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界的活动家。因其多方面的学术活动，曾于1980年被推选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当代十大知识精英”之首。贝尔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财富》杂志常务编辑，创立《公共利益》杂志并担任它的出版委员会主席。60年代，贝尔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升为教授。1969年，又转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直至1990年退休。贝尔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对社会现实抱以极大的关注，以学者、新闻人的身份积极介入社会公共机构的活动。他曾任美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总统委员会的成员，美国“社会指标委员会”主席，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下设的2000年委员会的主席，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美国代表，“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贝尔以其三大观念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负声望的社会理论和思想大师之一。这三大观念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们分别体现在贝尔最有影响的三本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技术治国论所代替。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剖析了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指出这种矛盾也许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除了上述三部主要著作外，贝尔还发表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1952）、《新美国右派》（1955）、《激进的右派》（1963）、《普通教育的改革》（1966）、《走向2000年》（1968）、《对抗》（1969）、《今日资本主义》（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1979～1980）、《曲径》（1980）等著作。

本书选取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一个结语》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的《马克思的两大图式》。在前一个文本中，作者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发展史的叙述，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即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的观念，而且还掩盖了特殊的利益，揭露这一被掩盖了的特殊利益，意识形态就是一股有意义的力量，它能够引导人们产生革命的行动。由此出发，作者认为在产生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身后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力量。但是随着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一系列灾难的发生，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过去的**了。因此，19世纪形成的意识形态正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利益冲突将成为新的矛盾的主要因素，而那种主义间存在的“左”、“右”之争将丧失其意义，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

在《马克思的两大图式》一文中，作者首先指出了在社会学领域，马克思是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因为如果要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就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但是作者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的预言有两种图式：其一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论述了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大，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对抗的阶级，到那时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必然到来；其二是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社会中发生的三大重要的结构变化，即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股份公司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作的扩大，这三大变化导致未来社会的第二种图式。作者认为，大部分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上述两个图式所作出的反应，而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是同马克思第二种图式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