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的作家和批评家斯坦（G.Stein）的系列短篇小说《三个人的生活》（1909）中有一个叫“好人安娜”（The Good Anna）的角色。“好人安娜”是一个中产阶级底层的天主教英国妇女，她的整个一生都是作为一个仆人在为一个比她有身份的人服务。我的目的是利用斯坦的小说来说明一种解读作为现象学家的马克思的有用策略，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劳动本体论范围内的一个自我体验的叙述。

小说严肃而直率地叙述了安娜的生活和“方式”的编年，斯坦运用了句子重复和词汇省略等文体手段来捕捉安娜生存体验中转瞬即逝的感受：“布利津的商人们害怕听到‘玛丝达小姐’的这个名字，因为好人安娜总是以这个名字来征服大家。当好人安娜说‘玛丝达小姐’不可能付那么多，而且她能够在林特海姆更便宜地买到要买的东西之后，连最严格的不二价商店也发现他们不得不稍微便宜一点。林特海姆是安娜喜欢的商店，在那里他们讨价还价了好几天，最后面粉和糖以每磅便宜四分之一便士的价格售出。安娜过着一种勤勉而拮据的生活。”安娜的生活虽然不是马克思所举的工厂劳动的范例，但它充分说明了根植于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和他的人性的性别差异概念的模糊性和内在冲突。安娜的生活经验可以根据马克思讨论的异化、出卖、劳动和消费诸主体来阐述，但在安娜那里也有一些方面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解释的。比如，安娜既不属于一个男人，也不对一个男人负有义务；她不是一个母亲，也不希望成为一个母亲。简单地说，安娜代表了马克思对劳动的体验的分析中许多错误和正确的方面。

安娜当然劳动，但她不是在一个可以一般地描述的工厂里劳动。她的工作是家庭内部的，但她仍然获得报酬。她作为一个劳动者接受工资，但这并不促进她谋取维持生活之外的利益的一点点念头，也不培养她与她那个阶级和地位的其他人的竞争意识。尽管不属于一个男人，但安娜希望有一个严格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来控制自己以及他人的行为。她是一个老处女，按照她自己的地位身份她保有虽然很少但很珍贵的自律权利，且因其不为男人服务而获得了最大的生活乐趣。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将她的自我价值的相当一部分与孩子的教育和教化相联系。她抱怨和愤恨她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但仍然将她的按等级划分的阶级的价值归因于她的佣人身份的衣着举止。根据她的阶级、性别和职位，安娜被赋予了权力，一种由她的生活方式——通过此种生活方式，她强迫自己作为一个长期受苦的佣人的意志——限制和强加的权力。在她的自我价值具体体现在她为玛丝达小姐付出劳动的方式上，她是被异化的。她也有一种使自己不成为马克思所谓的工厂劳作的机器的态度。她不能被指望做那些违反她自己的理性和身份的事情。她是“好人安娜”，她“不能理解世界上所有的马马虎虎和其他的坏的生活方式，她总是完全憎恨这些东西。在安娜看来，没有一种方式是他们应当做的正当方式”。

安娜保留了对教堂圣事的信仰，但只参加过几次。对安娜来说，宗教是一个给定的不容商议的事实，但不是一种市场上卖的鸦片。除了一种由她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所决定的生活的“正当方式”，安娜不知道事情原来可以不是这个样子。因此，要看到什么样的环境条件的结合可以促使安娜将自己认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员，是很困难的；这种做法（成为革命者）在安娜看来，如果不是对她的雇主——雇主在安娜生活中的位置既不如工厂主那么遥远，也不是没有修理她的办法（如果有必要的话）——的背叛的话，肯定至少是一种卑鄙的行为。然而，除了一个人（肖杰博士）之外，另外两个人都是妇女；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给予她们权力，但性别本身对她们来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意义。通过帮助她的女主人促进女主人的事业，安娜直到最后仍保持了她自己的自律权利。即使在玛丝达小姐离开庄园把她的房子遗赠给安娜，安娜自己成了“主人”之后，她仍然忠实于她的自我概念，为男人们服务，就像她当初为她的女主人和主人服务一样。

二、性别辩证法

关于安娜的生存体验的分析——一种现象学——所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和劳动的理论的力量和局限性。假定了马克思在作为实践和异化的生存体验中所投资的价值，采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尤其有效。安娜的服务生活不仅是一个马克思的批判可以适用的劳动的例子，而且也是一个研究互相冲突的概念的线索的案例。概念的互相冲突是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尤其是当这一本体论与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相关的时候——的特征。安娜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工作伦理及其异化的典型，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的劳动和人性概念不能完全说明的妇女的生活。

任何妇女都可以如安娜那样，在一个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找到她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已经在一些最近的女权主义者，诸如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温迪·李（Wendy Lee）、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罗斯·布鲁尔（Rose M．Brewer）和莱斯利·范伯格（Leslie Feinbèrg）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尽管她们中的每一个理论家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方面，但她们大概都会同意，在对安娜的认识中，重要的是既不能把安娜的生活归结为马克思关于男性工人的“动物机能”的描述，也不能忽视安娜的生活作为劳动的组织的一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论述可以说明的是，“安娜”们的生活比“异化”所能概括的更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与性别和劳动的关系密切相连。

安娜自己提供了这种复杂性的一个线索。除了生活在她的文化的深深的性别和宗教禁忌之中，安娜也与寡妇莱特曼夫人有过一段“罗曼史”：“在安娜的生活中，寡妇莱特曼夫人是她的浪漫遭遇。安娜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安娜的表兄——一个面包师，他非常熟悉小杂货商莱特曼先生——的房子里……莱特曼夫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妇人。她丰满圆润，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明亮的深色的眼睛和波浪形的黑色卷发。她是一个快乐的、勾人的、富足且善良的妇女。她非常富有吸引力，慷慨大方，和蔼可亲。她比安娜年龄稍长，安娜马上就被她的魅力和同情心完全征服了。莱特曼夫人是安娜生命中的罗曼史。”在安娜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中，莱特曼夫人像是一道闪光。她向安娜敞开她自己，而且，从家庭经济到孩子培养的每一个方面都征求安娜的建议成了她的习惯。安娜只能按她能被打击的方式被打击，她是一个善良的德国女佣，她的浪漫体验被她的生活条件——她在此之中劳动、休闲交友——所限制。

就安娜对莱特曼夫人的爱慕关系很密切而言，这些生活条件被异化了；能否说这是一个浪漫史——它远非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浪漫史——的界限，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模糊不清的。安娜的浪漫史不能算贞洁，但没有感性的性欲，没有任何与肉体相联系的欲望；安娜用她生活中随手可得的方式表达她的浪漫倾向：忠诚、饥渴、无时无刻和耐心，标准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她自己并不认为这些表达方式是一种限制，而仅仅是“事物所应当是的方式”，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的证明。

当然，安娜的故事比这复杂。安娜的生活很难作为一个“动物机能”的例子。将安娜和莱特曼夫人的浪漫史与马克思关于使用他人（和他人的身体）的论述区分开来的，不仅仅是安娜的贞洁，而且是安娜的生活对婚姻和母性的社会期待的蔑视的程度。安娜的罗曼史不仅没有偏离而且是在构成妇女之间适当关系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它是非传统的，从中我们也完全看不到安娜对传统礼仪的坚持。然而，安娜确实拥有一段罗曼史——某种类型的罗曼史——而且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她既不在经济上依赖于，也不从人身上从属于婚姻的誓言。她可以自由地使用她的注意力在另一个妇女身上——正如她在她的生活条件下所做的。

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异化的，因为与她的所有其他关系一样，她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也是由她的文化、阶级和性别的传统习俗所支配的；只不过安娜的适当的修饰促进了这种关系：“安娜这一天（去拜访莱特曼夫人）看起来好靓。她总是在衣着上小心翼翼，穿新衣服时十分谨慎。当她星期天外出时，她总是努力使自己符合自己心目中一个女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安娜熟知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的难看样子。”在安娜的生活中，异化透露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以性别划分为基础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以男女两性的性别为基础的辩证法不同），因为，当安娜看到莱特曼夫人不顾一切地花费和任意挥霍感情的时候，是礼仪使她的耐心成为可能。安娜的罗曼史被很好地局限在她自己的良心之内，她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面镜子。安娜之去莱特曼夫人家只能被认为是回归到一个不同类型的家，而不是被认为是一种“动物机能”概念所描述的东西。情爱、倾谈、相互依存和逃避被当作商品利用等等可以很好地用来描述安娜的罗曼史，在此意义上，一个“家”远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的生活的异化的构想更能切近地描述莱特曼夫人之于安娜的意义。安娜不能以和她的男性同事们一样的方式被异化：她不在她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中寻求逃避；这不是一种休息，而是一种爱的劳动。

在莱特曼夫人家，安娜不仅发现了（人的）“退化”，而且还发现了（需求的）“满足”；不仅发现了（劳动之余的）“闲暇”，而且还发现了（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尤其是在她所给予莱特曼夫人的孩子的帮助方面。安娜的罗曼史是一种性别辩证法，在其中，人与其本质的疏离被转换成一种自我为他人的升华；异化——通过驱除人的低级的欲望所面对的——由于安娜为莱特曼夫人所做的自我牺牲的女人气被升华了。在她的罗曼史中，除了对她的自我以及她的相对自律的确证，安娜没有获得多少东西；这一事实说明了斯坦的观点：劳动阶级妇女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一切劳动者都应该是男性，因而她们的劳动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本体论的类劳动。确实，与一般哲学传统一样，马克思对妇女似乎是视而不见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有的女权主义者把它当作一种进步的东西。

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

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安娜与莱特曼夫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被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把握住。正如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海迪·哈特曼在其论文《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和职业隔离》中所表明的，马克思所缺少的是对隐性父权统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我想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一个父权统治的社会体系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在其中，男人在家庭中支配女人和孩子的劳动，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男人们学会了等级组织和控制的技巧。随着公私分离——诸如由国家机器和建基于普遍的交换和生产单元之上的经济体系所创造的分离——的出现，问题成了一个男人控制妇女劳动能力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直接的个人控制系统（家庭之内的）被转换成一个间接的、非个人的、以社会程度上的组织机构为中介的控制系统。”对哈特曼来说，这种原初地以性别分工为前提的父权体系，提供了使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等级制度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的条件。父权统治体系主持了一切社会制度诸如婚姻、家庭、宗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形式的婚礼；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形式下的劳动本体论是从“一个直接、个人的控制体系到一个间接的、非个人的控制体系”的翻译，即是说，资本主义，与支撑它的社会制度一样，其存在理由是它本身的再生产。

按照哈特曼的说法，男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对妇女——她们本身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工厂劳作场所，使得她们的劳动成为公共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的劳动控制。“问题”是，资本主义既是父权统治的联盟，又是父权统治的敌人；因为，劳动既奴役妇女——如男人被奴役于工资一样，又使得妇女从对男人的经济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安娜尽管没有结婚，是给别人提供服务，但她仍然依赖于工资劳动的父权统治组织；然而，也由于安娜没有结婚，在给别人提供服务，所以在工资所允许的范围内她仍然是自足的。

也许在这里“允许”是一个关键词。根据哈特曼的理论，正如父权统治的家庭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原型一样，它也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潜在的经济独立性“问题”的解决方式：“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职业隔离，是维持男人对女人的优越性的首要机制，因为它在劳动力市场上加剧了妇女劳动的低工资程度。低工资使妇女继续依赖男人，因为男人们鼓励她们结婚。已婚妇女必须为她们的丈夫从事家庭杂务。而男人则既从高工资又从家务分工中受益。”通过保持妇女的低工资，男人们既在家庭内部也在劳动市场上维持对妇女的优越性。没有空洞的权力运作，男人的优越性延伸到一个非常广阔的机遇范围，包括较高的工资以及家务、生育和性的服务。妇女必须结婚的经济压力不仅来自于父权统治的家庭结构——在此之中，女人作为一个女儿被设想为需要摆脱的不利条件，而且来自一种商品交换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一种不付酬的家务劳动。由于在家庭中的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女儿们的价值在这种社会结构安排之中，是由她们的婚姻能力来决定的。在此，婚姻本身是一种标准的经济交换形式（比如嫁妆）。

哈特曼等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既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量，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利用马克思的概念框架，哈特曼表明了一种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性别烙印的分工是如何成为系统性压迫——它以异化为特征——的原型的。正如在安娜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即使这种异化以一种与男人的异化非常不同的方式被妇女体验到，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一种分析表明，一种不批判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批判注定是不彻底的，而且是被深深地扭曲了的。哈特曼说：“因为性别分工和男性统治都由来已久，要把它们消除是非常困难的，当性别分工存在的时候，要消灭男性统治是不可能的。两者是如此不可摆脱地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结束男性统治而消灭性别分工本身是必须的。解放妇女要求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次上的基本变革。”这些“基本变革”，正如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所列举的，包括恩格斯所说的在内；恩格斯说过，妇女的解放要求家务劳动和孩子照养的社会化，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完全自由的成员。但是，这样一种建议疏忽了像安娜这样的妇女——她的家务劳动和孩子护养都要求工资——的解放，对她来说，工资很难说是一种解放。因为这种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时代的隐性父权统治制度中占据着一个模糊的地位，如果她没有从其他人中被解放出来，就谈不上她从哪一个人中解放出来。承认了妇女压迫的双重性，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附加一种将妇女从隐性父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革命。

四、种族与革命

在其论文《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理论化》中，罗斯·布鲁尔（Rose M. Brewer）论证说，女权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对妇女的双重压迫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向描述一幅更加完整的压迫图画。它们中的大多数假定白种妇女或白种男人的体验是有普遍性的，所以认为这种对压迫的估价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罗斯论证说，即使当焦点聚集在劳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交叉点上时，它们首先将自己奉献给改革者的目标——将已经边缘化了的黑人男子重新编入劳动力市场，一种与资本主义以及隐性父权统治的目的不相一致的事业。

“最近的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强调这种类型的分析的错误时，她说：“现在黑人生活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不是黑人男子们对工作的边缘化，而是黑人妇女劳动的社会变革。进一步说，黑人妇女劳动的转变，与国家和经济的结构变化相联系，也与种族—性别分工的转换相联系。”布鲁尔在这里讨论的首要的结构变化是劳动的全球化，劳动的全球化是如此普遍，以致由妇女或少数民族所提出的更高工资的要求，由于廉价劳动力的进口，被系统地破坏了。罗斯表明了全球化是如何将黑人妇女的劳动产品的一些向上浮动的可能性消解于无形了。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潜在的劳动力库存”，它随时准备被雇佣——这种雇佣大部分是不能支付家务劳动工资的——那么，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在家里和在大生产的市场力量中都会易于受到伤害。当生产本身被全球化了时，潜在的劳动联营同样抹去了公民身份和民族界限的区别。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的成员就是简单地承认，（由于经济强制）即使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中，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也提供不了什么特殊的劳动保护。

然而，正如布鲁尔所表明的，这种经济强制根据主流文化的利益迅速地被合理化了，以保证那些已经被污蔑为懒惰、愚蠢或所谓的需要管教者自己为他们的贫困承担责任。诸如“贫困文化”之类的口号正在重新制造这样的信念：资本主义许可的是“机会”，只有与种族相联系的懒惰才是说明不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的原因。人们用不着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贫困文化”的存在的信念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证据：在任何大城市的黑人社区中，广告板上为烟酒作的广告默默地站立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市场营销老套的见证。这样的广告既不为维持全球性的联营提供任何东西，也无助于出售即使是最危险的产品给它的成员；唯一可以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动物机能”的概念不仅仅是根基于性别差异，而且根基于种族差异。

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19世纪的宗教曾经起过的麻醉作用，现在可以由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酒类商店和麻醉剂市场来取代了。酒精和麻醉剂都有助于压制通过一种外在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倾向。特殊的证据是不相关的；结结巴巴地说话是异化的一个最好显示，也是公众沉醉的好证明。对布鲁尔来说，重要的是，如果黑人穷人和劳动阶级的穷人被封锁在经济之外的现实被主流文化看作一种“贫困文化”的反映，那么，一种更加真实的画面会承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经济压迫的重铸”。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本身正经历着一种适应一个全球性市场的变化。“动物机能”这样的概念，如布鲁尔所表明的，需要以一个独立的批判性评价的方式，按照种族和性别被重新定义。无论将诽谤堆到“贫困文化”之上可能显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压迫的栽赃工具是多么有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回避这一事实：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有助于地区和国家界限之外的利润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文化中做黑人和女人，就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劳动地位，即是说，处于普遍地被隐性父权统治和资本主义体系——它现在仍然存在着，就像曾经被白人和男人控制一样——剥削的地位。如布鲁尔所言，“是白人的精英力量——他们根据利润的获取和种族、性别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给定了劳动的全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那些已经极易受到最悲惨的剥削的伤害的人的影响的证据，对于黑人和妇女的压迫持续到今天的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布鲁尔看来，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该变化“具有在这些包含广泛的结构变化的前后关系中将人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理论化的含义”。在这些关系中，有密切关系的不仅仅是劳动与性，还有劳动与种族：“黑人妇女的劳动例证了一种建立在种族的规范和价值之上的，也建立在根植于性别分工中的物质安排之上的工资劳动的分工。”

问题必须包括布鲁尔的观点对马克思的诸概念发生了什么影响的分析。对种族和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交织的分析是怎样影响我们理解异化、类存在和实践的方式的？如果对斯坦的《好人安娜》的一种现象学的解读能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适用于一个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目的，那么，从对“种族的规范和价值”所扮演的角色的解读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可能的洞见呢？从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种族压迫为将权利保持在白人精英手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革命到底又是为了解放谁呢？

五、性的被放逐者

一些包括艾莉森·贾格尔、贝尔·胡克斯和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等在内的性和种族研究的理论家，已经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对性的被放逐者的研究的计划。在她的《革命在哪里》的论文中，史密斯论证说，在种族和性别之外，在对“压迫”和“革命”的理论化过程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另一种批判的结合点，即同性恋。史密斯详细叙述了她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同性恋运动中的经验，史密斯写道，因为她“走出了黑人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最重要的——新出现的黑人女权主义运动的藩篱……我离开了与一切‘主义’相联系的假设的工作。对任何被压迫的人来说，包括男女同性恋者，在这种体系之下要想获得自由是不可能的。警察局的走狗、驱赶畜生的棍棒、救火用的皮管、贫穷、郊区的叛乱、维也纳的战争、暗杀、肯特州对妇女的不受压制的暴力、不切实际的自我牺牲以及我们的情感和身体所经验到的暴力，使得矛盾十分清楚了。没有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需要这个既成秩序的任何部分。这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白人权力至上、厌恶女人、资本主义、恐惧同性恋——使得我们的生活始于如此的艰难之中。”史密斯论证说，那些最可能被剥夺权利的人——如果预先没有被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成员中排除——就是那些对他们来说革命变得最为迫切的人，即妇女、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以及其他被主流文化所“放逐者”。

与布鲁尔一样，史密斯说明了，无产阶级不仅仅是由被异化的白人——通过在家庭中履行他们的动物机能，他们发现很少有闲暇——所组成，而且还由那些其社会地位使家庭的稳定性陷于险境的人所组成。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家”是由男性的性欲和妇女对家务的操劳来定义的；在此意义上，家对那些并不认同异性恋者的价值和规范的人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加上上述史密斯所述的现实危险——比如，潜在的被逐出家庭的毁灭性的后果——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她的主张——同性恋体现了对传统细胞式家庭的一个内在的激进批判——必然是建立于那些“性的被放逐者”所遭遇的暴力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史密斯，“传统的细胞式家庭的政治功能已经限制了性欲的表达和它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妇女、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而且这种限制是按照有利于保持一种父权统治的家庭概念和一种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劳动本体论的原则来实施的——它保证了由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所赋予权利的那些富有的、被假定为正直的白人的持久特权。“人权运动协会”报告可以为上述观点作佐证。报告说，在1999年12月发行的《走出去》（Out）杂志表明，当变性男人的年平均收入是24979美元时，女同性恋者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7497美元，而变性妇女的年平均收入只有9038美元。女同性恋双方的收入与变性同性恋双方的收入相匹敌的原因（45166美元和47193美元），要根据以下事实来理解：即在变性同性恋情况中，统计上的可能性是，主要收入是由一个男性的家庭生计承担者赚取的；而在女同性恋的情况中，双方都可能赚取大约20000美元，这是一个由男同性恋者的平均家庭收入（58366美元）与变性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较而产生的结论。

与史密斯一样，变性理论家和作家范伯格（L.Feinberg）将由性而来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性别规范的强制性对保持异性主义者的权利结构是关键性的。那么，拿什么来解释男同性恋者较高的收入呢？范伯格解释说，尽管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而被赋予了权力，“资本家仍然利用许多传统的偏见，尤其是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划分和征服的政策”；然而他们也提供了新的“蒙混过关”的机会，即为了生存、为了逃避因为不遵从主流文化所认同的规范而被施加的暴力而伪装成变性者。对性的“被放逐者”来说，相对安全的道路——如果不是争取财富的话——就是“蒙混过关”。

史密斯在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中重申了这一点，她说：“同性恋白种男人们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特权，加上他们的众多的人数——他们认同这种体系而不是不相信这种体系——已经使得现在的同性恋运动的政策与其他以身份认同为基础为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运动非常不同。”比如，“木屋共和国”这个绝大多数由白种男人组成的、财政上保守的同性恋组织，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拒绝资本主义企业的联合管理，其实质是与异性关系的对应组织一致的。无论如何，即使更加有争议的政治目标也清楚地表明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是融入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体系。“木屋共和国”对影响妇女和少数人而不影响他们的保守的同伴的立法几乎没有任何的投票记录。

那些有争议的政治目标包括：结婚的权利，在申请健康保险和生命保险等福利时与同性恋同伴一起办理的权利，所得税返还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当表达这些目标的语言是由典型的关于权利的语言构成时，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权利本身只有作为经济权利才有意义。所有这些权利：结婚、保险和所得税返还都伴随着经济利益；权利，就是给那些已经从一个体系获益的人支付现金，它以许多其他彻底的同性恋公民为代价使作为白种的男性的他们受益。

人们可以反对说，如果没有结婚的权利，为这个体系支付现金就使得即使是那些白种同性恋男人也只能躲在厕所里面临性的压迫了。这是真的。但当被迫躲在厕所里的压力影响了一切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性欲颠倒者以及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变性者的生活时，那么，年收入58000美元的人就远比年收入45000美元甚至更少的人舒适了。对于美元在道德上与被压迫的体验不相关的回答，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保持消费权力的文化中，这种美元无关论无疑是一种“错误意识”。如史密斯所指出的，“木屋共和国”曾经因为这种错误而被指责过，而且，享受闲暇——用来思考一个人是否能够与其他人一样被压迫的可能性——是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奢侈。

“蒙混过关”与富裕生活的其他配备一样，是一个可以购买的商品，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得到它，而多数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蒙混过关”被抓住而遭受的严厉惩罚使得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了：“在17世纪末的英格兰，一个人因蒙混过关而遭受的惩罚，是给他套上枷锁，装在一辆打开的马车中，拖着游街。直到1760年的法国，男女换装的同性恋者被活活烧死。虽然有严厉的刑罚，整个欧洲妇女和男人一样常常蒙混过关。蒙混过关在17和18世纪是如此普遍以致成了小说的主体。”斯坦的《好人安娜》就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小说来阅读。因为，当斯坦把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作为一种罗曼史来描写，因而使得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和她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不同时，不存在什么性违法行为。相反，由于和传统习俗的一致，安娜和莱特曼夫人“蒙混过关”了。几乎是一幅对异性性关系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讽刺漫画：好人安娜依靠对她所服务的人的期待而生活。然而，通过安娜对莱特曼夫人经济上的慷慨态度所表现出来的自律，使她“跨性”了，因为她在性上的表现既不是妻子型的也不是丈夫型的，因而也是不能在单纯的狭窄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范围内得到估价的。只有一种关于性别规范如何被强制遵循的分析才能提供更完整的说明。

如果布鲁尔、范伯格和史密斯是正确的，那么，一种对父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对各种由种族、性别、性别表达的方式和性取向等所发生的复杂作用的分析，没有一种革命是可能的。史密斯论证说：“如果同性恋运动最终想获得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真正结果，而不是作为施舍品一类的东西，那么它必须考虑制作出一份多方位的革命议程表。这不是为了政治的正确性，而是为了胜利。正如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和战士安德鲁·罗尔德所声言的：‘主人的工具不会拆除主人房屋。’对我来说，仅仅有同性恋的权利是不够的，我怀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否足够。坦白地说，我现在想要得到的，是30年前我参加民权运动时所要争取的同样的东西和20年前我参加妇女运动时所要争取的东西；这些东西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比曾经可能梦想的更加鲜明生动，那就是‘自由’。”史密斯所指的自由只是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展望中抛出的一块石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女权主义、种族歧视和同性恋的理论化表述所表明的是，对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压迫——它不能被简化为仅仅是经济压迫——的批判性评估的“联合起来”的召唤注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一种为了既得利益者的革命不是革命；诸如“木屋共和国”这样的改革者的议程表仍然安然地停留在对“主人的工具”的占有上，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更加普遍的自由。这些理论家所描述的革命所要求的，是一种比马克思所想象的远为激进的无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且还有支撑资本主义的异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的终结；一种运动——它的面孔反映它的成员们的各种肤色、性别和阶级。

（陈文庆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