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代表一种历史的断裂，代表中世纪被一个根据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组织起来的从根本上世俗化的现代世界所推翻。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看到社会与自然的有机联系随着劳动分工的分裂和社会的一种空前组织化之发展而消失，在那里商品生产构成了社会生活，利润的最大化是社会的唯一目的。在资本主义以前商品生产也存在，但相对于社会和宗教价值观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因此资本主义是经济对它的生产者的胜利，是第一个以市场关系囊括和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社会组织。

马克思概括了三个交换阶段，以区别于中世纪只有生产过程，超过满足简单需要出现过剩才有交换，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所有的工业产品都用于交换，在更高级的商业阶段“曾被人们认为不可放弃的一切东西都成为交换和交易的对象，而能够被异己化（例如，出售）。这是一个德行、爱情、诚信、知识、科学……一切东西都可以用于交易的时代。这是个总体衰败和普遍腐朽的时代，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该时代一切东西，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为一种市场价值被带到市场按其最真实的价值进行评估。”在这段著名的预言里，马克思预见到消费社会的产生以及我们目前没什么能够逃脱对商品的偶像崇拜之世界。市场的胜利可以按照颠倒和抽象的术语来加以解释。资本主义的颠倒发生在几个层面，开始是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和客体对主体的支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体在现代理论中是统治自然和客体世界的支配力量，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客体却统治人类：“客体量上的增加伴随着支配人的异己力量领域拓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属于私人占有，商品生产愈益增长，劳动分工愈益精细，主体的具体的生命活动愈被一种异己的客体世界之奴役所取代。被迫以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为生，“工人沦落为一种商品，并确实成为最受扭曲的商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不是保障和提升主体的存在，而是使他们虚弱和恶化。对于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而出现的颠倒，马克思作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越是贬低价值、失去价值；他的产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他所创造的物品越是文明，他自己越是野蛮；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马克思视这种异化是一种“［人类］现实性的丧失”，工人在其中“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真正的人类”所特有的有创造力、想象力和能动性的活动已经衰微和死亡。生产过程和产品对工人所造成的破坏最终也使他或她的潜能以及与其他人类存在物的关系遭到破坏。劳动异化的结果覆盖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过程也可以描述成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颠倒。所有前现代生产的主要目标是简单地满足需要，以货币为一种中介物，而实现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商品只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媒介符号，除了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而不再与人的需要相联系。在资本主义以前，交换的动力是对他人所有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使个人的交换消失并使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从而颠倒了价值的等级体系和确立交换价值为支配的逻辑。商品生产的目的并不是创造使用价值，满足需要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简单再生产，而是交换价值、创造利润以及为自身原因无止境地积累。

这种颠倒根植于一种社会抽象化的过程，该过程瓦解了具体和特殊。该抽象化的逻辑奠基于交换价值及其等价规律，该规律把质上的差异分解为价值的量上差别。交换价值解决了交换问题：性质不同的商品如何能够公平地交换，生产它们所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在量上比例相同。然而，这个过程导致质的关系和现象的数量化，它们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标准（钱），导致所谓“不可异化的东西”的商品化。内在的价值——某物之有价值是靠其自身的缘故而不是它会带来什么用处——让位于工具价值，以致知识、友情、爱情等诸如此类的价值都根据其作为金钱方面的收益这个唯一真实的目的之工具来评估。

一个物成为一个商品时，凌驾于其使用价值之上的是它具有一种交换价值可以出售，即是在量的方面来处置它。把主客体放到一种经济计算之中就是使之变形为抽象的实体；剥夺了他们独特的品性而把他们化简成一种数字表述，一种量的符号。因此被非人化的人类存在物本身变成了粗糙的物质和纯粹的商品。正如弗洛姆的分析，人采取了商品的特性，使自己变成“可以出售的人”，以在市场经济中成功地竞争。随着货币、商品化和量化逻辑的传播，一种普遍的抽象过程笼罩了社会：“正如货币把一切东西都化简为其所具有的抽象形式，所以它在自己的运动过程中也把自己化简为某种纯粹量的东西。”此抽象并非只等同于商品化，对科学来说，数学、技术和技术理性也是关键的因素，但是商品形式本身构成了抽象化的一个重要源泉，一个渗透了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源泉。

商品的胜利使货币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与价值，从而产生一个颠倒的世界，在其中是货币使一个人仿佛具有许多人的品性：“由于货币而为我存在的东西，我能偿付的东西，亦即货币所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这个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这个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在这些抽象的条件下，意义和交换都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来（与此同时物化的交换就是日常生活），一个人能够购买身份地位——如果只是以一种暂时的和虚幻的方式——以量来计算成为量化的一种功能。“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为自己买到最美丽的女人。所以，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它的使人见而生厌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在“商品拜物教”条件下，人类存在变成了物，物（商品与货币）具有了人的力量：“所有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你的钱都能够做到”；还有，与之相反，钱不能够做到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实现。

随着交换价值肆虐而来的，社会性——社会的需要、价值和关系——就不再是生产的目的和相关物。资本主义的功能是满足私人个人的贪婪欲望，而不是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有机共同体世俗社会被一个由交换价值、商品化、对利润的渴求和抽象权力所统治的破碎了的法理社会所取代。马克思把这个颠倒的世界描述为“扭曲了的，着了魔的”和“颠倒了的”。然而，马克思的批评对象并不是仅为满足社会生存需要的贸易对象的商品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它包含并隐藏在生产关系中，使主体变成客体，而客体变成主体。这里，抽象化占据了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现实本质有被遮蔽的危险，从而促进非人化和其优势的进一步加强。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形式和货币的霸权之结果，内在于交换价值中的抽象愈益加剧。用W．F．赫格的话说，“只要交换价值以货币的形式独立，则其独立的前提也就规定了全部交换价值的立场”。货币提供了一个促进交换并使之普遍化的工具，以用作“一种统一的价值语言”。在最极端但却常常有的股票交易形式下，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参照，特别在“低档债券”、“期货”和“衍生物”的场合，一个人可以对未来的价格和价值进行投机买卖，投资者、公司、大学以及整个地区都可能因为风险和投机的投资而破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的投机买卖在加剧，1995年在此领域的错误投资使英格兰的最古老银行和加利福尼亚的奥兰治县破产。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钱能生钱；利润的创造通过抽象物增值，而与商品世界并无明显联系，商品世界本身已经是社会关系和活动的抽象，受投机和贸易的无政府状态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地隐藏着危机，因而可能会崩溃。

一旦从感性的需要和特性以及从任何社会现象中抽象出资本流通，社会生活就会恶化、私人化并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中分裂成碎片。当资本逻辑的发展超出工厂而渗透一切文化和人际的关系时，就产生深远的破坏和扭曲的影响。这个发生于经济之中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颠倒直接进入文化的和个人的领域，使之商业化和充满了商品的幻想，最后本身成为商品，其个性与幸福实现于纸醉金迷的消费和对名望的崇拜之中。

在交换价值等于一个替代的实物情况下人类的性格有赖于他的力量，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它甚至已不是一个特定的商品体，而以货币的形式呈现出超级抽象力。一个广为传播的有腐蚀性的抽象形式决定了现实本身的性质，并在幻觉和假象之上建起自己的帝国：“货币——作为外在的，并非来源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一方面把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的东西和使人痛苦的妄想。”因此，正如货币把一种非现实（一种力量或性质的空缺）转变为一种现实，所以它也把一种现实（一种力量或性质的存在）转变为一种非现实。真正的人类力量与人能购买的虚幻力量相比相形见绌；凡在人们追求虚假需要、对钱的需要占支配地位之处真正的需要就会被遗忘。除了非本质化的过程以外，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已经出现弗洛姆、马尔库塞、德博尔、鲍德里亚等人所描述的一种强化了的消费者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者对之作了变换，个人因之生活在消费和传媒的虚幻世界里。马克思对有关一种抽象的商品梦幻，一种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商品化过程之开端提供了精确的描述，他的思考先于鲍德里亚，对之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货币和商品形式的运动与普遍化同时也是对之盲目崇拜、神秘化、量化以及从根本上说取消了社会现实。然而关于这个颠倒过程的抽象，马克思认为它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然而马克思发现，非现实的社会实在正在变化，它迅速地变成现实，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劳动的现实前提”也全都变成现实，从而使工人身心俱焚、心力交瘁，但也产生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对社会主义与革命的希望。

马克思敏锐地察觉第一个强有力的颠倒和抽象形式开始于一种自治的经济，一种自足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生产围绕利润的攫取和积累来组织。他不仅看到帝国主义和垄断的早期形式，而且也看到一个正在出现的消费社会和自我的最初表现。例如，在可能是对今天广告的一段精确描述中马克思写道，工业资本主义“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马克思虽然深刻洞见商品形式的发展和新趋势，但他不可能发展出商品化、颠倒和抽象在20世纪成熟的具体理论——这是下一章我们将讨论的主题。

然而，马克思对于我们叙述后现代转向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有助于开始现代社会理论传统以及一种关于断裂的话语，该话语将由后现代理论家所发展，他们认为出现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与马克思所理论化的现代与前现代社会的断裂同样重要。他关于商品化的论述被以后的理论家所激进化了，如杰姆逊与哈维，他们认为在当代（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过程普遍化于一个超级商品化的世界里，在那里一切都私人化并从属于市场的逻辑。马克思关于主客体颠倒以及客体借以支配主体及主体性和个性衰微的论述被鲍德里亚和后现代理论采用了。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颠倒以及交换价值借以在商品拜物教过程中支配使用价值，其价值很清楚地与一种可计算的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论述也被鲍德里亚用于分析符号价值如何支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抽象逻辑如何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分析也被鲍德里亚用于解释模仿的模式如何构成新形式的后现代理论与文化。但是尼采是叙述后现代理论转向的主要人物。

（陈刚 等译）

[1] 选自《后现代转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