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和“自然”

哲学家和生态学女权主义者卡罗琳·麦钱特（C．Mer-chant）为辩证唯物主义——它强调在人的生产和人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历史中环境所起的作用——辩护说：“对马克思来说，变化的进程是辩证的——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将人从动物中区分出来的是他们的生产能力，使用工具和语言的能力。人通过工具和劳动将外在自然改造成为一种不同类型的产品。采集—狩猎，园艺畜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以不同的方式改造自然的生产的不同类型。”这种“生产、使用语言和工具的能力”构成马克思的实践观念的核心特征。实践将人从非人的自然中区分出来，它是一种对自然的占有，其结果不是毫无逻辑的，而是辩证的，因而是历史的。我们通过改造自然——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而创造历史。实践标志着那些结果的产生——它反映了这样一种类存在物：正如自然通过它的形体物质化它自己，这种存在物通过语言和工具超越它自己。历史是环境的历史，因为环境是在这种类存在物的语言和工具中产生的具有说服力的叙述，即是说，它是这样的一种类存在，关于它，由于对过去发生和未来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种深思熟虑，一种道德视角的发展就有了可能。

在这一叙述中，实践从根本上说来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它是人类共同体的构成性的东西——这个共同体根据并且努力按照一些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我实现”的概念来行动。也就是说，人类没有认识到人类的美好生活依赖于其他的种类和生态系统，并且依赖于人类与它们的相互作用。“自我实现”在它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它内含的道德禀赋两方面描述人类。生态女权主义者克里斯·科莫（Chris Cuomo）在《女权主义和生态共同体》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念的精神，她写道：“生态学的女权主义起始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事实：个体不是原子，我们是社会的同时也是独特的。如果没有其他人的、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的‘自我实现’，人们就不可能‘自我实现’，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凭它自己‘自我实现’。从共同体中被抽取出来就是破坏了为各种生命提供意义、实质和物质资料的关系和环境。”尽管科莫所指的未必是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实现”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她的评论与我关于异化的大部分论述是一致的。“从共同体中被抽取出来”就是被剥夺了为创造意义提供条件的关系和环境。这种说法强化了这一论点：意义是创造性劳动——其本身依赖于那些环境和关系——的演进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实践构成这些关系的实质；从共同体中被抽取出来就是从生命的实质中被异化出来。

由此看来，生命共同体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凭其自身而自我实现，任何东西——有机物或无机物、人类或非人类、自然的或文化的、生物或非生物、男性和女性——都构成风景的一个特征。自我实现就是在道德和本体论的制约之内的创造性的劳动。为“他人”——被设想为既是自律的也是与一个自我相联系的——的美好生活而感动打破了将世界的价值二分化的倾向。正如女权主义哲学家们所表明的，辩证的进程不可能有这么整齐。这种二元论的历史与促进“他人”之间很少有什么关系。

二、环境和革命

如果我们比马克思本人更严肃地对待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会发现，实践可以被改造成为更加进步的革命理想的工具。根据哈特曼、布鲁尔和史密斯的论述所设想的，革命的目标是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这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老生常谈——创造性劳动与异化劳动一样陷入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女权主义者柯克（G．Kirk）论证说，生态学女权主义者“需要理解和挑战环境破坏的根源：建立于高度军事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工业化国家的优越性、价值观念和生活标准已经不可持续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框架将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看作生态上不明智的投资的作孽者。它让人看到跨越种族、阶级和民族界限的全球联系，并建立一个跨越这些不同界限的联盟。”如果柯克是对的，环境破坏的根源等于是异化劳动，即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挑战资本主义的目标是结束跨种族、阶级、民族、性别、性别认同和表达的一切压迫，那么，它的革命者必须发展出一个唯物主义的劳动概念——它能够说明它自己的环境含义，可持续发展或者别的情况。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任何一种指向结束压迫的革命都注定是对它自己的身体，即它的集体意志和环境——这是革命有效性的基础——的过早消耗。因为，即使在“自我实现”的人类中心论观点的狭窄范围之内，革命至少要获得那些对于实现自由来说本质相关的东西，即可耕种的土地、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然而，如瓦达纳·西瓦（Vandana Shiva）在《发展、生态和妇女》中所言，许多人仍然不能获得那些即使是最基本的商品，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发展中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进程（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有现代西方父权统治体系的清晰印记：当大量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这些进程而贫困化时，妇女要失去得更多。为了税收的土地私有化尤其严酷地排挤妇女，侵蚀她们传统的土地使用权。现金代替农作物的扩张破坏了粮食生产，当男人们迁徙走了或者被殖民者征用来进行强迫劳动时，妇女只能吃粗劣的食物，并照顾小孩、老人和弱者。很少有例外，妇女们获得经济资源和收入以及被雇用的渠道已经恶化了，她们的工作的负担加重了，她们的相对的或绝对的财富、她们的食物和教育地位下降了。”由于短见和父权体系，西方类型的“男性发展”削弱了它自己的资源——在它的将大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引进第三世界各民族的要求中的环境和人两方面的资源。这种劳动带着人和生态破坏的印记，因为类存在是自然的身体的呈现。人类的福利不仅受到污染和环境资源侵蚀的影响，而且还在它与自己、与他者以及与地球的关系中被改变。

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还是辩证的，在劳动生产产品同时也生产环境变化的意义上，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历史的。正如麦钱特所言，通过“语言和工具”的使用，人类记录了人类行为的多种方式；这些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如西瓦所言，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看看西瓦举的例子：“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部分地是一个创造真正的贫穷的例子，这种贫穷是由致力于消除文化地理解的贫穷的发展所造成的。商业化的农业（由外国公司资助）将游牧部落从他们传统的牧场上赶走，导致这些游牧部落在贫瘠的高原地上为了生存而斗争，而这又引起了生态系统的恶化，导致牛群和游牧部落的饥荒。在高原上，市场经济与生存的经济和自然的经济是相互冲突的。这种新的贫困，已经不再是文化的相对贫困：它是绝对的贫困，威胁着高原上数百万人的生活。”

在此，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是环境变化能力的不可避免的枯竭。尽管马克思对人类解决由劳动剥削所造成的问题的技术能力也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至少已经意识到大生产给环境带来的一些可能的后果。他评论了工资劳动和资源退化的关系，而且他承认“土地的肥力”退化与企业主之间的竞争直接成正比。如麦钱特所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生态方面的后果。他论证说，资本主义农业，远比公有种植浪费和剥削土地。土地的肥力退化了，因为市场的竞争性不能允许大农场主和田农引进额外的维持土地的肥力所需要的劳动和花费。马克思评论说，资本主义农业‘在技艺上’进步了，它不仅劫掠劳动者，而且劫掠土地。”如麦钱特所言，以“自然的死亡”为代价，资本主义的“技艺”创造了它的产品、政府、宗教和文化。“资源”的观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创造，因为它标志了：“资源”的变形不是透露了人类良心的经纬线，而是直接的原始的可剥削性——通过它，其他形式的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成了可异化的使用对象。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上，“资源”的观念暗示了即将到来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即人与作为自然的自身相异化。

由于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这种社会和环境关系的动力学，在当代社会生态学家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的著作中，已经受到相当的注意。奥康纳说：“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活力根植于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消耗的大规模国外化。通过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资本积累已经——不仅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社会正义的规范以及少数派的待遇等方面，而且还在环境方面——产生了更加严重的毁灭性后果。经济和社会正义问题以及生态正义的问题已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严重地浮现了出来。事情越来越清楚，经济和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事实上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对奥康纳来说，大生产必然伴随着这些后果是不足为奇的；压迫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因为它为资本家在什么东西构成一种资源和什么是不能被剥削的东西之间作出了唯一的价值区分。很少有东西被纳入后者的范围中。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各种复杂关系的批判性研究的工具，比如南美山村的一个婴儿药厂的建造，收入分配，母亲健康，一个非洲的“发展中”民族的干旱，内战和地区战争，艾滋病和食物援助的分配之间的关系。请考虑一下可饮用水的获得、出生率的可控制性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橡胶林开发的森林采伐之间的关系；或者，请考虑一下经济高压和种族偏见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部落会议的抉择中，他们同意选择一个地址存放一种放射性废物，而美国本土却要作为保留之物。如果没有人做这种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种革命能够成功；与一种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的实践，对创造一种作为可认识的正义的预兆的革命理想，可以有重大的贡献。

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说全球规模的大生产的结果是人与非人的自然的死亡，那么，政治行为主义——它具体体现了一种活的实践——产生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劳动不仅可能使那些被认为是给定的东西发生退化，还可能使历史地发生的新东西退化。无论这新东西是什么，一旦它出现以后，它就不能被复归为它出现时的原初条件；这些条件本身也面临着同样的物质和社会力量，也要发生变化。这种进程永远不可能只是同一过程的重复；它们是历史（地发生）的，当人类把它们当作一种意识的反省来估价和记录这种进程的产品时，它们能够成为一种进步，而不仅仅是一种连续。这种叙述（进程）给我们讲述的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之部分的物质性的自然是如何意识到它自己的利益的故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践开始有了一种特殊的道德意义的方面；因为作为“自我实现”这样的意识不能不伴随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事物或系统的“善”是与它自己的行为紧密相连的。这样的意识认识到几乎一切人类行为都构成环境变化的某些形式。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人类的“自我实现”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行为的方式；这种角度不只是工具性地理解劳动，而且，正如科莫所指出的，还伦理性地理解劳动：“如果道德地估价一样东西不是指促进它的‘善’”，她论证说，“那么伦理价值要么是不起作用的，要么是一种可以化归为经济价值一类的东西。只有当我们的价值和判断不只是围绕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来旋转时，我们的思想才是伦理的。”

这样一种实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类存在生态学相一致的，但是它避开了劳动本体论的陷阱；劳动本体论仍然陷溺于西方传统的价值二元论之中，尤其是那些认为人、文化、白种人和男性是超越于和对立于非人、自然、非白种人和女性的传统。这种实践的构成要素是一种持续不变的价值和对物质世界以及居住者的尊敬。这个世界不能被设想为一个与自我相对的“他者”，而毋宁应该被设想为一个人的身体的外观，就如它被世界所影响，它也通过劳动来影响这个世界一样。进而，实践的身体本身既应根据个体的自律行为被设想，也应根据文化、地理、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历史、年龄和能力等的相貌被设想。

实践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心脏，是个体和群体的幸福的根源。“自我实现的概念是一种可以应用于个体也可以应用于社会共同体的东西——个体和公共的自我实现辩证地互相促进。”正如实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核心概念，自我实现是实践理想的核心观念；实践理想能够支持一种革命：革命的使命是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并设想一个其成员能够永远自我实现的乌托邦。这种理想需要编入生态学女权主义的经纬线之中。正如哲学家唐娜·哈拉维所言：“在‘西方的’科学和政治学传统中——种族主义、男性统治的资本主义的传统；进步的传统；将自然作为文化生产的资源来占有的传统；从他人的反映中再生产自我的传统——有机论和机械论已经是一场疆域战争。战争争夺的是生产、再生产和想望之间的边界线。这篇论文是论证边界混乱的快乐，也是论证在其建造中的责任。”我的这本书也一样。作为一种古老的值得尊敬的哲学事业，如果不诉诸快乐和责任，就没有一种革命是明智的。同样，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在责任中体验快乐，那么没有一种社会的或经济的体制能够被认为是正义的；这种责任留赠给了“我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这个“我们”能够意表它所指的东西。

（陈文庆 译）

[1] 选自《马克思》，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选自《马克思》，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