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歌德的《浮士德》——被公认为是现代精神探索的一个典范——是怎样在现代物质生活的转变中达到故事的结尾但也是悲剧性的灾难的。我们不久还将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力量和独创性，是怎样照亮现代精神生活的。歌德与马克思具有同样的观点，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在他们的时代要远比我们自己的时代多得多：他们都相信，“现代生活”包含着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感，使得普希金把《浮士德》看作为“描述现代生活的《伊利亚特》”。它预设了生活和经验的一种统一，将现代政治学和心理学、现代的工业和精神，以及现代的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包含在内。这一章将试图恢复和重构马克思将现代生活看作一个整体的图景。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整体感是与当代思想的成果背道而驰的。近来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已分裂为两个彼此隔绝的不同部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现代化”，与艺术、文化和感受力方面的“现代主义”。假如我们要在这种两元性之中确定马克思的位置，那么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在论述现代化的文献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即使是那些自称要驳斥马克思的著作家们一般也承认，马克思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工作的主要参照源和参照点。另一方面，在论述现代主义的文献中，马克思却没有得到任何承认。现代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常常被追溯至马克思的同代人或19世纪40年代的人物身上——波德莱尔、福楼拜、瓦格纳、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但马克思本人在这个家谱表上甚至连分支也不是。即使在论述这些人时提到了马克思，那也是作为陪衬，有时候是作为一个更早的更加头脑简单的时代——如启蒙时期，这个时代的清晰前景和固定的价值观念据说已被现代主义所摧毁——的幸存者。有些著作家（如纳巴科夫），将马克思描绘为一个压碎现代精神的僵死重物；另外有些人（如共产党人时期的卢卡奇），则认为马克思的见地要远比那些现代主义者更明智、更健康和更“真实”；但每个人看来都同意，马克思与那些现代主义者完全不同。

然而，我们越接近马克思实际上所说的东西，这种两元性就越讲不通。例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样一个形象。这一形象所包含的宇宙范围和视觉上的宏伟，它所拥有的高度压缩了的戏剧性力量，它所具有的含糊的启示意义，以及它的观点所蕴含的歧义性——那种摧毁性的热力同时也是极大的能量和一种生命的外溢——所有这些品质都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想象的特点。它们正是我们准备在兰波或尼采、里尔克或叶芝身上找到的那种东西——“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而这个形象正是来自马克思，来自《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部分，而不是来自任何神秘难解的被长期埋没的早期手稿。它是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描述达到**时的产物。假如我们看一看引出这一形象的整个句子，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就能更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与现代主义者的亲缘关系。这句话中宣告了一切神圣事物毁灭的第二个句子，要比“上帝不存在”这一标准的19世纪唯物主义断言更复杂更令人感兴趣。马克思在时间的层面上运动，努力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正在继续的历史戏剧和精神创伤。他是说，神圣的氛围突然消失了，除非我们正视不在场的东西，否则就无法理解当前的自我。这句话中的最后一个句子——“人们终于不得不直面……”——不仅描述了人们要面对一种令人困惑的现实，而且突出了这种面对，迫使读者进入这种面对——并且的确也迫使作者进入这种面对，因为“人们”，即马克思所说的die Menschen，全都身在其中，既是那种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普遍存在过程的主体，也是那种过程的客体。

假如我们注意这幅现代主义的“融化”图景，那么我们会发现，这幅图景贯穿了马克思的著作。它处处都像一种回流，对抗着我们熟知的比较“坚固的”马克思主义图景。这幅图景在《共产党宣言》中尤其活跃并且令人注目。的确，它使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宣言》看作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宣言的原型。《共产党宣言》表达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戏剧化了。

说到这儿，人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发问，对马克思难道不是已经有了太多的解释了吗？我们是否真的还需要一个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一个与艾略特、卡夫卡、勋伯格、施泰因和阿尔托有着相似精神的人物？我以为我们需要，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是个现代主义者，而且是因为他说了某种独特而重要的东西。事实上，马克思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现代主义的东西，正如现代主义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东西。现代主义的思想，虽然能够清楚地说明每个人和每件事的黑暗一面，却表明它自己也存在着一些被压抑了的黑暗角落，而马克思能够对它们作出新的说明。特别是，马克思能够澄清现代主义文化与产生出它的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看到，这两者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比现代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所愿意设想的要多得多。我们将看到，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一种奇怪的辩证舞蹈中被卷到了一起，假如我们注意它们的运动，我们就能了解一些有关我们大家共有的现代世界的重要东西。

一、融化的图景及其辩证法

《共产党宣言》以现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斗争这一中心论题而闻名。但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个论题内部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论题，在作者对历史的真实过程与重大斗争的含义的认识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斗争。我们可以将这种冲突描述为，在马克思的认识中，现代生活分别有一幅“坚固的”图景和一幅“融化的”图景，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资产者与无产者”，着手对今天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作了一个概述，为马克思所坚信的这一过程必将来到的革命**作了铺垫。在此马克思描述了坚固的现代制度的核心。首先，出现了一个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展吸收并摧毁了它所触及到的一切地方和地区的市场。生产和消费——以及人的需要——日益国际化和世界化。人类欲望和需求的扩大远远超出了地方工业的能力，导致地方工业的崩溃。世界性的交通规模已经形成，技术复杂的大众传媒已经出现。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与资本主义的大批量生产竞争，被迫离开土地，关闭自己的手工作坊。生产日益合理化地集中在高度自动的工厂中（农村中也没有什么不同，农场变成了“田野里的工厂”，没有离开农村的农民变成了农业无产阶级）。大量背井离乡的穷人涌入了城市，使得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魔术般地——也是灾变性地——冒了出来。为了让这些巨大的变化能够相对平稳地进行下去，必须要在法律、财政和行政方面出现某种中央集权，而这种中央集权的确伴随着资本主义出现在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兴起了，并且积聚了巨大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断地遭到国际化资本的破坏。与此同时，产业工人逐渐地觉醒，有了某种阶级意识，起来反抗自己生活中的悲惨境地和长期压迫。我们读到这些东西时，发觉自己对此十分熟悉；这些过程现在仍然在我们周围展开着，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已帮助建立了一种能够让人理解这些过程的语言。

不过，如果我们专心致志地继续读下去，奇怪的事情便开始发生。马克思的行文突然变得明亮、热烈；灿烂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又彼此融合在一起；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其中颠簸，颠簸的强烈狂乱让人透不过气来。马克思不仅在描述，而且在启发和展现，资本主义赋予现代生活每个层面的疯狂步子和节奏。他使我们感到，我们就是行动的一部分，被抛入了急流，随着激流颠簸，失去了控制，一下子被向前的猛冲搞得头晕目眩，陷入了危险。

这样读了几页之后，我们感到心旷神怡，但也困惑不已；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坚固的社会结构已经融化。等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最后出现、要走上世界舞台扮演自己的角色时，这个世界舞台已经在演员的脚下分崩离析，转变成了某种无法辨认的超现实的东西，一种变换着外形的活动结构。这种融化的图景的内在活力似乎已控制住了马克思，并且带着他——和工人们，和我们——远远越过了他预定的故事情节的范围，到达了他的革命脚本不得不大加修改的地方。

《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悖论，几乎从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很明显：具体说来，这种悖论从马克思开始描写资产阶级时就出现了。“资产阶级”，他开始道，“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此后几页中令人吃惊的东西是，他似乎不是为了埋葬资产阶级而是为了称赞资产阶级。他深情地、热烈地、常常是抒情地赞扬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观念和成就。的确，他在这几页中努力称赞了资产阶级，其称赞的有力程度和深刻程度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在称赞自己时从来不懂得的。

资产阶级究竟做了什么值得马克思称赞的事情呢？首先，他们“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首次颂扬vita activa[2]的观念即对世界持一种积极态度的人。自文艺复兴以来，这种观念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中心主题；在马克思自己的世纪，在浪漫主义和革命的、拿破仑和拜伦和歌德的《浮士德》的时代，这种观念已产生了新的深度和共鸣。马克思自己也将在新的方向上发展这种观念，并且它将继续演化，进入我们自己的时代。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对现代的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仅仅是梦想的事情，现代的资产阶级在实际上做到了。资产阶级“完成了远在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之上的奇迹”；它“进行了任何先前的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远征”。资产阶级的天才活动首先表现在伟大的物质建设工程上——原料加工厂和产品工厂、桥梁和运河、铁路、所有构成了浮士德的最终成就的公共工程——它们是现时代的金字塔和大教堂。其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移——到城市、到边疆、到新的土地——对于这样的迁移，资产阶级有时采取鼓励的态度，有时进行野蛮的强迫，有时给予资助，并且总是为了利润加以利用。马克思在一段激动人心的、令人感慨的话中，传达了资产阶级积极行动的节奏和戏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马克思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称颂现代资产阶级的技术和社会组织的胜利的作者。但他的赞歌无论在它强调的方面还是在它忽略的方面，都与众不同。虽然马克思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感兴趣的东西主要倒不是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东西。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人类生活和活动的过程、力量和表述：人们工作、运动、开垦、交往、组织或重组大自然和他们自己——资产阶级所带来的新的和不断更新的活动模式。马克思并没有（遵循从圣西门一直到麦克鲁汉的传统）详细论述特定的发明和革新本身；使他激动的是那种积极主动并且有创造性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一种事物导致了另一种事物，梦想变形为蓝图，幻想变形为资产负债表，最大胆放肆的想法得到了采纳并付诸行动（“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点燃并且培养出了新的生活形式和活动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对资产阶级积极行动的嘲弄在于，资产阶级被迫关闭了自己走向其最富有成果的可能性的道路，这些可能性只能由那些打垮其力量的人来实现了。就资产阶级所展现出来的一切了不起的活动模式而言，对其成员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唯一活动就是挣钱、积累资本和堆积剩余价值；他们的一切事业都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只有短暂的媒介性质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如此重要的那种积极主动的力量和过程，在其生产者的心目中仅仅是些偶然的副产品。不过，资产阶级已首次使自己成为这样一种统治阶级，其权威不是建立在他们祖先的身份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所做的实际工作之上。他们认为良好的生活就是行动的生活，为这种生活创造出了生动鲜明的新形象。他们证明了，通过有组织的一致行动，有可能真正改变世界。

可是让资产阶级感到困窘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俯视自己已开辟出来的道路：宽广的康庄大道也许会转变为无底的深渊。他们继续发挥着自己的革命作用，却不得不拒绝在广度和深度上充分地发挥这种作用。可是激进的思想家和工人们并不接受这种束缚，他们能够看到这些道路通往何处并且接受它们。如果良好的生活是一种行动的生活，为什么人类活动的范围应当限制在那些能够盈利的活动上面呢？现代人既然已经看到了人的活动能够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为什么还应当被动地接受自己被给予的社会结构呢？既然有组织的一致行动能够以如此多的方式来改变世界，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来进一步改变这个世界呢？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活动，实践批判活动”，将是对资产阶级自己解放出来的主动积极的能量的一种表达。马克思以赞扬而不是埋葬资产阶级开始；但如果他的辩证法起作用，那么最终将埋葬资产阶级的，却正是他所赞扬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优点。

资产阶级的第二个伟大成就，是解放了人类发展的能力和冲动，这种发展是指永恒的变化以及每一种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动和更新。马克思表明，这种冲动深深地扎根于资产阶级经济的日常工作和需要之中。受这种经济影响的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处于无情竞争的压力之下，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世界上。每个资产者，从最小的到最强大的资产者，都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革新，目的仅仅是为了他的企业和他本人能够生存下去；任何人如果不根据自己的意志主动地变化，就会成为市场统治者无情地强加于人的那些变化的被动牺牲品。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不断地变革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塑造和推动现代经济的各种力量无法彼此分割独立，从生活的整体中割裂出来。于是迫使生产不断革命化的强大的严酷压力必然会溢出，从而改变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并且从而改变全部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3]。

说到这儿，由于他努力要把握的那种不顾—切的活力的推动，马克思作出了一个想象的巨大跳跃：“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永远的不确定和**不安，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一切，让我们这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处于何种境地呢？它使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奇怪的矛盾的境地。我们的生活受到了一个不仅是变化而且是危机和无序都对其有好处的统治阶级的控制。“不停的动**，永远的不确定和**不安”，但不是颠覆这个社会，实际上是起到了巩固它的作用。大灾难转化成了有利可图的重新发展和更新的机会；分裂起到了一种发动的作用，从而成为整合的力量。真正困扰着统治阶级，并且真正危及它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一个幽灵，是传统的精英们（在这件事上还有传统的大众）始终渴望的一件事：长期不变的稳定。在这个世界上，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的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唯一方式。说我们的社会正在破碎只不过是说，它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这种不断的革命产生出了哪些种类的人呢？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的性格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现代的男女们必须要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或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而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从他青年时期的德国人道主义文化中、从歌德和席勒以及他们的浪漫主义后继者的思想中，吸收了这种发展的理想。这个主题及其发展，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埃里克松[4]是其最著名的在世的倡导者——也许是德国对世界文化做出的最深刻最持久的贡献。马克思完全清楚自己与这些著作家及其知识传统的联系，他不断地提到他们并且引用他们的著作。但他明白，尽管他的大部分先驱并不明白——重要的例外是《浮士德》第二部的作者老年歌德——人道主义的自我发展是从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成长出来的。因此，尽管马克思激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经济，他仍然热情地接受这种经济所产生出来的人格结构。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培育了，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那些能够在市场上运用的品格、冲动和才能，（常常是过早地）被匆忙地纳入发展的轨道，并且被疯狂地压榨干净；而我们身上其余的没有市场价值的一切，则受到了无情的压抑，或由于缺乏运用而衰亡，或根本就没有出生的机会。

马克思认为，当“现代工业的发展从它的脚下挖掉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时，这种矛盾就会得到嘲弄性的圆满解决。资产阶级发展的内在生命和活力将扫除最初产生出这种发展的那个阶级。在个人发展的领域，我们同样能看到出现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辩证运动：在一个一切关系都很不稳定的体系内，资本主义的生活形式——私人财产、雇佣劳动、交换价值、对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追求——怎么能够单独不变呢？如果任何阶级的欲望和感受力都变得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已适应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永恒变动，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得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保持固定不变呢？资产阶级社会越是激烈地刺激其成员去成长或死亡，其成员就越可能因成长而厌烦这个社会本身，而他们越是到最后激烈地将这个社会视为他们成长的累赘，他们就越会坚决地以它强迫他们去追求的新生活的名义来与它斗争。于是，资本主义将被它自己炽热的活力所融化。革命之后，“在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得到重新分配，阶级特权被取消，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教育，工人们则控制了工作的组织方式，到那时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达到**时预言，最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那时，摆脱了市场需求并不再被市场扭曲的自我发展经历，就能够自由自发地进行；资产阶级社会曾经使这种自我发展成了一种噩梦，而现在它却能成为所有人快乐和美丽的源泉。

为了强调，对马克思来说，从他的早期著作一直到晚期著作，发展的理想始终是那么重要，我要暂时从《共产党宣言》那里退出来。马克思青年时期于1844年写的论述“异化劳动”的文章告诉我们，作为异化劳动的替代，人类真正选择的工作将能够使个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或心灵的）能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个人自身的全部能力的发展”。因为，“只有在与他人交往的集体中，每个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培养其才能的手段，因此，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机器和现代工业”的一章中，超越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之一：“……只承担一种专门化的社会职能、部分发展的个人，必定要被那种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劳动、乐意面对生产的任何变化、全面发展的个人所取代，对后者来说，他所承担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职能，仅仅是使他自己天赋的和获得的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许许多多的形式而已。”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就此而论，马克思更接近于他的某些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敌人，而不是更接近于传统的共产主义倡导者，后者从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开始，就已将自我牺牲神圣化，不信任或憎恶个性，盼望一个结束一切冲突和斗争的静止点。我们再一次发现，马克思比资产阶级自身的成员和支持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了更加热烈的反应。他在一个新的良好生活的形象——这种良好的生活并非一种最终完美的生活，也不是被规定的静态精华的体现，而是一种持续的、不停息的、无尽的和无限制的成长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既是每个个人的发展也是整体社会的发展。所以，他希望通过一种更加充分并且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医治现代性的创伤。

二、革故鼎新的自毁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及其创造的世界如此兴奋如此热情了。不过我们现在还必须面对某种更加令人困惑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之后，整个资本主义的辩护，从弗格森到弗里德曼的辩护，都惊人地苍白无力、缺乏生气。资本主义的教士们极少对我们谈及它的无限的前景、它的革命力量和无畏精神、它的生气勃勃的创新、它的历险和浪漫、它的不仅使得人们更加舒适而且使得人们更具活力的能力。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专家是从来都不以谦虚著称的，可是看来他们仍然奇怪地决定不展示自己的大量光辉。我想，其原因乃在于这种光辉有着他们掩盖不了的黑暗一面。他们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深感困窘和害怕，以致他们宁愿忽视或否认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性，也不愿正视他们的优点并与之一起生活。

资产阶级成员害怕予以承认的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害怕的并不是那种利用人、纯粹把别人当作工具或（在经济学的而非道德意义上的）商品的冲动。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资产阶级并不会因为害怕有这种冲动而睡不着觉。毕竟，他们彼此都将对方当作工具或商品，甚至把自己也当作工具或商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把其他一切人都当作工具或商品呢？麻烦的真正根源是，资产阶级要求成为现代政治和文化中的“秩序党”（Party of Order）。那些投入到建设中的巨额金钱，以及如此多的这种建设所具有的自觉的纪念特征——的确，在马克思生活的整个世纪中，资产阶级内部的每一张桌椅都像是一个纪念碑——都证明了这种要求的真诚和认真。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见，事情的真相却是，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一切坚固的东西”——从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到织出它们的织布机和纺织厂、操纵机器的男男女女、工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区、雇用工人的工厂和公司，一直到将所有这些人与物包容在内的城镇、整个地区乃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明天被打破，被打碎、切割、碾磨或溶解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能够在下星期就被复制或替换，而这整个过程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能永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地继续下去。

所有资产阶级纪念物的令人哀怜之处在于，它们在物质上的强度和坚固性实际上毫无价值，无足轻重，它们像衰弱的芦苇那样被它们所纪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摧毁。甚至最漂亮的最打动人的资产阶级建筑物和公共工程也是一次性的，是针对快速的贬值损失被资本化的，其设计注定要过时，在其社会功能方面更接近于帐篷和野营地而不是更接近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

假如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资产阶级成员造就的这种暗淡景象的背后，看看他们的真实做法，我们就会看到，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体面的公民就会拆除整个世界。即便当他们用幻想出来的无产阶级的贪婪和报复来恐吓大家时，他们自己也还在通过不知疲倦的交易和发展，使大量的人、物、金钱在地球上到处横冲直撞，侵蚀和破坏每一个人的生活基础。他们的秘密——一种甚至试图不让自己知道的秘密——是，在外表的背后，他们实质上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统治阶级。晚近的一代人会用“虚无主义”予以命名的那些无法无天、无法衡量、爆炸性的冲动——尼采和他的追随者会将那种冲动归因于如上帝之死的那种宇宙性创伤——被马克思放到了市场经济的表面上看来平常乏味的日常运作之中。他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是一些技艺高超的虚无主义者，其程度远远超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想象能力。这些资产阶级已经使自己的创造性异化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去考察他们的创造性所开辟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深渊。

马克思的一些最生动最打动人心的形象化描述，意在迫使我们去面对这种深渊。例如“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种形象可以使人想起据认为已被现代资产阶级埋葬了的那个黑暗中世纪的精灵。资产阶级成员的面貌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讲魔法；他们是启蒙时代的产儿，而不是黑暗时代的产儿。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描述为巫师——还说他们的事业“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了大量的人口”，至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不必提了——其目的都是要指出被资产阶级所否认的底蕴。马克思的隐喻，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别处，都突出了对现代世界的一种惊奇感：它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令人炫目，势不可挡，超出了资产阶级能够想象的一切，更不必提能够计算或计划的东西了。但马克思的形象化描述也表达出了任何真正的惊奇感都必然伴随的东西：一种恐惧感。因为这个令人惊叹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同时也是恶魔似的令人恐惧的，疯狂得不受控制的，前进时盲目地进行着威胁和破坏。资产阶级的成员压制了对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的惊奇和恐惧：这些占有者不想知道自己在何等深的程度上受到了控制。他们仅仅在个人和公众遭到毁灭时才去学习——也就是说，仅仅在太晚的时候才去学习。

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巫师，其前身显然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但也带有马克思那一代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另一个文学人物的影子：雪莱夫人[5]笔下的弗兰肯施泰因。这些神话人物力图用科学和合理性来扩展人的力量，却使得恶魔似的力量非理性地爆发出来，超出了人的控制，并带有令人恐怖的后果。在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中，最后使得浮士德成为过时人物的那个技艺高超的魔鬼，就是整个现代的社会体系。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就在那种悲剧的轨道内运行。他将资产阶级的地狱放到一个世界性的背景之中，说明了，在成百万的工厂、银行和交易所中，黑暗的力量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起作用的，甚至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也无法加以控制的不断的市场冲动是怎样驱动各种社会力量走向可怕的方向的。马克思的图景让人们对这种深渊如临其境。

这样，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展开了论述，这两个方面将塑造和激发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马克思表明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内驱力和压力是怎样把这两类人的可能性注入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义者将创造出大量宇宙性的有启示意义的图景，即关于最灿烂的快乐和最阴郁的绝望的图景。许多最有创造性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将同时着迷于这两者，并不由自主地在这两极之间不停地来回摆动；它们的内在活力将再生和表达这种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和生存的内部节奏。马克思使我们进入了这种生活过程的深处，于是我们感到自己有了一种放大了我们整个存在的生气勃勃的能量——同时被那些时时威胁要毁灭我们的震惊与大笑所抓住。接着，他借助于其语言和思想的力量，试图**我们去相信他的图景，让我们跟随他走向前面的**。

资产阶级巫师的学徒，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成员，必然要从浮士德—弗兰肯施泰因式的资产阶级那里夺取对于现代生产力的控制权，完成这项任务后，他们将把这些不稳定的、爆炸性的社会力量转变为所有人的美与快乐的源泉，并将现代性的悲剧史带到幸福的终点。无论这一结局是否真的会到来，《共产党宣言》的想象力、它对于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光明的和可怕的可能性的表述和把握都是非凡的。《共产党宣言》除了具有其他种种特性之外，还是第一件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品。

但即便我们将《共产党宣言》尊为现代主义的一个典范，我们也还必须记住，典范不仅典型地表现了真理和力量，而且也典型地表现了内在的张力和紧张。于是，我们在《共产党宣言》及其杰出的继承者那里发现，与创造者的意图相反，并且很可能出乎创造者的意料之外，解决问题与革命的设想产生了它自身的内在批判，新的矛盾挤入了这种设想所编织的面纱之中。即便我们让自己随着马克思的辩证之流漂流，我们也感到，自己迷失于各种未探明的不确定的不安定的潮流之中。我们陷入了一系列马克思的意图与他的洞见、他的所欲与他的所见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

以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例：“周期性重复的危机，愈来愈危及到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这些重复出现的危机中，“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一再地毁灭掉”。马克思似乎相信，这些危机将日益削弱资本主义，直至最后将它灭亡。然而，马克思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设想和分析又表明了，这种社会如何能够在危机和灾难之中繁荣兴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危机能够消灭那些根据市场的定义被认为是相对弱小和无效率的个人和公司；能够为新的投资和再发展开辟空间；能够迫使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更加灵巧地进行创新、扩张和结合：从而危机可以出人预料地成为使得资本主义既有强度又有弹性的源泉。诚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适应办法仅仅“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的危机”铺平了道路。但是，假定资产阶级有能力在破坏和动乱中有利可图，那么便不存在明显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些危机不能无限地螺旋上升，一方面毁灭个人、家庭、公司、城镇，另一方面却仍然完整无损地保持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力量的结构。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马克思对革命社会的设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社会的基础将由资产阶级自身奠定。“资产阶级无意中促成的工业进步，使工人们通过合作而达到的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孤立。”现代工业中庞大的生产单位会将大量的工人聚拢在一起，会迫使他们在工作中相互依赖和合作——现代的劳动分工时时要求大范围的复杂合作——从而会让他们学会从集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并进行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无意中造成的联结工人们的集体纽带，将产生战斗的政治组织与联合，它们将反对并且最终推翻私有的原子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架。这是马克思所相信的。

然而，要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全部设想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工业所产生的社会形式应当比资本主义的其他任何产物都要更加坚实呢？这些集体最终难道就不会像这儿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仅仅是暂时的、临时的、过渡性的？马克思在1856年提到，产业工人是“新型的人……同机器本身一样也是现代的产物”。但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他们的团结一致无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也会像他们操纵的机器或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是短暂的。工人们也许每隔一天都坚持在装配线或纠察线上，却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分散在不同的集体中，处于不同的状况，从事不同的产品生产，具有不同的需要和利益。资本主义的各种抽象形式似乎再一次继续存在着——资本、雇佣劳动、商品、剥削、剩余价值——而它们所含有的人的内容被抛入了永恒的流动之中。在如此松散和多变的土壤中，怎么能够生长出持久的人类纽带呢？

即便工人们确实建立起了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便这个运动产生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但身处现代生活大潮之中的工人们又将怎样设法去建立一个坚实的共产主义社会呢？什么东西可以防止融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不再进而融化共产主义呢？假如一切新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那么团结一致、友爱和相互帮助又如何能够保持下去呢？一个共产党政府可以试图通过一些基本的强行限制，不仅对经济活动和企业进行限制（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还有每一个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对个人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言说进行限制，来阻挡洪水。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成功了，那不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一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目标了吗？马克思期望共产主义能够完成现代性，但共产主义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巩固自己而又不压制它承诺要予以解放的那些现代活力呢？另一方面，假如它放任这些活力让其自由发挥，那么大众活力的自发流动就不会扫除新的社会形态本身吗？

于是，仅仅仔细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并且认真地考虑它对现代性的设想，我们便对马克思的答案产生了一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见的近在眼前的那种实现，即便真能到来，也许还很遥远；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它真的到来了，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性的插曲，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刚刚为我们所触及，就被将它带来的那股永远变化和进步的潮流卷走了，让我们无穷无尽地无助地随波逐流。我们还可以看到，共产主义为了保住自己，会怎样压制使自己得以产生的那种积极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性力量，会怎样违背许多使自己值得让人们去为之奋斗的希望，会怎样以一种新的名义再生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辩证法正在重新展现它所描述的那个社会的命运，正在产生使自己烟消云散的活力和观念。

三、**：本来面目的人

既然我们看到了现实中马克思的“融化”图景，我就想运用它来阐明《共产党宣言》中一些最有力的关于现代生活的形象。在下面的一段话中，马克思试图表明，资本主义是如何改变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自身的关系的。虽然在马克思的句法中，“资产阶级”——在它到处引起巨大变化的经济活动中——是主体，而每个阶级中的现代男男女女都是客体，因为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其‘天然长官’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描述了一种基本的对立，一方是公开的或**的东西，另一方则是隐藏的、掩盖的、披上了外衣的东西。这种在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中都一再出现的对立，到处都象征着“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一种区分。按古代和中世纪的大部分思辨，整个感觉经验的世界看来都是虚幻的——例如印度人所说的“‘幻’的面纱”，而真实的世界则据认为只有通过肉体、空间和时间的超越才能达到。在某些传统中，实在是通过宗教和哲学的沉思才达到的；在另一些传统中，实在要到死后的来世中才能达到——例如使徒保罗说，“因为现在我们看事物都是隔着一层，看不清，但那时却是面对面地看”。

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现代转变，认为这两个世界都存在于地球之上和时间空间之中，都充满了人类。现在，那个虚假的世界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过去，一个我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世界，而那个真实的世界则存在于此时此地我们所在的物质的和社会的世界中。这时一种新的象征出现了。衣服成了陈旧的、虚幻的生活方式的象征；**被用来标志新发现的和新体验到的真相；于是脱衣服的行为成了一种精神解放和走向真实的行为。现代的色情诗歌阐明了这个主题，正如现代的情人嘲弄性地体验到了它；现代的悲剧揭示了它的令人敬畏和恐惧的深度。马克思在悲剧的传统中思考和工作。对他来说，外衣被撕掉了，面纱被撕下了，这个剥离的过程是猛烈的和野蛮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历史的悲剧运动应当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终结于马克思的关于**的辩证法，在现代时期的开端，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之中，就得到了规定。对李尔王来说，**裸的真相是，除生命本身之外一个人在失去了能被他人剥夺的一切之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们看到，他那贪婪的家庭，加之他自己的盲目虚荣，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李尔王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且连丝毫的人类尊严也没有给留下，在一个可怕的狂风暴雨的半夜里被驱之门外。他说，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结局：孤独的人和穷人被遗弃在冷漠之中，而恶人和畜生却在享受权力能够提供的一切温暖。这样的认识使人承受不了：“人的天性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和恐怖”。但李尔王并没有被冰冷的暴风雨击垮，也没有逃避暴风雨；相反，他冲向猛烈的暴风雨，听凭狂风暴雨的吹打，向暴风雨宣战。当他与他的弄臣四处游走时（第三幕第四场），他们遇到了化装成疯乞丐的爱德加，**裸一丝不挂，看起来比李尔王还惨。“难道人无非如此？”李尔王不解。“你才是原本的东西：本来面目的人……”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李尔王撕脱了自己的皇袍——“去你的，去你的，你这些借来的劳什子”——在**裸的真实性方面加入了“可怜人”的行列。李尔王相信，脱衣的行为把自己降到了最低的生存状况——“一个可怜、**的两脚动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行为却是走向一个完整的人的第一步，因为，他第一次认识到了他自己与另一个人的一种联系。这种认识能使他增进自己的感受力和洞见，并能使他超越不能自拔的惨痛和苦难。当他打着寒战的时候，他逐渐地明白了，其实自己的王国充满了将一生都消耗在这无人理睬、无防备的苦难之中的人，而那种苦难正是他目前正在经历的。他先前掌握着权力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但现在由于视野的扩展他看到了：

**裸的可怜人，不论你们在哪儿

遭受到这种无情的暴风雨敲打，

凭你们光光的脑袋、空空的肚皮，

凭你们穿洞、开窗的褴褛，将怎样

抵御这样的天气啊？啊，我过去

对这点太不关心了！治一治，豪华；

袒胸去体验穷苦人怎样感受吧，

好叫你给他们抖下多余的东西，

表明天道还有点公平。

只是到了现在，李尔王才适合于成为他要求成为的人物：“彻头彻尾的国王。”他的悲剧在于，拯救了他的人性的大灾难却毁灭了他的政治生命：使得他真正够格成为一个国王的经验却使得他不可能再成为国王。他的胜利在于成就了自己从未梦想到要去成就的某种东西，即一个人。在这儿一种可指望的辩证法照亮了悲剧性的阴暗面和丑陋面。李尔王孤独地处在寒冷的风雨之中，开阔了视野和增加了勇气，从自己的孤独中摆脱出来，向自己的同伴伸出相互温暖的手。莎士比亚是要告诉我们，“本来面目的人”的令人痛苦的**裸的现实，乃是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的起点，是真实的社会能够在此之上成长的唯一基础。

在18世纪，**作为真相的隐喻，以及剥除作为自我发现的隐喻，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上的共鸣。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中，波斯妇女被迫披戴的面纱，象征着传统的社会等级强加于人们身上的一切压制。相反，巴黎大街上看不到面纱，则象征着一种新的社会，在那里“自由和平等盛行”，结果“一切都能说出来，一切都可看得见，一切都能听得到。人心像面孔一样清楚明白。”卢梭在他的《论艺术与科学》中指责了他那个时代中“一律的欺骗性的礼貌面纱”，他说，“君子就是喜欢一丝不挂地进行摔跤的运动员；他鄙视一切会阻碍运用其力量的令人讨厌的装饰”。所以**的人将不仅是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快乐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更好的人。将18世纪带入一个**的自由主义革命运动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假如剥除了世袭的特权和社会角色，使得所有的人都能无拘无束地自由运用自己的一切能力，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些能力用在整个人类的幸福上面。这儿我们发现，这种信念竟然令人毫不担心，**的人将会做什么，会成为什么。我们在莎士比亚那里看到的辩证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狭隘的极端化。

这一时期反对革命的思考同样表现出一种狭隘的平面化的视角。例如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但现在一切都将改变。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幻想，那些使权力变得温雅、使服从变得自由、使各种不同的生活色彩和谐一致的幻想……都将被这种新的征服性的理性之光帝国所消融。一切生活的遮羞布都将被粗暴地撕碎。一切外加的观念，那些为内心所拥有、为理智所批准、对于遮盖我们的软弱颤抖的本性的缺陷并在我们自己的评价中提升其尊严是必要的观念，都将作为一种可笑的、荒谬的和旧式的东西被破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将**想象为田园诗般的东西，以为它为一切人开创了美与幸福的新前景；而对伯克来说，**却是一种反田园诗性质的东西，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是陷落到一种将毁灭一切人与物的空无之中。伯克无法想象，现代人还有可能像李尔王那样，从他们彼此易受伤害的冷漠中学到某种东西。他们的唯一希望在于谎言：在于他们能够制造虚构的足够厚实的遮羞布，来压制他们对真实自我的可怕知识。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动的余波中写作，期待着一个新的浪潮，对于他来说，**与揭示的象征回到了两个世纪前莎士比亚赋予它们的辩证底蕴。资产阶级革命撕掉了“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的面纱，使得**裸的权力和剥削、残酷和苦难像开放的创伤暴露了出来；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也揭示并且暴露了新的选择和希望。一切时代的普通人都无穷尽地献身于他们的“天然的长官”并由此遭到摧残，而受过“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洗礼的现代人则与他们不同，无须服从于会摧残他们的主人，他们不仅没有被寒冷冻得麻木反而为其所激发。由于他们知道如何独立地思考，也知道如何顾及自己并为自己着想，他们就会要求清楚地说明，他们的老板和统治者为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对他们做了什么，并且时刻准备着在自己没有得到真正的回报时进行抵抗和反叛。

马克思的希望是，一旦工人阶级中的本来面目的人“不得不……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就会走到一起，来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冷漠。他们的联合将产生出一种能够促进新的集体生活的集体力量。《共产党宣言》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指明走出冷漠的道路，培养并且强调对集体温暖的共同渴望。由于工人们只能通过与自我的最深层的精神支柱建立起联系，来克服痛苦和恐惧，他们就会准备战斗，去集体地认识到自我的美和价值。他们的共产主义一旦到来，将显现为一种透明的外衣，既能保暖，同时也能凸显出穿戴者的**的美，从而使他们在容光焕发中认识自己并且彼此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