要冷。

柏林的生活更比预期得要艰难。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在与学校当局面谈之后，一切都似可通过了，只有语文一项的条件是零。学校要求我快速的去进“歌德语文学院”，如果在一年内能够层层考上去，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便可进入自由大学开始念哲学。而宿舍，是先分配给我了。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种性质，大半以文化交流为主，当然也可学习德文。在德国境内的“歌德”，不但学费极为昂贵，同时教学也采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课五六小时之外，回家的功课与背诵，在别的同学要花多少时间并不晓得，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当然，是极为用功的那种。别的同学念语文目的不及我来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亲伏案工作来读书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之下，心里急着一个交代，而且，内心也是好强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课和作业一定要得满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读三个月之后，学校老师将我叫去录音，留下了一份学校的光荣纪录；一个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教道训练之后，请听听语调、文法和发音的精华。那一次，我的老师非常欣慰，初级班成绩结业单上写的是——最优生。 拿着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气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乐得流下了眼泪，就是想大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当然这里又包含了自己几乎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也没有一点时间去过一个年轻女孩该过的日子，而感到的无可奈何与辛酸。那三个月，大半吃饼干过日的，不然是黑面包泡汤。 因为初级班通过的同学只有四个，而其他十一个同学都不许升班，老师便问我想不想休息三个月。他也看见我过度的透支和努力，说休息一阵，消化一下硬学的语文，然后再继续念中级班是比较合理的。 听见老师叫我休息，我的眼泪马上冲出来了。哪里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费有限，不念书，也得开销，对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对父母又如何去说？于是我不肯休息，立即进了中级德文班。 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一百元美金在柏林根本不够用——房租六十五美金，余下的三十五美金需要吃饭、付学费、搭车、买鞋??除了经济与学习之外，她又遇上了像初去马德里大学时一样的人际困难。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子。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的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微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性，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的煮我的白水蛋。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分，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晏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的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的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像是宿舍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来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连。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的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的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我开了门，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她气得冲了过去，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你就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的抗议。”“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

“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

“这就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的盯着这个没有正义感的人。“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再见，日安！”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闯学生顾问的门。

“请你听一卷录音带。”我坐下来就放录音。

他听了，马上就叫秘书小姐进来，口授了一份文件。

“你肯签字吗？”我看了一下文件，有许多看不懂的字，又一个一个问明白，才签下了我的名字。“我们开会提出来讨论，结果会公告。”

“您想，她会搬出去？”

“我想这个学生是要走路了。”他叹了口气说。

“贵国的学生，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听了心都抽痛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我的事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很快的，我们开会，再请这位冰岛小姐来谈话，再将录音带存档，就解决了。”“好，谢谢您，不再烦您了，日安！”我重重的与他握了握手。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芳邻静悄悄的搬走了，事情解决得意外的顺利。这事过了不久，我在宿舍附近的学生食堂排队吃饭，站了一会，觉得听见有人在说中文，我很自然的转过身去，就看见两个女同胞排在间隔着三五个人的队里。我对她们笑笑，算打招呼。“哪里来的？”一个马上紧张的问。

“西班牙来的。”另外一个神秘兮兮的在回答。

“你看她那条裙子，啧，啧??。”

“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哪！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

“你怎么知道她的事情？”

“学生会讲的啊！大家商量了好久，是不是要劝劝她不要那么没有教养。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传统，给她去学生顾问那么一告，真丢脸透了！你想想，小事情，去告什么劲嘛—— 她还跟德国同学出去，第一次就被人看见了??。”

我听见背后自己同胞对我的中伤，气得把书都快扭烂了，但是我不回身去骂她们，我忍着胃痛搬了一盘菜，坐得老远的一个人去吃。我那时候才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洋鬼子可以不忍，对自己同胞，可要百忍，吃下一百个忍字，不去回嘴。”

这些发生在三毛身上的事情，约根都不知道。他像在马德里一样，每次见到三毛时都会送上一枝玫瑰花，偶尔带她去吃一顿牛排。她责怪他不该这样破费，心里却想这玫瑰能是一小块肉或者鱼该多好。

她不愿意告诉父母她有多窘迫，更不愿意告诉约根——他与她之间仿佛一直有一层隔膜横在那里，不陌生，但也不是太熟悉。

他带她吃牛排时，她尽量让自己保持良好的吃相，但是，他却指给她看旁边坐着的女人，让三毛看她的披肩，说：“你应该去买一件这样的。”

三毛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它们还是从马德里带来的那批，穿来穿去，那些原本鲜艳的颜色都黯了，因为柏林湿冷的天气，它们仿佛从来没有干过，在餐馆明亮的灯光下显出灰扑扑的霉气。

她继续埋头吃牛排，边切边说：“看上去挺贵的。”

约根笑了起来：“别的女人看见漂亮的衣服，昂贵的皮草都会眼睛发亮，而你却是看见牛排眼睛发亮。”

三毛感觉自己的脸板了下来，脊梁骨上一阵冰凉。她很想大声告诉他：“我一年都难得吃上一块新鲜的肉。”但是，她只是看了看他，又吞下一口牛排。

他们有时见面，见面也是一起学习。约根自律很严，连睡觉时都在枕下放着小录音机将白天念过的书本重新播放。他让三毛也像他这样做，理由是：虽然肉体是睡了，但潜意识却在听着书本，这对学语言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不主动将任何一分钟拿来花前月下的恋爱，他认为一朵玫瑰就足以表达他的心。如果三毛那天将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他就会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让她看——做外交官的妻子，怎么能不懂经济政治呢？

三毛看得闷了，想和他讲几句话都不可以，他会用他的蓝眼睛投来警告和不快的讯息。

即使是这样的约会，也是不是经常的事情。三毛每天晚上都在窗口等待他窗口的信号。如果他将台灯移到窗口，便是通知三毛可以过来一起读书。一夜夜地张望，多半看到的是窗外的大雪静默地飞舞，他的台灯多半夹在离窗口很远的地方。

他计较着自己的学业，也计较她的。这个认真的书虫是真打算与三毛一起搭建未来，所以，按着“外交官妻子”的标准，对三毛仔细地进行监督和改造。

一次“听写”考试中，三毛错了四十几个字。拿到考卷，心里难过得很，感觉自己的付出与收获太不成正比，便投奔到约根那里去哭，像所有女孩那样向男友找宽慰。

约根对考卷比对三毛显得更有兴趣。他没有去哄在**哭泣的三毛，而是拿那试卷看了又看，然后用比三毛的心情更要沉重的语气说：“这样的成绩，你怎么做外交官妻子？连字都不会写。”

三毛实在是忍无可忍，压制了许多的性子那一刻被释放。她像发怒的女神，不容抗拒地从约根手里扯回自己的试卷，头也不回地出门，走进纷扬的雪里。

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的裤脚已经被雪湿到膝盖。她沮丧地将长裤放到暖气管上去烤，走到窗边，却惊了房外枯树上站着的猫头鹰，它冲着三毛发出寂寞的怪嚎。三毛被猫头鹰吓了一跳，一直努力忍着的眼泪在此时夺眶而出。她将信纸放在膝盖，流着泪去写快乐的家书。她的信写得很艰难，不管她怎么假装快乐，都不能将这些不愉快真正躲过去。终于还是将信纸揉成一团扔掉。长裤在暖气片上腾出灰色的水气，慢幽幽地升起，融进暖得到不自在的房间里。她又拿了一页纸，写着：“爹爹，这个月多给我五十美金可不可以？或者，将姐姐不穿的靴子寄给我可不可以？”写完，还是撕掉了。她不想让父亲的眉头再因她而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