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大师们的追随者。爱德华·希尔斯最近的评论是很正确的：“巨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无法超越19世纪与20世纪社会学伟人们所定下的主题的变体。‘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圣西门、孔德、托克维尔和韦伯提供给我们的想象的混合，这证明我们禁锢在一个定义含糊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比它应有情况更加难以渗透。”[5]很奇怪，希尔斯教授没有提到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思，或许因为我们都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圣西门把历史各阶级描述为有机社会和关键社会的交替盘旋（这预示了索罗金抱有成见的、激动的心理），而孔德则看到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到科学阶段的理性进展。如果不问理论，则两者都很深邃，可是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而不是心理状态，虽然他对待思想过于傲慢或者把思想作为附带现象），他以命定的方式来说明社会变革，设法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来揭示那种命定主义的根源。我们很少会说我们预测的社会变革来自苍天，或者完全来自人们的想象设计。即使这些变革最初以思想出现时，它们也必须体现在体制之中；说明社会变革就是说明变革在中轴体制中的性质。那么，如果人们必须指明某种命定主义，他就必须再次同马克思的鬼魂妥协。如果我们设法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但是，我们这样做，却面临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可以设法表明，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图式，而是有两个图式，而大部分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图式作出反应的。

在《资本论》（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勾画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图式：他说，新社会的结构，即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发育；这种新结构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同“资本的垄断”所产生的“生产方式的桎梏”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数量日益缩小的资本大王以及一个稳步增长的工人阶级；新社会的性质同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后“外壳就炸毁了”，社会主义世界来临了。这个比喻是生物学方式的，过程是内在的，发展轨道是单边的。

然而，事物当然并不这样发展。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呼吁具有特殊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运动却只是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却和《资本论》第一卷的概述中所设想的情况大不一样。可是马克思在其后，特别是《资本论》第三卷所表达的几节中确实准确地看到了已经来临的事物的形态。马克思两种不同图式之间的一系列不同，正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社会发展分析的真正出发点。

我们先从第一套图式谈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程的分析，最初在两方面的生产：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农业。可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大，土地与资本之间的不同、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不同都消失了。这两个阶级的融合就在社会上只留下两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及无产阶级。马克思说，我们的设想是资本主义生产继续扩展而吸收整个社会；因而只存在这两大阶级（第二卷）。所有第三种人都被排除了。正如亚伯拉姆·哈里斯所写的：“第三种人的名称是马克思用来指两类不同而多少有关的人们。第一类人包括如小农、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其他所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本身以外活动的、旧生产方式的遗留者。第二类人包括两种：（1）牧师、店主、律师、官员、教授、艺术家、教员、医生和士兵，他们生存于资本主义进程的基础之上，但没有参加这一进程；（2）商人、中间人、投机者、商业劳动者（白领职员）、经理、工头以及其他所有‘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的官员。”为什么这些第三种人要被排除在外呢？马克思认为，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在资本主义进程之外的，虽然他们带有资本主义进程的特点（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们是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他们是工资收入者）。无论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将趋于消失。艺术家、医生、教授之类都是“非生产者”。劳动如能以剩余产品和新资本形式的新价值来取代资本家提供的旧价值，那么它就成为生产性的。在旅馆里工作的厨师或侍者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为旅馆老板创造了利润；如果他们在私人家里服役，即使给他们支付工资，他们也是非生产性的。非生产性劳工从参加生产的两大阶级的支出中取得收入。如果劳资关系扩展到医疗、娱乐和教育中去，那么医生、艺术家和教授就成了工资收入者，就是“生产性的”了。

在这一切中，马克思设想了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的模式。正如马克思写道：

“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6]

因此，这种“纯粹形式”的设想是马克思分析中的基本之点。它设想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所消灭，或者从属于它。不论资本主义进程是从商品的观点来考虑还是从收入分配的观点来考虑，“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地租、利息等形式……”[7]

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内部，有一个双重的过程，那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的不断积累造成了资本的集中，以及它集中到“强大工业企业”的手中，主要牺牲了“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8]。另一方面，同可变资本或工人相比，多得不相称地使用了不变资本。这就通过取代工人而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9]从这一点，就出现了经济启示录的强烈感情展现：“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随着那些……资本巨头不断减少……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0]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一段著名的话中认为这些结果将以铁一般的必然性发生作用，认为最早发生这种情况的英国的命运预示着所有其他国家的命运。马克思写道：“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过程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应当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图式并不是一种经验性描述，而是从他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中得来的。然而“纯粹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等到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大规模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已经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曾经有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旧”中产阶级的话，人们对于正在出现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等的“新”中产阶级又要说些什么呢。这就是第二种图式的基础。马克思以格外敏锐的目光来观察这一现象。

在这个社会里发生了三大重要的结构变化。第一，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马克思评论道：“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12]

第二个变化是股份公司所造成的革命，其结果就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并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职业（如果不说是一个新阶级的话），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社会的“指挥劳动”。“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13]

最后，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作的扩大。“……很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业活动将会增加……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14]

然而，虽然这三大结构变化似乎大大修改或反对了阶级分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是提得很强烈的，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马克思认为基本的社会学倾向、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财产社会化性质的扩展会迫使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就银行制度而言，他不认为信用的体制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根源，而认为那会加速危机。“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15]

至于管理的职能，他认为这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同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说更多，也是同等的。马克思说，这种管理的职能“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而“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16]。“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不必是乐器的所有者。”“合作工厂证明资本家就像职员一样地多余。”

事实上，不久以后，马克思在一段惊人的分析中写到经理的产生是把利润转变为“社会财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有了经理 （“熟练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资本家就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脱离了自身的劳动，而利润就有了社会性。马克思写道：“……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17]至于白领工人，马克思预见到这种职员的数量会扩大，但是他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因为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和公共教育的发展会使他们贬值。他这样说：“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得到片面的发展……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18]所以，这些新的结构倾向打了折扣，因为马克思含蓄地认为第一种图式是有决定性作用的。然而，为什么那“外壳”一定会炸毁就不清楚了。正如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写道：“在真正的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对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可能性的否定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肯定。但是他的作品中没有地方能找到资本主义生产特殊的经济崩溃的理论。”而且，随着斯威齐的进一步评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包括罗莎·卢森堡和亨利克·格罗斯曼）竭力提出这样一种必要的崩溃，那就没有说服力了。

关于历史证据，由于马克思表明利润率的下降并无内在倾向，国家能干预和缓和（即便不是阻止）经济危机，以及技术已成为资本再投资的一个公开方面，因此他在第一种图式中提出的倾向已经有了修改（即便不说是误用）。并没有证据（在理论上或经验现实中）说明资本主义一定会由于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而崩溃。

那么，旧社会内部的“新社会”结构（劳动力性质的改变，经理的作用）怎么样呢？我称之为第二种图式的社会发展怎么样呢？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进化的概念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人们读到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他们就会见到：事实上，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

（高铦 王宏周 魏章玲 译）

[1] 选自《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在这个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多少类似于弗洛伊德体系中的“合理化”理论。合理化隐藏着潜在的动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不好的。实际上，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合理化务必与现实具有“紧密的符合”。不过，一个不在眼前的或潜在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而且分析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一点揭示出来。

[4] 选自《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爱德华·希尔斯：《社会学历史的传统、生态与体制》，载《代达罗斯》，1970年秋季号，825页。

[6] 《资本论》第3卷，195～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 《资本论》第2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资本论》第1卷，6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 《资本论》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 《资本论》第1卷，8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同上书，8页。

[12] 《资本论》第3卷，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 同上书，434～435页。

[14] 同上书，334页。

[15] 《资本论》第3卷，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 同上书，435页。

[17] 同上书，494页。

[18] 《资本论》第3卷，335～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