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时地被宣告已死亡，而又常常被宣告已复生。诚如任何一位具有像他这样的有声望的思想家一样，在目前形势下，他的著作是首先值得重读的。当今，不仅仅是马克思又再次走向死亡，而且一整批自我标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差不多也正日趋消亡。一些人对此很高兴；一些人对此感到悲伤；但很少有人力求作一精心、审慎的经验总结。

首先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而是一系列为采取政治行动而提出的理论、分析和方法——无疑是受了马克思的理论的启发，并形成了一种教条。这种马克思主义占有主导地位，是两大历史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1914年以前）和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成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物；它们一前一后、相继依次、共同而不是相互合作地创立了这种马克思主义。

虽说除这一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其他种种变体，只是这些变体仅有很少的拥护者，至少一直到最近都是如此。勒费弗尔（1980）写道：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真正源头发端于1968年世界革命。这一事件大体上与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停滞及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随之日趋严重的骚乱和分裂发生在同一时期。

这些事件大体上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费劲努力区别一下“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实际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没有使这种马克思主义被完全否定的话，也使其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抑或至少是他的思想和实践方面的状况）——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占主导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历没有关系，至少是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了一些对问题进行分析的难度。我的论点很简单。已经消亡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现代性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同步发展形成的，而实际上主要是受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启示而发展形成的。尚未消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的是作为改良主义战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消亡的是激励诚笃的社会力量进行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抨击言论——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语言表现形式。

我认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和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们在各政党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提出的五大主要观点。

（1）为了达到人类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走的第一步是尽快夺取国家政权。只有进行一场革命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论点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确。“夺取国家政权”是什么意思？而更成问题的是，什么是一场“革命”？党内有关这些策略性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也一直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这就是当时政治策略各种各样，并始终带有那么一点机会主义色彩的原因。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是两种决策：不是人民起义，就是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人们认为，这两种决策都对政权结构作了一种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变革，要想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

没有政权的政党采取其力所能及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那些已经取得政权的政党（即使是通过一条理论上没有设想到的道路）则采取其力所能及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保住政权，从而证实“革命”确是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上台执政犹如基督降临人间。这不是时间的结束——完全不是——而是历史发生变革的那个时刻。1989～1991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所以影响如此之深远（特别是对马列主义者们说来尤为如此），是因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概念由此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些事件不仅深为令人沮丧，更意味着政治行动的先期主要设想失去了价值。

（2）为了夺取并保住国家政权，所谓的进步力量和（或）工人阶级就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性强的、具有普遍性的政党。

不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群众性政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主张的先锋式政党，都应成为其领导人和成员的精神寄托之所在；他们要为夺取并保住国家政权而献身。

因此党被视为其成员一切活动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中心）。同其他组织的任何联系，乃至党纲以外的任何个人利益，都被视为对党的战斗力的严重损害。这根本不是无神论学说了，而很有点宗教意味了。这同样也是党敌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及诸如此类的运动的原因。

简而言之，党坚持认为：阶级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而其他一切矛盾都是附带性的矛盾。因此，党一再重申：所有这些其他的斗争除非是出于暂时性的、辅助性的、策略性的原因而被纳入当时的党纲，否则就都是偏离了中心任务的。党所最担心的事，是其成员不无限忠于党。人们可能担心政党会建立一个非常极权主义的政府，但似乎很少有人担心执政党会建设一个极权主义的党。

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第二个命题是关于党的建制的：党是为了（似乎也很适宜于）作必要的动员以夺取政权而建立的；而党一旦掌握了政权，这一命题就全然不能当作一个原则来使用了。执政党的作用是很不明确的。事实上，执政党到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就成了一决策机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决定着当时一切的一切。领导权是十分个人化的，透明度很低。对大多数党员来说，党完全成了一件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向上爬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党就绝对不再是精神寄托之所在了。对党外的人们来说，党就成了一种极不为法律所容的机构了；党内的人们则往往对党持怀疑态度了。党是个必须要考虑到的实在，但没有人再为之献身了。如果说“革命”没有成为不可逆转的话，那正是党的本质使然；党一旦夺取政权，其本质即暴露无遗。那些力图破坏共产主义制度的人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搞垮这类政党；世界格局一有变化，他们就可以得手了。

（3）为了从资本主义到达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个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亦即将政权完全彻底地交给工人阶级。

专政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关键词引起了问题。“专政”一词不管其原本固有的意思如何，其在历史上的实际意思则是扬弃全部“自由主义”国家议会民主时期创设的（至少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创设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利。任何一个不受党控制的组织不但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生存权。那些坚持独立于党的知识分子活动中心也有同样的遭遇。

然而，即使公开辩论只准一家之言，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讨论、不存在不同意见了。不过辩论绝对是不公开的，只限于少数人。人们偶尔也会大声嚷嚷，发表意见；这些意见有时也会对政治决策有点影响；只不过这是民意表达的唯一方式。

由于政府和党“代表”着工人阶级，所以专政是合理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无疑，许多领导人年轻时都是工人，其人数要比世界体系里其他国家来得多。然而他们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就“资产阶级化”了，就构成地位显赫的社会阶层了。

而同样无疑的是：普通百姓中的熟练工人往往同学校教师和普通“脑力劳动者”挣得一样多，甚至还要多。这就形成了一种工资倒挂现象。然而工资倒挂与废除工资等级不是一码事。

工厂工人没办法行使工会权利对付资方。实际上，工人提要求的可能性比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要小。但工人有一重大补偿：社会保障（特别是工作保障）和享有一种维持低生产率水平的隐性权利。然而这些社会利益实际上有赖于国家的总收入；而国家陷入严重财政困难（某种程度上是低生产率水平引起的）时，社会保障就大受影响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能兑现其许诺了，从而引发了社会危机。从这种危机中兴起了团结工会及其后的种种事态的发展。

任凭官方怎么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生活在一个工人的国家里了。他们至多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试图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政权之下——换句话说，生活在一个改良主义的国家里。这些国家所给予的一点点好处减少时，政府就失去了其社会基础。

（4）社会主义国家是向共产主义乌托邦发展的共同的、正确的道路上的一个必要阶段。

这是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发展进步论；发展进步论本身是启蒙运动留给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遗产，通过某种形式的否定，转而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末世论。

以对发展进步怀有坚定信念为基础的阶段论，证明一切的一切都是正当的。这一阶段论断言党（发展进步的绝对可靠的保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从而就不仅给予了前三个论点，而且给予了任何一种偏离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所设计的道路的行为道义上和理性上的支持。

由于每个阶段都遵循着社会进化的规则，所以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出现倒退的。再者，由于这些历史阶段是由党来确定的，所以每个党员就都成了发展进步的坚定的鼓吹者。最后一点，鉴于工人现在掌了权，所以国家就能够绝对无误地向前发展进步。发展进步论认可（其实是要求）新的革命国家受比较发达的革命国家保护——马列主义国家（以及所有进步国家）大家庭内老大哥高高在上的一种等级制度。一些人称之为帝国主义，其他人称之为天职。在公众舆论有理由相信有着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时，最在上者的这一权利似乎还不那么令人厌恶。然而经济发展停滞时，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引发针对苏联的反帝感情，从而不仅导致了马列主义国家的混乱，而且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的分裂，一种地缘政治概念就此终结。

（5）为了从社会主义阶段（党掌权）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亦即寻求国家发展。

共产党在一些主权、独立（但被包围）的国家上台执政。马克思曾预言，最早的一批革命将会在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发生，然而成功地夺取政权的事件却发生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大走样了。成了半外围（以及外围）国家追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里中心地区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的纲领包括三大主要之点。

第一点是制订计划。这需要有个非常庞大的政府机构。这一机构在“原始积累”时期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但在基础设施越来越现代化时，计划部门就必须承担起复杂得多的任务；而这又受到了党的牵制。制订计划最终成了一种经济官员们进行会谈协商的程序，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修改计划，使其符合实际的成果。这无疑是一种导致失败的做法。

第二点是大力实现工业化并要尽可能地做到自力更生。这一目标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业化并不仅仅是建起一些大工厂、添置一些机器设备——还要考虑到赢利问题，而这又有赖于不断在全球普及的技术。事实上，由于技术进步扩及全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因而越来越难以赶上先进国家。

第三点是进行全面的、无所顾忌的变革。这与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不同，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在力主计划和工业化的同时，劳动力及其他一切的一切还必须受市场交易的支配，纵然这些交易是受中央严格控制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起初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增长率很高，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全国。然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停滞证明：这些国家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完全一样，也是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这些国家曾夸耀过自己的高速发展，但这会儿大大衰退了。

总而言之，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实际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五大主要观点逐一受到了那些曾经支持过它们的人们的怀疑。他们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认为也在放弃马克思本人。但这并非易事。马克思被扔出前门后，必将会从窗户潜入。这是因为（正好相反），马克思既未丧失其政治价值，也未丧失其思想价值。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一点。

马克思的思想涵盖四大主要观念（这些观念绝大部分是马克思的思想，但不完全都是他的思想）；我认为，这些观念对研究分析现行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尽管20世纪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和国家经历了全面的失败，这些观念对我们所必须作出的政治抉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阶级斗争

我们首先不要忘记：国内对马列主义政党和国家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阶级矛盾——普通工人与新型的、颇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变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肯定会像分析1848～1851年间法国的阶级斗争那样，欣然分析1980～1981年波兰危局中的资产阶级变种这一社会阶层的）。

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实际上是相反的）利益这一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观念。这一思想在1750～1850年间西欧历次大辩论中非常流行。这一思想甚至原本不是左派的思想。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使之远近皆知了，从此真正成了工人运动的特色思想。

主要存在着两种反对这一思想的意见。第一种是道义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其意见为：不错，是普遍存在着阶级冲突，但冲突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并非是人们所渴求的。这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仅仅是一种政治选择（从而是一种蓄意的选择），因此其道义性和合理性还是可以进行讨论的。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们 （通常都是政治上的右派）实际上是在向工人阶级提倡一种协商、和解与合作的政策。

不管这一政策多么灵验，这一倡议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论毫不相容。虽然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有着某种特有的说教色彩，但马克思始终拒绝做一名说教者、鼓吹者。他要成为一名分析家、一名科学的分析家。因此，任何一个想要否定马克思的人必须置身于分析这一层面上。马克思没有号召工人（或其他人）从事阶级斗争；他注意到：他们具有旺盛的斗志，但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论点基于两个广为（如果说不是普遍）认可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所有的人都力图改善其物质条件，并因此为反对那些剥削他们、利用他们困境得利的人们而进行斗争。这一主张很强烈、难以消除。然而事实上，被剥削者往往很软弱、逆来顺受、胆小怕事、不坚强、犹犹豫豫、不敢作敢为。因此，阶级斗争这一主张也只不过是对策略上的可能性所作的一种议论而已。

马克思的论点所基于的第二个前提是：处于客观上相同或相似状态的人们往往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因而我们可以考虑群体感应（这儿涉及的是阶级感应）这一问题了，然而没有一个群体是整齐划一、铁板一块的。再者，如果人们拒不研究分析社会群体的行动，就不可能阐明社会现实了。而马克思还只是强调了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现实。为了反对这一前提，我们就必须从实际经验上来说明并未发生这样的斗争；可要这么做的确是非常难的。抑或人们应该说：关注阶级斗争是对的，但过分夸大了实际情况这一说法是比较可信的。然而照此说来，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就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要小多了，其他形式的斗争就凸显了。这种反对意见是常有的，并非仅仅是来自于右派。世界各地的分析家们强调民族主义斗争、人种斗争、种族斗争、宗教斗争和性别斗争的重要性。显然，这类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很重要的；而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者们（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往往忽视、轻视、无视甚至指责这类斗争；这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他们提心吊胆，生怕分裂工人阶级，因而千方百计力求避免工人阶级的分裂。这就导致了他们有意识地强调阶级斗争，而低估所有社会分歧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未能对民族主义斗争、人种斗争、种族斗争和性别斗争作充分的研究分析这一状况，已受到了广泛关注，为期至少20年了——也就是说，1989年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垮台前很久就受到广泛关注了。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可推断说这些社会斗争都是同样重要的呢？马克思本人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力图说明小自耕农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一观点。

其他形式斗争的爆发根本否定不了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极其主要的这一论点；这是因为一向都可以这么说：其他形式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伪装形式。无疑，马克思的论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以至人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说：许多阶级斗争是以“民众”之间的斗争这一形式进行的。当然，我们必须阐明这一状况发生的原因和情形。而我们一旦阐明了这一状况，就更加了解现代历史的兴衰情景了，因而无须多言，也就难以颂扬一统天下、包揽一切地组织起来的党的长处了。

二、两极分化

马克思对两极分化现象的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十分强调经济两极分化的倾向——贫困化；他以此说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层意思。另一方面，他也力图分析社会两极分化；他以此说明人们不是成为资产者就是成为无产者，所有中间难以归类的群体均将消失这层意思。

贫困化这一论点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强烈的抵制，理由是：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在不断增加。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绝对的两极分化；而且由于福利制度进行的再分配，就连相对的两极分化势头也减弱了。因此说马克思完全错了。

工人阶级（更确切地说，熟练工人）的实际收入的确是在不断增加，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绝对的两极分化并未发生（然而我们对相对的两极分化就难以说清楚了）。但我们如果对各工业化国家—个一个地进行考察，就要犯各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和古典自由主义者们所犯的同一个理论错误了。其实，成问题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并是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里发生了马克思所说的发展进程。人们一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看作是一个分析整体，就会发现两个问题。

首先，世界经济这一层面上贫困化是一直存在的。不仅仅存在着相对的贫困化（就连世界银行也承认这一点），还存在着绝对的贫困化（例如外围地区越来越难以向其人口提供足够的基本食品了，这就是明证）。

其次，一种极其狭窄的视角歪曲了对工业化国家里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实际收入的观察。我们往往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国家（起初主要是美国，现在是所有的国家了）不断接纳来自外围地区的移民，都成了移民国家。而这些移民的实际收入并未不断增长。这又使我们想到了上文提及的阶级斗争与“民众”斗争的关系。

实际收入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主要系由当地的“本土人”或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构成。而下层主要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经济两极分化对他们来说依然如故。他们不是“当地人”，往往在人种或种族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人们可以否定社会两极分化仅仅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现象这一点了；那样看太狭隘了（主要是反映了19世纪的社会状况）。然而，我们如果应用一种比较恰当的说法——主要依靠现有收入为生的人们是两极分化的，就发现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世界人口中甚至会有更多的人不是落入这一极就是落入另一极。他们既不靠自己的财产为生，也不靠自己的租金为生，而是靠源自于他们因已然汇入世界经济实际发展进程所得的收入为生的。

三、意识形态

马克思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思想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知识分子冥思苦想的产物。他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知识反映着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所有思想源自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许多人都爱指明：这一原理也应该适用于马克思本人和工人阶级——马克思将工人阶级归于一种特殊的范畴，视其为代表全人类利益的阶级。诚然，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只不过是扩大了马克思的论点所适用的范围。

当今在重新研究、探讨19世纪里整个有关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遗产时，考虑一下我们的思想和思想家们的社会基础，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显然，马克思并不是社会决定意识这一论点的首创者，然而这一论点与其世界观紧密相连。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命题。因此，没有理由低估分析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马克思对这一分析所做的贡献的重要性。

四、异化

异化这一观念没有其他观念那样为人们所熟知；这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不常用这一观念，也因为一些分析家们认为这一观念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所以将其置之一旁而不顾。这真可惜，我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马克思认为异化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罪恶，所以视其消失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重大的成就。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异化是使人丧失本性的痼疾——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财产。为反对异化而进行斗争，就是为恢复人的尊严而进行斗争。

回答这一论点的唯一办法是确认：异化为必然的痼疾（一种原罪），要想治愈，只有最终消除其最为有害的表现形式，别无良策。然而难以否认：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社会忧患就是异化。

马克思使我们得以设想另外一种社会秩序。他的确是因未能详细说明其理想社会的状况，而常常受到指责；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未能说出个样子来啊！他的思想没有问题。如果弃之一旁全然不顾，会对谁有好处呢？形势又会怎么样呢？

（郝名玮 张凡 译）

[1] 选自《自由主义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