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预言往往可作极为宝贵的令人鼓舞的解读。请看两个例子：《新约》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想要作出关于即将发生的事件的预言，基于对决定人类历史的力量的卓越认识而作出的预言。不过迄今为止，这两个预言都可笑地落空了。这两个知识断言成了世人嘲笑的对象。

基督没有回来（复临）。断言他将要回来，并且断言应该慎重考虑成为一个特殊宗派团体成员以便为这个事件作准备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受到了世人的质疑。诚然，没有人能够证明基督复临不会发生，并因此为道成肉身提供经验证据。但是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

同样，没有人能够证明当马克思恩格斯声称“资产阶级已经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时他们是错误的。也许，21世纪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将扭转欧洲和北美无产阶级的逐渐资产阶级化；也许，“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会变成真的；也许，那时资本主义将被推翻，品德高尚的开明的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简言之，也许，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时间计算上搞错了一两个世纪。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过去的许多危机，我们也已经为这个无产阶级的出世等待了很久。

再有，没有一个嘲笑者能够确信，热中于传道的基督徒所称的“成为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新生命”不是一次真正洗心革面而充满奇迹的经验。但是断言已经以这种方式获得重生的人似乎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以与从前不同的方式行动。我们已经以比成功的异教徒更正派得体的行动为成功的基督徒等待了很久。

与此相似，我们说不定哪一天会产生一些新理想来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蔑视的“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但是我们耐心地等待着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来向我们确切解释这些新理想究竟怎么样以及它们将如何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制度都倒退到了启蒙以前的落后状态，而没有露出启蒙之后乌托邦的最初曙光。

诚然，仍然存在着一些人，他们解读着《圣经》，以便弄清近几年或几十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做的。就在不久以前，许多知识分子出于相同目的解读着《共产党宣言》。正如基督徒劝人忍耐，要我们相信，以其有罪子民的错误来评判基督是不公平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求我们相信，迄今为止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制度都是对马克思本意的荒唐曲解。极少数幸存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承认，列宁、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共产党与马克思梦想的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告诉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个政党的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不同于“资产阶级自由”的自由，正如关于爱是唯一法则的基督教学说不同于《利未记》中的随意记述一样。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能认真对待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再延期和一再保证。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应该阻止我们到《新约》和《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找灵感和勇气。因为这两个文献表达了相同的希望：到时候，我们将愿意也能够以尊重和关心与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所爱的人需要的方式来对待所有人类的需要。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个文本都聚集起了更加强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因为每一个文本都是为人类自由和人类平等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运动的奠基性文献。到现在，由于1848年以来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文本可能已激发起相同数量的勇敢而甘愿自我牺牲的男女冒着生命危险和财产危险来阻止后代遭受不必要的苦难。已有的社会主义殉道士可能和基督教殉道士一样多。假如在经历装满炭疽杆菌的弹头、提箱般大小的核武器、人口过剩、全球化的劳务市场和21世纪的环境灾难之后，人类的希望仍然能保留下来，假如我们的后代，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仍然保有一个可以查阅的历史记录，并且仍然能够从过去寻求启示，那么也许他们将把圣·阿格尼斯和罗莎·卢森堡、圣·弗朗西斯和尤金·德布斯、达米安神父和让·饶勒斯看作同一个运动的成员。

正如仍然在读《新约》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很少会花时间去追问基督是否会在某一天荣耀地归来一样，甚至我们中间那些希望并相信没有马克思预言的革命也能够实现充分社会正义的人们，也就是说，认为马克思所鄙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能够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世界的人们仍然在读《共产党宣言》。父母和教师应该鼓励年轻人去读这两本书。年轻人读了这两本书以后在道德上将会有所提高。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如下情形是无法容忍的：我们这些坐在桌子旁敲敲键盘的人的收入，要比在打扫我们洗手间时弄脏双手的人的收入高出10倍，比在第三世界装配我们的键盘的人的收入高出100倍。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为如下事实感到担忧：最早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的100倍。我们的孩子必须尽早学习并弄明白：他们自己的运气和其他孩子的运气之间的不平等既不是上帝的意志，也不是经济效率的必要代价，而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他们应该尽早地思考世界如何才能改变，以保证不再发生有人挨饿而有人却饮食过度的情况。

孩子们既要阅读基督关于人类博爱的训示，又要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它们本是必不可少的）如何使博爱的实行变得极其困难的描述。他们必须明白，只有努力实现道德潜能才能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而道德潜能内在于我们彼此传达我们的需要和希望的能力之中。他们应当了解基督徒在地窖里秘密集会的故事，又要了解工人在城市广场集会的故事。因为在实现这种潜能的漫长过程中，这两者曾经起过同样重要的作用。

《新约》和《共产党宣言》鼓舞人心的价值不会因如下事实而降低：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奴役、拷打、挨饿致死，而施暴者却是一些真诚的道德上严肃的人，他们从这一个文本或另一个文本引经据典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宗教法庭的地牢，克格勃的审讯室，基督教牧师和共产主义指导员的冷酷无情的贪婪与傲慢，所有这些记忆，的确使我们不愿把权力交给那些声称知道上帝或历史的要求的人。但是在知识和希望之间存在着差异。希望往往采取错误的预言的形式，如它在上述两个文献中就是如此。但是对于社会正义的希望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类生活的唯一基础。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仍然拥有造成重大伤害的力量，因为《新约》和《共产党宣言》仍然被道德伪君子们和自私自利的匪徒们有效地引用。例如，在美国，一个称作基督教联盟的组织把持着共和党（并因此把持着国会）。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使数以百万计的选民相信，向郊区征税以帮助少数民族居住区是非基督徒才会去做的事情。打着“基督教家庭价值观念”的名义，基督教联盟告诫说，美国政府给予无法就业的年轻未婚母亲的孩子以援助会“损坏个人责任”。

基督教联盟的活动不如秘鲁圣德罗光辉运动一了百了的活动那么充满暴力。但是其工作结果同样具有破坏性。在其杀气腾腾的鼎盛期，圣德罗光辉运动受一位疯狂的哲学教师的领导，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受神灵启示的马克思著作的当代诠释者。基督教联盟领导人是一个伪善的远程福音传播者帕特·罗柏森牧师。罗柏森是一位《圣经》的当代诠释者，他在美国造成的苦难很可能会超过阿贝尔·古兹曼设法在秘鲁造成的苦难。

总而言之，当人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新约》的时候，最好不要理睬声称是这一个文本或那一个文本的权威诠释者的预言家。在阅读这些文本本身的时候，我们应该轻轻略过这些预言，集中关注希望的表达。我们应该把两者读作鼓舞人心的文献，它们都是对林肯所称“我们本性的更好守护神”的诉求，而不应该把它们读作对人类历史或人类命运的精确描述。

假如人们把“基督教”这个词当作这样一种诉求的名称，而不是当作一个知识断言，那么那个词仍然可以作为为人类体面和人类平等而起着作用的一种强大力量的名称。假如“社会主义”得到了同样的考虑，那么它便是一股相同力量的名称，便是一个没有过时的更精确的名称。“基督教社会主义”既重复又唆：现在，要是你不希望民主政府将以市场决不会施行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那么你便无法希望《圣经》所鼓吹的博爱。要是没有同样认真地对待这种再分配的需要，那就没有办法认真地把《新约》作为一个道德绝对命令而不是一个预言来对待。

虽然《共产党宣言》写于过去的时代，但是它仍然是我们从观察实际工业资本主义中吸取重要教训的一个伟大文献。推翻极权主义政府，施行立宪民主制度对于保证人类平等和人类体面仍然是不够的。现在的情况和1848年一样：富人总是想尽办法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让自己变得更富，劳动力全盘商品化将导致工薪收入者的贫困化，“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正如异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分已经过时，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可能也已经过时了，不过要是人们用“20％最富阶层”取代“资产阶级”，用“其他80％的阶层”取代“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宣言》中的大多数语句仍然是真实的（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它们在像德国这样充分发达的福利国家稍微不真一些，而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更为真实些。在美国，上层贪婪依旧，而在福利国家，人们已经获得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假如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被解释为意指在每一种文化中，在每一种政府形式统治之下，以及在每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情景之下（例如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的英国，荷兰人撤回国以后的印度尼西亚，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和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已经握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为了保证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够永远垄断财富和权力而进行撒谎、欺骗和偷盗的话，那么这句话仍然是真实的。

如果说历史表现一种道德的壮观，那么这种壮观就在于为打破这些垄断而斗争。运用基督教学说为废除奴隶制度作辩护（以及反驳与纽伦堡法律相似的美国法律）表现了基督教最光彩的一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明白他们如何受人欺骗的道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最光彩的一面。当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如它们在“社会福音”运动中，在保罗·蒂利希和瓦尔特·劳申布施的神学中，以及在最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罗马教皇通谕中所达到的结合那样，它们使追求社会正义的斗争超越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那些争论应当被超越，我们应该如此解读《新约》：我们在人世间如何相互对待远比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或性质的争论结果更重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以为仅仅是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过渡的工会运动，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基督教自我牺牲和无私博爱美德最激动人心的体现。从道德上讲，工会的产生是现代最令人鼓舞的发展。它见证了最纯洁最无私的英雄主义。尽管许多工会已经腐败，还有许多工会已经僵化，但是工会的道德地位仍然高于教会和企业，高于政府和大学。因为工会是由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创立起来的，他们冒着丢掉工作机会的风险，冒着丢失养家糊口机会的风险，他们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而冒那个风险。我们全都深受他们的恩惠。他们创立的组织是以他们的牺牲换来的。

《共产党宣言》激励了大多数现代大工会的创立者。通过引用它的语词，这些工会的创立者才能够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恶劣的条件和入不敷出的工资而举行罢工。那些语词支持着罢工者的信念，他们决不会白白地牺牲，他们宁愿看到他们的孩子挨饿也不愿意屈服于所有者们提出的更高投资回报要求。这个已取得如此建树的文献将永远保留在我们的思想精神遗产宝库中。因为《共产党宣言》详细阐明了工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的东西：工人正处于“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的危险之中，而“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在欧洲和北美，这个危险至少暂时得到了避免，这要感谢曾经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工人们的勇气，要感谢他们因此而更勇敢地提出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假如他们坐等他们的上级发布基督的善心和博爱，那么他们的子女可能仍然是文盲，仍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

《福音书》和《共产党宣言》的语词提供的勇气和激励或许是相等的。不过在许多方面，《共产党宣言》是比《新约》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的著作。因为《新约》的道德缺陷在于它的彼岸性，在于它暗示我们，可以把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个人得救的机会——同我们参与为结束无穷无尽苦难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分离开来。《福音书》中的许多段落向奴隶主暗示他们可以保持鞭打奴隶的权利，并且向富人暗示他们可以保持让穷人挨饿的权利。因为他们反正已在走向天国的途中，作为他们信奉耶稣基督的结果，他们的罪都已经得到了宽恕。

《新约》是一个古代世界的文献，它接受了古希腊哲学家的一种核心信念，认为对于普遍真理的沉思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生活。这个确信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类生活的社会条件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都决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将永远与穷人生活在一起，也许我们还将永远同奴隶生活在一起。这个确信导致《新约》的作者们把注意力从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的可能性，转向了对于我们死后在天国得福的希望。这些作者能够想象的唯一乌托邦便只能是来世。

我们现代人胜过古代人——无论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地方在于我们能够想象一个现世的乌托邦。欧洲和北美在 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人类希望中心的重大转变：从永世转向未来，从如何赢得上帝恩宠的冥想转向如何为后代的幸福制订计划。这就是说，不用借助于非人类的力量，也能使人类的未来不同于人类的过去，这一见解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十分壮丽的表达。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文献来向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激励和希望，它既摆脱了《新约》的缺陷，也弥补了《共产党宣言》的不足，那是再好不过。如果有一个改良主义文本，它没有前两个文本的启示性特点，它不说所有一切都得更新，也不说正义“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那当然不错。如果有一个文献详细阐明一个现世乌托邦的细节，而不向我们保证，一旦某个决定性变革发生之后，一旦私有制废除之后，一旦我们全都在内心接受耶稣之后，这个乌托邦将充分而迅速地出现，那当然很好。

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需要预言，不需要知道决定历史力量的断言，也就是说，不需要这些一再做出的保证而能够继续保留美好的希望，那是再好不过了。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文本留给子孙，它没有提出预言，但是仍然表达了《新约》所表达的对于博爱的相同渴望，它仍然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充满着对最近发生的各种非人道形式的精辟描述。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感激这两个文本，是它们帮助我们改善自己，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我们的愚蠢自私和暴虐成性。

（张国清 译）

[1] 选自《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