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把几度复活解释为伟大还有另一个好处：这样解释可以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我们不一定要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是光明的来源，或者根本主旨或细节上必然毫无缺陷。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是黑暗的力量；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或者不同意它的一些特殊论点。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这样的反面评价甚至正确的驳斥，不但不会给予它致命的伤害，只会有助于显示出这个理论结构的力量。
过去20年出现了最令人感兴趣的马克思理论的再度流行，以至于马克思这位社会主义教义的伟大导师在苏俄得到他应得的荣誉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过程存在着唯一的特征，那就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意义和布尔什维克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中间有一条鸿沟，它至少有卑谦的加利利人的宗教与红衣主教或中世纪好战领主的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可是它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再度流行就较难解释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再度盛行。这个现象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20世纪前，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或在美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均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种子。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肤浅的、无意义的和没有声望的。此外，布尔什维克类型的复活在过去最盛行马克思学说的那些国家里没有产生同样的迸发。特别在德国，它是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强烈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兴旺时期，那里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正统派和以前萧条时一样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不仅指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同盟的那些人，而且也指在实际问题上走得远远超过该党谨慎保守主义的那些人）显露出没有多少兴趣恢复老教义；虽然崇拜这个神祇，却十分小心地与它保持距离，并和别的经济学家完全一样地讨论经济问题。因此，除俄国以外，美国现象是独特的。我们并不关心它的原因，但值得花时间探讨一下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把它作为自己信条的这个理论的轮廓和含义。
二、先知马克思
我允许与宗教界相似的名词闯入本章的标题不是由于疏忽，而是有超出比拟的道理。在一个重要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首先，对它的信徒来说，它提出体现生活意义的一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提出达到这些目标的指导，那就是一个救世计划和指出人类或人类中经过挑选的一部分人可以免除的罪恶。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属于允许在人世间建立天堂的宗派。我相信，一个圣典学家对这些特征的系统阐述将给人们分类和评述的机会，而这样的分类和评述比单纯经济学家所说的任何理论都可能会远为深刻地挖掘出马克思社会学的本质。
上面所说道理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原因。[2]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比马克思的成就远为完美，决计得不到属于它的历史意义上的不朽。对方装备党派口号的武库也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成功的一部分，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应归功于他交给他的信徒的可以在任何讲台上现成使用的许多白热化的言辞、热情的控诉和愤怒的姿势。在这方面需要说的是，这批弹药过去曾经、现在还在很好地为它的目的服务，但是弹药的生产也带来不利：为了铸造在社会斗争舞台上使用的那种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歪曲或偏离从他理论体系逻辑地引申出来的主张。无论如何，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空泛的布道者，到现在他早已默默无闻了。人类不会感谢那种服务，会很快忘记为政治歌剧写歌词者的名字。
但他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高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可厌的陈腐之中。社会与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唯一的一线光明（从罗奇代尔态度[3]和储蓄银行发出的除外）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
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一种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重要的是教义已经构想出来，并以当时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传播开去——这种思想本质上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说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并不荒谬——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一方面要以无比巨大的力量系统阐述受挫败和受虐待的感情（这是许多不成功者自我治疗的态度），另一方面要宣称社会主义解救那些痛楚的肯定性经得起理性的检验。
看吧，这里最高超的艺术是如何成功地把二者交织在一起，一个衰落的宗教任其像丧家之犬那样跑来跑去的超理性渴望，另一个是不容忍任何没有科学或只有伪科学内涵信条的、当时必然出现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宣讲今后目标不会有效果；分析社会发展过程只能使几万个专家感兴趣。但穿上分析的外衣宣讲，着眼于深切的需要进行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得到人们热情皈依和最高奖励的原因，它使人们深信，他信仰的和支持的东西绝不会失败，必然在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个成就的原因还不止于此。个人的力量和先知的闪光，独立于教义力量以外而起作用。没有它们就无法有效地启示新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意义。但在这里，这点与我们无关。
关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目标的不可避免性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还必须说上几句。但是关于上文所说他对许多失败者的感情所阐述的东西只须一句话就足够了。这的确不是对有意识或下意识实际感情的真实阐述。我们宁可称它是以社会进化逻辑的真实或虚假的启示来代替实际感情的一种企图。由于他这样做了，由于他把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很不现实地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他无疑歪曲了工人的真实心理（工人主要想成为小资产阶级，希望政治力量帮助他达到那个地位），但一旦他的教导起了作用，他也就扩张它和拔高它。他不曾为社会主义理想的美人一洒感伤之泪。这是他自称强于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优点之一。他也不称赞工人为日常辛劳操作的英雄，而资产阶级在担心他们分不到红利时倒喜欢这样做。有一些他的较差的追随者，具有十分明显拍工人马屁的倾向，而他从不这样做。他也许非常了解群众的特点，他的目光注视社会目标，远远高于群众，超越群众所想所要的境界和目标。他还从不以他自己所定的任何理想教导群众，这样的虚夸作风是他不曾想到的。正如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同样只宣讲历史辩证过程的逻辑。这一切显示出来的尊严能抵消许多褊狭和粗俗的缺点，在他的著作和生活中，这种尊严与这些缺点形成十分奇怪的结合。
最后，还有一点也应该提到。马克思个人教养极深，不会同意那些粗俗社会主义教授们的意见。那些人见了神殿却不认识。他完全能够理解一种文化和这种文化价值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管他觉得他自己离开它多么遥远。在这方面，《共产党宣言》为他的胸襟广阔提供了最好的证明，这个宣言不乏称赞资本主义光辉成就的叙述；即使在宣布资本主义未来死刑的时候，他也从不否认它在历史上的必要性，当然，这个态度暗示马克思本人不愿接受的许多东西。但是，由于他的历史理论给予事物有机逻辑观念一种特殊的表达，这种态度无疑加强了他的地位，也使他更容易采取这种态度。在他看来，社会事物是有一定秩序的，在他一生的某些关键时刻，不管他可能多像一个咖啡馆阴谋家，他真实的自我却厌恶这类事情。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抹杀所有其他生活色彩，并制造对其他文明怀有不健康和愚蠢的憎恨的偏见。因之，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有理由把由他的根本立场融合在一起的他那种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三、社会学家马克思
现在我们必须做一件使信徒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他们自然不满意有人对他们认为是真理之源的东西进行冷酷的分析。但最使他们憎恨的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分解成片断，逐一加以讨论。他们会说，这个行动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会辉煌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一部分相互补充和解释，因此一旦以任何一个部分或方面被分开来单独考察时，真实的意义就失掉了。但我们别无选择。我冒大不韪，谈论先知马克思之后又谈论社会学家马克思，我既无意否定存在社会见解的统一性（它成功地给马克思著作以某些程度的分析统一性和更多的统一外表），也无意否定这个事实，即它的每一部分不论本质上怎么独立，都由作者使它与别的部分相互关联。但这巨大领域里的每一部分仍保有足够的独立性，使学者可能接受这一部分中他的劳动成果，同时舍弃另一部分中他的劳动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宗教性的魅力消失了，但由于抢救了重要而激动人心的真理而有所收获，这个真理本身要比如果它被缚在绝望的遭难船上要有价值得多。
这一点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关于他的哲学我们三言两语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加以议论。像他那样受过德国训练具有思辨头脑的人，对哲学有完整的基础和热烈的兴趣。那种德国式的纯哲学是他的出发点和青年时的爱好。有一段时间他认为研究哲学是他真正的使命。他是一个新黑格尔派人，所谓新黑格尔派大致上就是在接受老师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的同时，他和他的同志舍弃黑格尔许多门徒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主义解释，代之以他们的许多相反见解。这种背景情况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要有机会就表现出来。他的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相类似的思想倾向与训练，首先抓住这个要素，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关键，就不足为奇了。
我相信这样说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力量的不公正。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保持他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些形式上的类似，这种类似可以在他与黑格尔的论点中找到。他喜欢证明他的黑格尔主义，喜欢使用黑格尔的术语。但事情仅止于此。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背叛实证科学去玩弄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自己就这样说过，他在那里说的都是真的，分析他的论据可以证明他并不自欺，而他的论据在任何地方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出自哲学领域。当然，本身只从哲学方面出发的评论家或批评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完全懂得其中包含的社会科学。此外，哲学体系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只知道根据某个哲学原理的解释反对任何其他解释。所以他们把哲学看作对经济事实的最实事求是的陈述，由此把讨论岔到错误的轨道上去，把朋友和敌人同样带上错路。
社会学家马克思进行工作的手段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他对当代事实的知识常常显得有点过时，因为他是最有书卷气的人，因此，有别于报纸上资料的基本资料到达他那里时往往稍晚。但那个时候的任何具有一般重要性和影响的历史著作他几乎都看过，虽则有许多专门文献逃过了他的眼睛。虽然我们不能像称赞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博学那样称赞他在这个领域见闻的完备，但他还是能够不仅使用巨大的历史图景而且也能使用种种历史细节来说明他的社会见解，他使用的大多数历史细节的可靠性都高于而不是低于他那个时候其他社会学家的水准。他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抓住这些事实。要做到这样，不仅要有热情，也要有分析的劲头，而且必须两者兼备。他试图系统阐述那个逻辑的成果，即所谓经济史观[4]无疑是迄今社会学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在这个成就面前，究竟这个成就是否完全首创，有多少荣誉应部分地给予德国和法国的先辈们，这些问题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了。
经济史观并非指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完全地或主要地受经济动机的驱使。相反，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社会现实如何反映在个人精神上的分析是这个理论的重要成分，也是它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哲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决断可以简化为经济动机，或者无关紧要。他只是试图揭示造成它们，并成为它们兴衰原因的经济条件。全部马克斯·韦伯的事实和论点[5]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它们自认本身存在的地位和行为的方式，当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事情。他对按表面价值接受那些态度及其浮夸辞令（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衍生物），并试图用它们解释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家发泄了最暴烈的愤怒。但是，如果说在他看来，思想或价值不是社会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也不是毫无作用的。如果我可以使用比拟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里具有传动带的作用。我们还不能谈论这些原则最有趣的战后发展——知识社会学[6]，它会提供用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最好例证。但必须把这个问题说透，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一直受到误解。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把这个理论的确切含义解释为个人和团体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个解释在某些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其余方面也平凡得可怜。
当我们说到这点时，我们也可以保卫马克思免受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一直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自己也这样称呼它。这种用语大大增加了它在某些人中的声望，而在另外一些人中却大不受欢迎。但这个称谓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思的哲学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加唯物主义，他的历史理论也不比任何其他运用经验科学方法说明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加唯物主义。应该明白，这在逻辑上是和任何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相容的，恰如世界的任何自然图景与它们相容一样。中世纪神学本身提出了可能建立此种相容性的一些方法。
这个理论的真正含义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形式或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社会结构则产生各种态度、行动和文化。马克思以著名的陈述说明他的意思，即“手工磨坊”造成封建社会，而“蒸汽工厂”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把技术要素强调到危险程度，但理解了单纯技术不是一切，它还是可以接受的。通俗化一点儿说（并认识到通俗化使我们会丧失许多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各方面——的看法，并决定我们每个人可以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2）生产方式本身有它们自己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而变化，以致只凭它们自己的作用就产生它们的继承者。用马克思的同一例子说明：以“手工磨坊”为特征的生产体系造成一种经济和社会形势，在这个形势里，采用机器方法磨粉成为实际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个人或集团无力改变的。“蒸汽工厂”的出现和运作转过来造成新的社会职能与社会地位、新的集团与观点，这些新东西发展壮大相互作用，以致冲破和舍弃它们自己的框架。那么，在这里我们有了推进器，它首先是经济变化的原因，由于经济变化，又成为任何社会变化的原因。这个推进器本身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推动力。
这两点无疑包含大量真理，在我们以后的叙述中它们还要多次出现，它们是非常宝贵的假设。大部分流行的反对意见全都彻底失败，如针对伦理或宗教因素影响的反驳，或已由爱德华·伯恩斯坦以可爱的单纯提出的那个反对意见（他断言“人有头脑”，因而能根据他们选择的去做）。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几乎不需要详述这种论点站不住脚的地方。当然，人们可以“选择”的行动路线不是受环境的客观事实直接强制决定的，但他们根据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来进行选择，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并不构成另一组独立的事实根据，它们本身都是由那套客观事实根据构成的。
可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是个方便的近似法，必须认为它运用在某些事例要比在其他事例中较难使人满意。一个明显的限制条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结构、类型和态度是不容易熔化的铸币。它们一旦成形，会持续下去，可能长达数世纪之久，因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显示不同程度的这种生存能力，所以我们几乎总会发现，一个集团和一个民族的实际行为与我们应该期望的根据生产过程主要形式推断的行为有或多或少的距离。虽然这个情况十分普遍，但只有在一个高度持久的结构整个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时看得最清楚。诺曼征服西西里在当地造成的社会形势，可以说明我所说的意思。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不会忽略，但他几乎不理解它们的全部含义。
一个有关的事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意义。看一下六七世纪时法兰克王国封建型地主私有制的出现吧。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形成延续许多世纪的社会结构，也影响包括需求与技术在内的生产条件。但它最简单的解释可以从明确征服新领地后变成封建领主的家庭和个人（仍保有军事领导职能）先前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找到。这并不完全吻合马克思的公式，而且很容易被解释为指向不同的方向。这种性质的事实无疑也可以借助于辅助性假设使其符合命题，但插入这样假设的必要性通常是一种理论告终的开始。
以马克思主义公式解释历史的尝试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其他困难，这些困难能够以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相互作用而得到解决。[7]但环绕这个公式周围的基本真理的魅力明确地依靠它所断言的单程关系的精确和简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经济史观将必定处于与其他类似命题同等的地位，成为许多局部真理之一，否则就让路给能够说出更多基本真理的理论。可是它作为一种成就的地位，或者作为一种有用假设的方便性，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对信徒来说，当然它简直就是揭开人类历史全部奥秘的万能钥匙。如果我们有时感到想嘲笑有人对它作相当天真的应用，我们应该想到被它取代的是哪种论点。即使经济史观的跛子姐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当我们记起这一点时，就变得较易理解了。
再说一遍，首先它是我们必须记录下来的一个重要贡献。经济学家认识社会阶级现象令人奇怪地缓慢。当然，他们经常把各种力量分成不同阶级，这些阶级相互作用，产生他们加以研究的过程。但这些阶级几乎就是显示某种共同性的一批批个人，例如把某些人归类为地主或工人，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或出卖他们劳动的服务。可是，社会阶级不是分类观察家的创造物，而是这样存在的活生生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必然有种种后果，而把社会看作是个人或家庭无定型的集合体的公式完全看不到这种后果。在纯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中，社会阶级现象究竟有多大重要性，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它在许多实际应用上和对于一般社会过程的所有较广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这点无可怀疑。
粗略地讲，我们可以说，在《共产党宣言》包含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历史的那句名言里，社会阶级这个概念初次露面。当然，这是把这个概念放在最高地位上。但是，即使我们压低它，改口说历史事件经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现有的阶级结构在解释历史中常常是重要因素，仍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有权利说，它是和经济史观本身有差不多价值的概念。
很清楚，由阶级斗争原理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的成功依赖于我们自己作出的特殊阶级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历史的描绘和我们对各种文化模式以及社会变化机制的所有解释，将根据我们选择的理论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像戈比诺那样把人类历史归结为种族斗争的历史，或者选择施莫勒或涂尔干式的劳动分工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对抗分解为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分析中可能出现差异的范围不限于阶级的性质问题。不论我们对此持什么观点，根据阶级利益的不同定义[8]和关于阶级行动怎样表现的不同意见，就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个主题至今是产生偏见的温床，还没有达到它的科学阶段。
十分奇怪的是，就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未系统地阐明显然是他思想枢纽之一的东西。很可能他推迟这个工作直到为时过晚，显然是因为他的思想专注于阶级概念，使他不觉得完全有必要花力气对此作明确的陈述。同样可能的是，有关这件事的某几个问题，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尚未解决，他趋向成熟的阶级理论的道路被某些困难堵住了，这些困难是由于他对这个现象坚持一个纯经济的和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从而为自己制造的。他本人和他的门徒都把这个未成熟的理论应用于特殊事例，他自己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史》是这种情况的突出例子。[9]除此之外，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的理论是劳动分工型的理论，它的含义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间接说明和概略——其中有一些具有惊人的力量和光辉——散布于这位大师的全部著作，特别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
把这些片断拼合在一起的工作是棘手的，不能在这里尝试。但基本思想足够清楚。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占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或被排斥在所有权之外，如厂房、机器、原料以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这样，我们基本上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阶级。那些占有者即资本家，那些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的，即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当然不能否定存在二者之间的中间集团，如由雇佣劳动但也参加体力工作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由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集团；但它们被当作不正常的集团，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趋向消失。这两个基本阶级，由于它们所处地位的必然性和完全独立于个人的任何意志，本质上彼此对抗。每个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阶级内各小集团的冲突发生了，这甚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最后分析中，这样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的。唯一不带偶然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对抗，是建立在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冲突——阶级斗争。
如同我们即将了解的那样，马克思试图表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如何彼此毁灭并最后毁灭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试图说明，资本占有如何导致进一步积累。但这样的论辩方式以及把占有某些物品视为社会阶级特征的那个定义只有利于增加“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利于增加资本家最初如何成为资本家或者他们怎样获得如马克思理论所说为了能够开始剥削所必要的那批商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很不明确。他轻蔑地驳斥“资产阶级养成所”这个童话所说的：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过去变成，现在仍旧天天在变成资本家，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和在储蓄上有超人的智慧和精力。他讥笑这个好孩子的故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犹如每个政治家所知，引起一场哄笑肯定是埋葬掉令人不舒服的真理的极妙办法。每个以无偏见的眼光正视历史和当代事实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个孩子的童话虽然远远没有说出整个真理，却说出了大量真理，过人的智慧和精力十有八九是事业成功特别是建成事业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和每一个个人企业的初创阶段，储蓄不论过去和现在都精确地是创业过程的重要要素，虽然不完全像经典经济学所说明的那样。确实，一个人通常难以靠工资或薪金储蓄的资金装备他的工厂从而得到资本家（工业雇主）的地位。巨额积累来自利润，因而先得有利润——事实上这是区别储蓄和积累的正确理由。创办企业需要的资金通常靠借用他人的储蓄（储蓄由无数小宗款项形成是容易说明的）或者依靠银行为供未来企业家使用而积集的存款。不过，后一个来源的确可以说是惯例：他储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为每天的面包天天做苦工，给予他休息时间以便考虑问题，使他能制订计划取得合作。因此，作为经济理论，当马克思否定储蓄具有经典经济学家归属给它的作用时，他有实际的理由，虽则他把它说得过分了。只是他由此作出的推论没有同等的理由。要是经典经济学理论正确的话，那种哄笑很难证明它有比它应得的更多的理由。[10]
但这场哄笑的确有其作用，有助于为马克思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廓清道路。可是这另一种理论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明确。对群众的暴力、抢劫和征服的理论，征服便利于他们的掠夺，而掠夺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征服，这当然是对的，极妙地吻合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思想，而且在今天比在马克思当年更加吻合。但它显然没有解决某些人怎样获得制服人和掠夺人的权力的问题。通俗的作品不为此操心。我不会想到从约翰·里德的著作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讨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至少有一个近似的解决办法由马克思全部主要理论的历史特性提出来了。对他来说，资本主义出生的社会的封建状态不仅仅是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逻辑是极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出现关于社会阶级形成的原因与机制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但马克思实质上接受了封建主义是暴力统治这种资产阶级观点[11]，认为群众在这种统治下受压迫和剥削是既成事实。主要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设想出来的阶级理论扩充到它的封建先辈身上——犹如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概念一样。[12]某些最棘手的问题都被偷偷丢到封建的院落里，然后以已经解决的状态，以可靠事实的形式，重新出现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中，封建剥削者不过是由资本主义剥削者来替代罢了。在封建领主实际上转化为产业家的那些事例中，单是这一点便能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历史证据给予这个观点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领主，特别在德意志，事实上建造并经营工厂，常常从他们封建地租那里取得资金，从农业人口（不一定，但有时是他们的农奴）那里得到劳动力。[13]在所有其他事例中，可以用来充塞裂口的材料显然很差。表明这种形势的唯一直率方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依靠会令人联想起非马克思主义结论的非马克思理论，是不会有任何解释的。[14]
但这就使这个理论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两方面失去效用。因为大部分原始积累的方法也是以后积累的方法——原始积累看来继续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所以不可能说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除了解决遥远过去积累过程中的困难。但对于甚至在最有利的事例中还不能说明它打算说明的现象的核心，因而早就不该严肃对待的理论，坚持指出它的缺点也许是多余的。这些最有利的事例主要可以在以中等规模由业主自己经营的企业盛行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找到。在那种类型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反映相应的经济地位，它常常是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后果：企业的成功显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显赫名望的唯一来源，只有在生产手段所有权能够决定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把所有权看作决定社会地位的要素，其合理性等于把一个碰巧有一支枪的人看作士兵一样。把一些人连同他们的下代永远看作资本家，把另一些人连同他们的下代永远看作无产阶级，在二者之间作严密的划分，正如有人常常指出，不但绝对不现实，而且是看不到社会阶级的显著特点——个别家庭不断地上升进入和下降退出高等阶层。我提到的事实全都明显而无可争辩。如果这些事实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由只能是它们的非马克思主义含义。
可是，考虑一下那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问问我们自己，马克思的意思要它服务于哪种分析目的，不会是多余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对马克思来说，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不像我们看来它们是两种独立的学说。马克思眼里，前者以特殊的方式补充后者，从而限定——使之更加明确——生产条件或生产形式的运用方式。这些决定社会结构，并通过社会结构，决定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史与政治史的整个进程。但在全部非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结构以阶级——两个阶级——表示，那两个阶级是真正的历史舞台的登场人物，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通过它影响其他任何事物——逻辑的仅有的直接创造物。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说成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非常狭隘意义上的经济现象。由此他不可能对它们有更深刻的认识，而是把它们放置在他分析纲要的精确位置上，他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希望用为阶级划分下定义的同样特征来为资本主义下定义。只要略作思索就能使读者深信，这不是必须或自然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分析战略的大胆一招，这一招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以致实际上与社会阶级存在与否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按照定义成为除原始群落以外的唯一可能的无阶级社会。除了马克思选择的阶级定义和资本主义定义——私人占有生产手段——外，再也没有任何定义能够同样好地获得有独创性的同义反复了。因此，那里必须刚刚有两个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因此，所有其他划分原则（其中有几个相当言之成理）必须予以忽视，或者贬低其价值，或者转化为哪个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划分界线的明确性和重要性的夸张，只被对它们之间存在对抗的夸张超过。对于未被拨弄马克思主义念珠习惯造成偏见的人来说，在正常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关系，这该是明显的，任何相反的理论必然多半拉扯一些反常的例子来证明它的正确。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极罕见的情况外，对抗和融合当然都是普遍存在和事实上不可分离的。但我不禁想说，在陈旧的和谐观点中虽然也充满胡说，但这种胡说比马克思想象的生产手段占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那种绝对性胡说还要好一点。但马克思还是别无选择，并非因为他想要达到革命的后果——他同样能从许多别的可行性纲要获得这些后果——而是因为他自己分析的需要。如果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带来社会主义曙光的手段，如果必定要刚好有那两个阶级，那么它们的关系在原则上必须是对抗性的，否则在他的社会动力学体系中的力量就会失去。
现在，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角度即以私人控制生产手段制度为资本主义下定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学却是由他的经济理论提供的。这个经济理论表明，包含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间交替这类概念中的社会学论据是怎样通过经济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的中介而作出的，它们又怎样精确地产生最后将打破自己制度框架同时为另一个社会制度出现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这个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分析工具，它联结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概念，调度所有的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所以，它不是单单解释个别现象不作别用的个别现象理论，它具有一种有机功能，这种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实际重要性比解决紧迫问题的成功手段大得多。如果我们要理解马克思这样有能力的分析家怎样能容忍这种理论上的缺点，必须要看到这种功能。
现在有，过去也一直有赞美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本身的一些热心人。但更加可以理解的是所有那些人的心情，他们赞美作为整体的那个理论的力量和伟大，达到愿意原谅各组成部分里几乎任何数量的缺点的程度。我们将试图为我们自己对它进行评价，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机械学如何完成他的总计划给予它的任务。
四、经济学家马克思
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十分博学的人。人们对我称作天才和先知的作家，认为有必要对他的这个特点作出如此突出的评价，看来可能有点奇怪。可是，赞扬这个特点是重要的。天才和先知通常并不精于专门学识，如果他们有什么创造力，常常正是由于他们在专门学问上无过人之处。但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缺点可归结为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中缺乏学识和训练。他是个诚实的读书人和不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有意义的文献。他读什么消化什么，仔细考虑每一个事实或每一个论点，热情地深入细节，这对于一个目光习惯地环绕整个文化和长期形势发展的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不论是批判、反对，或是接受、同意，他总要把每一个问题理解彻底。这一点的突出证明是他的著作《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是一本热情研究理论的不朽之作。这种要求增加知识和掌握应该掌握的任何学问的不断努力，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偏见和超科学的目标。虽然他肯定地为了证实一个明确的见解而工作。对他强大的智力来说，对作为问题来研究的问题的兴趣是最重要的，是不由他自主的；不管他把他研究的最后结果的意义看得怎么大，当他工作时，他主要关心的是淬砺他那由时代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解决逻辑上的困难，和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在性质上和意向上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不管它可能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朋友和仇敌都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性质，是容易明白的。在朋友眼中，他不仅是一个专业理论家，以致给予他这方面工作过多的颂扬，看来几乎是对他们自己的亵渎。敌视他的态度和论证背景的敌人，觉得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著作的某些部分中他所做的工作，若出于别人之手，正是他们将大加赞赏的那种工作。此外，经济理论冰冷的事实，在马克思的文章中用大量热气腾腾的言辞表达出来，以致得到的不是它自己自然具有的热度。不论是谁，凡怀疑马克思有权利被认为是一位科学意义上分析家的人，当然只想到这些措辞，没想到思想，只想到充满热情的语言和对“剥削”与“贫困化”的强烈控诉（贫困化immiserization一词也许是德文verelendung最好的译法，verelendung不是好德文，正如英文immiserization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词在意大利文中是immiserimento）。可以肯定，所有这些事情和许多其他事情（如对奥克尼夫人的恶意嘲笑和庸俗评论）[15]，都是论述中的重要部分，对马克思本人是重要的，对他的信徒和非信徒也是重要的。它们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在马克思原理中，他们看到了比他老师的相似命题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甚至与他老师的相似命题根本不同的东西。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有老师吗？是的，要真正了解他的经济学，首先要认识，作为理论家，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议论显然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更重要的是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推理的艺术。他一直使用李嘉图的工具，他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是以他深入研究李嘉图学说时出现的困难的形式和他在研究中找到的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启发的形式出现的。这些，马克思本人大都承认，当然他不会承认他对李嘉图的态度是典型的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到教授那里去，聆听他连续多次讲人口的过剩、过剩的人口以及使人口过剩的机器，然后回到家里努力把道理悟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长期争论的双方不乐意承认这件事，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影响不是施加在马克思经济学上的唯一影响，但任何其他影响都没有像魁奈的影响那样需要略加叙述，因为马克思从他那里得到整个经济过程的根本概念。1800～1840年间，一批试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英国作家可能已经为他提供了许多见解和细节，但按照我们的意图，这一点我们在提到李嘉图思潮时已包括在内。对某几个作家，马克思的态度是离他越近的他越不客气，而他们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与他相近似（西斯蒙第、罗德贝图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些人不必提到，凡与主要论题无直接关系的一切事情同样不必提到——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明显微弱的成就，在这方面他没有成功地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为了对马克思的论据作最简单的素描，不可避免地要在许多方面对《资本论》的结构有不公正之处，这部部分未完成部分受成功的攻击打击的著作，依然在我们面前展现它强有力的轮廓！
（1）马克思使价值理论成为他理论结构的基石，说明他赞成他那个时代以及较晚时代理论家的普通倾向。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我相信像陶西格教授那样的杰出权威不会同意这个说法，并一直强调他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含义方面有许多区别，但在原理上并无不同，而只有原理才与今天的理论家有关。[16]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说，一切商品的价值（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中）与包含在该商品内的劳动量成比例，只要这种劳动与现有生产效率标准（“社会必要劳动量”）相一致。两人都以工作小时作为劳动量的度量标准，并使用同样方法以便使不同质量的工作化为单一标准。两人同样一开始就遇到由这个方法带来的困难（就是说，马克思遭遇到从李嘉图那里得知的那些困难）。两人都没有对垄断和我们现在称为不完全竞争的现象说过任何有帮助的话。两人都以同样的论据来答复批评者。不过马克思的争辩较缺礼貌、较为冗长、更有“哲学气味”——从这个词的最坏意义上说。
谁都知道，这种价值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在有关这种理论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讨论中，的确不全是单方面正确，它的反对者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实质性的争执点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实“来源”或“原因”。这个问题对要由此推断出产品伦理权利的社会哲学家可能有极大兴趣，马克思本人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当然不会不感兴趣。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无论如何它必须叙述或解释实际过程，更重要的是查问一下作为分析工具的劳动价值理论工作得怎么样，而使用它的真正困难就在于它工作得非常之坏。
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绝不会顺利地起作用。[17]假使两个条件中有一个不齐备，就必须使用外加的假设，而分析的困难会很快增加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因而根据劳动价值理论的路线推理等于根据一个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十分特殊的事例进行推理，虽然，如果用大致近似相对价值的历史趋势的意义来解释它，还可能为它说出一些道理来。取代它的理论——最早的，但现在已过时了的形式称作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说在许多方面都比它优越，其真正的优点是具有大得多的普遍性，可以同样恰当地应用于各种条件，一方面它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和存在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劳动的情况。此外，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限制性假设引入这个理论，就会推得价值和使用劳动量之间的比例。[18]因此，应该很清楚，不但马克思主义者怀疑（如一开始他们想做的那样）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是他们面对的）的正确性是完全荒谬的，而且称劳动价值理论为“错误”也是不恰当的。无论如何它已经死掉并已被埋葬。
（2）虽然，不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克思，看来都不完全知道他们采取这个出发点使他们自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但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某些不利因素。特别是他们俩人都努力设法排除起作用的自然力要素的问题，他们倡导的单独根据劳动量的价值理论，剥夺了自然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正当地位。大家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本质上是完成这个排除工作的一个企图，马克思的理论是另一个。一旦我们掌握了一种分析工具，用它像清理工资那样自然地清理地租，全部困难将不再存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张的与级差地租不同的绝对地租固有的功过，或者关于它和罗德贝尔图斯学说的关系，不需要再多说。
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放过去，我们仍面对由于出现大批生产资料形式的资本（其本身也是生产出来的）而引起的困难。在李嘉图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著名的第四节中，他丝毫不加怀疑地介绍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把诸如厂房、机器和原料等资本货物用于生产一种商品的地方，这种商品出售的价格将使那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获得一份净收益。他懂得，这个事实和从投资到产出可售产品之间的时间长短有某种关系，当经过的时间在各产业中不一样时，它将迫使产品的实际价值偏离“包含”在产品内的工时——包括投入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工时——的比例。他冷静地指出这点，好像这个现象符合而不是和他关于价值的基本定理抵触，除此之外，他实际上没有再深入一步，而是把自己局限在由这方面引起的某些次要问题上，显然相信他的理论依然是论述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同样介绍、接受和论述同一事实，从不怀疑它是事实。他也了解，这点看来会拆穿劳动价值理论的虚假性。但他认出李嘉图对这个问题处理得不适当，所以当他按李嘉图提出的形式接受问题本身时，开始认真地钻研它，在李嘉图花了几句话的地方，他花费了几百页的篇幅。
（3）马克思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显出他对有关问题的性质有更敏锐的感性认识，而且改进了他接受下来的概念机制。例如，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之间的区别代替李嘉图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关系为根据而又比它严密得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代替李嘉图关于生产过程持续时间的初步观念。他还对资本理论做出许多其他贡献。但我们现在只限于讨论他对资本净收益的解释，即他的剥削理论。
群众并不总是觉得被损害和受剥削。但为其制作观点的知识分子一直告诉他们，他们在被损害和剥削，而没有任何精确的东西说明这一点。没有这个用语，马克思即使想做也做不出什么来。他的功绩和成就是，他看出在他之前充当群众思想的老师试图用来说明剥削如何发生，而且今天甚至仍为寻常激进分子提供武器的各种不同论点的弱点。任何关于讨价还价能力和欺骗手段的普通口号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要证明的是，剥削不是产生于偶尔的或意外的个别情况；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所产生的，它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独立于任何个人的意图之外。
这就是他的看法。劳动者的头脑、肌肉和神经从来是潜在劳动力（Arbeitskraft通常不能令人满意地译为劳动力）的一笔资金。马克思把这笔资金看作一种确定数量存在的物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别的商品一样也是商品。想想奴隶制度的情况我们可能澄清我们自己的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工资契约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有许多次要差异——“自由”劳动力的雇主购买的当然不是像奴隶制度的情况那样是劳动者本身，而是他们潜在劳动力总量中一个确定的份额。
现在，既然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力（不是劳动服务或实际的工时）是一种商品，价值规律必须对它适用。这就是说，在均衡和完全竞争中，它必须取得与“生产”它所花费的人工小时数成比例的工资。但“生产”储藏在工人体内的潜在劳动力的人工小时数是多少呢？那就是以前和现在抚育劳动者，为劳动者提供吃、穿、住的人工小时数。这构成那份潜在劳动力的价值，如果他出卖它的若干部分——以日、周或年表示——他将得到与那部分劳动力价值相当的工资，恰如奴隶贩子卖掉一个奴隶，在均衡状况下将得到与那些人工小时总数成比例的价格。应该再次说一说，马克思因此小心地避开了所有这些通俗口号，这些口号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有这样的见解，即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上，工人受掠夺或欺骗，或者由于他的软弱，他简直被迫接受强加的任何条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得到了他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
可是一旦“资本家”获得潜在劳务量，他们就处在使劳动者工作更多小时的地位，也就是叫劳动者提供比生产这份潜在劳动量更多人工小时或实际劳务。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能够勒索比他们支付的更多的实际劳动小时。由于这样生产的产品还是以与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工时成比例的价格出售，于是出现两种价值之间的差额——它只不过是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的运用中出现的——这个差额必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原因而归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19]由于侵吞了这个价值，资本家就“剥削了”劳动，虽然他付给劳动者的不少于他们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他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不多于他出卖产品的全部价值。还应该说一下，这里不存在求助于不公正定价、限制产量或在市场上进行诈骗这类行为。当然，马克思无意否认存在这类行为，但他正确如实地了解它们，因此从不根据它们作任何基本结论。
顺便让我们表扬一下他的教学法：不管剥削这个词现在取得的意义如何特殊，如何远离它平常的含义，不管它从自然法、经院哲学和启蒙作家那里得到的支持如何可疑，它终于被接纳进科学争论的范围，从而符合安慰奋勇向前进行战斗的门徒的目的。
关于这个科学论证的功绩，我们必须小心区分它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一直受到批评家的忽视。在静止经济过程的寻常理论水平上，很容易指出，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假设，剩余价值学说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使我们同意它用在其他每一种商品上都有效，它绝不能适用于劳动力这个商品，因为这将暗示，工人和机器一样是在合理成本计算下生产出来的。既然他们不是，那就没有正当理由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与“生产”劳动力所花费的人工小时数成比例。从逻辑上说，马克思如果接受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或干脆像李嘉图那样，按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论证，本来可以改善他的地位。可是，由于他自作聪明地拒绝这么做，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一根极其重要的支柱。
此外，可以看得出来，在全部资本家雇主都能取得剥削收益的形势下，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平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人人努力扩大生产，而这样做的总效果不可避免地趋向提高工资率，使剥削收益减少到零。毫无疑问，如果求助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竞争活动中的摩擦和制度性抑制，强调货币和信用领域中各种障碍的全部可能性等，有可能稍稍改善这种情况。但用这些方法只能勉强造成两可状况，而这是马克思由衷蔑视的。
但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只须看一下马克思的分析目标就不难理解他无须在十分容易被人打败的地方迎战。只要我们明白，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关于在完全均衡状态中静止经济过程的一个命题，打败他就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他想要分析的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决计达不到这种状态，而是恰恰相反，他分析的目标是经济结构中不停地改变的过程，这样一来根据上述理由所作的批评就不是完全决定性的了。剩余价值在完全均衡状态下也许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因为那种均衡绝不会出现，剩余价值就能永远出现。它们可能总是趋向消失，但是一直存在，因为它们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这个辩词救不了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应用在劳动本身这个商品时是这样，也救不了现在这样的剥削论据。但它将使我们能够对结论有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一个令人满意的剩余价值理论将夺走它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含义。问题的这一方面证明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它还使马克思经济分析装置的其他部分有了新的意义，并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那个装置没有因针对它基础的成功批评受到更致命的损害。
（4）但是，如果我们在寻常进行马克思主义学说讨论的水平上继续探索，我们将越来越深地陷入困难，或者毋宁说，我们会察觉到马克思主义信徒试图遵顺老师指出的道路时遇到的困难。首先，剩余价值学说并不使解决上边提到的问题比较容易，这些问题是劳动价值理论与经济现实的一般事实间的差异造成的。相反，它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根据它，不变资本——即非工资资本——转入产品中的价值正好等于它在生产中失去的价值；只有工资资本增加价值，而因此获得的利润，在各企业之间要根据它们资本的有机构成而有所不同。马克思深信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剩余价值“总量”的再分配，这样，每家企业应赚得与它总资本成比例的利润，或者说，各企业的利润率将趋于平均。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个困难的性质属于不合逻辑问题那一类，它经常是由于试图运用不健全的理论引起的[20]，而解决办法只能是对绝望的忠告。马克思相信，不但竞争有助于统一利润率的出现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偏离它们的劳动价值，而且他的理论为在经典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规律”提供解释，那就是声称利润率有下降的内在趋势。事实上它似乎是相当有理地从工资—商品产业中总资本的不变部分的相对重要性有所增长推理出来的：如果那些产业的厂房和设备的重要性增加（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程度不变，那么总资本收益率一般将下降。这个论点博得很多赞美，马克思本人也可能以十分满意的心情看待它，如果我们自己的理论能解释一个原来它不曾解释的观察结果时，我们也习惯于体会到这种心情。不理会马克思对它作推断时所犯的错误，以它本身的优点来讨论它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不需要一直这么做，因为这个论点受到它诸前提的足够指责。不过还有一个同源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它既提供了一种马克思动力学最重要的“力量”，又提供了剥削理论和马克思分析结构中下一个情节之间的纽带，这个命题通常称为积累理论。
从被剥削劳动力那里榨取来赃物的主要部分（在有些门徒看来实际是赃物全部），资本家把它变为资本——生产资料。就它本身说，除去马克思用语引起的含义，这当然正是寻常的储蓄和投资二词来描述的最熟悉的事实。然而对于马克思，这个单纯的事实是不够的：如果把资本家这种做法用无情的逻辑来阐明，这个事实必定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意味着它一定是必要的。承认这个必要性产生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也不能令人满意，例如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马克斯·韦伯的心理，他把清教徒态度——不把个人的利润用于享乐主义的享受显然十分适合他们的作风——说成是资产阶级行为关系重大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不轻视他觉得能从这个方法获得的任何支持。但是对像他这样设计的体系必须有比这更实质性的某种东西，这些东西迫使资本家进行积累，不管他们对此的感觉如何；这些东西十分强有力，其本身足以说明是哪种心理状态的原因。很幸运，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在阐明那种储蓄的强制性质时，为方便起见，我将在一个要点上接受马克思的教导，那就是我将像他那样假定，资产阶级进行储蓄根据事实本身就是意指实际资本的相应增加。[21]这个动作最初总是发生在总资本的可变部分（工资资本），尽管资本家意在增加不变部分，特别是李嘉图称作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主要是机器。
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曾指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剥削收益将诱导资本家扩大生产或者试图扩大生产，因为从每一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扩大生产意味着更多利润。为了这样做，他们必须进行积累。这样做的重大后果——通过随后引起的工资率上升，如果不是通过随后引起的产品价格的下降——趋向于减少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十分重视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极好例证。而那个趋势本身对个别资本家而言构成了为什么使他们感到被迫积累的另一个理由[22]，虽然这种积累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最后将使事情更糟。因此，甚至在否则便会静止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种迫使积累的强制，如我上文业已提到，这种静止过程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除非积累使剩余价值下降到零，从而毁灭资本主义本身。
可是，远为重要和远为剧烈地激动人的是另外某种事情。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也不仅仅以稳定的方式扩大。它是由新的企业从内部进行不停的彻底改革，其方式是新的商品或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商业机会在任何时刻闯入现存的产业结构。任何现存的结构和经营企业的所有条件一直处于变动的过程中。每一种局面在它有时间耗尽其力量之前就被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进步意味着**。我们将在下一篇里看到，在这种**中，竞争起作用的方式与它在不管怎样完全竞争性的静止过程中起作用的方式迥异。以生产新产品或更便宜地生产旧产品可得到的获利可能性一直成为事实并招来新的投资。这些新产品和新方法在与老产品和老方法竞争时不是处于平等条件，而是具有可能意味着后者死亡的决定性优势。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进步”的情形。为逃避廉价出卖，每一家企业最后被迫学样，进行新的投资，为了能够这样做，只能保留利润的一部分进行再投资，这就是积累。[23]这样每一家企业都积累。
马克思比同时代任何别的经济学家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产业变化的过程，更全面地理解它的关键重要性。这点并不意味着他正确懂得了它的性质或正确分析了它的机制。对他来说，这个机制只能归结为构成大量资本。他没有适当的企业理论，他未能分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区别，加上有缺点的理论分析技术，这些就是出现许多不根据前提的推论和许多错误的原因。但是，单是对这个过程的看法，其本身就成为马克思所考虑的许多论题。如果不符合马克思论点的东西能从另一个论点推断出来的话，不根据前提的推断就不再是致命的反对理由，甚至明显的错误和错误的解释常常可从争论过程中出现的主旨的正确性那儿得到补救——特别是那些可视为不妨害进一步分析的错误，而那些错误在未能意识到这种似是而非情况的批评家看来，似乎理应一棍子打死。
前面我们曾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其实际内容而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因为资本主义过程确实经常多次产生暂时的超过成本的剩余收益（这种情况其他理论能够解释得头头是道，虽然使用的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以马克思的下一步，即他在积累理论中所说的道理，不会由于他先前的失误而完全失效。同样，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证明积累的强迫性，而这点对他的论证是十分关键的。但他说明上的欠缺并不产生巨大的损害，因为使用上面提到的方法，我们自己便能够轻易地提供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在我们的解释里，别的不说，利润下降这一点能自动地找到正确的原因，整个工业资本的总利润率从长期来看不一定下降，不管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在增加的理由，或是因为任何别的理由。正如我们业已知晓，每一家工厂的利润不断受到新产品或新生产方法实在或潜在竞争的威胁，这些竞争或早或迟将使工厂亏损。所以我们得到所需要的推动力，甚至得到马克思主张不变资本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命题的类似物——因为没有一个个别的资本货物的集合体能永远保持为剩余收益的来源——不必依赖他理论中那些效力令人怀疑的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由马克思体系链条的下一个环节——集中理论——提供的，这是他对资本主义过程中工厂和控制单位的规模日益增长的趋势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解释中必须提出的全部议论，除去形象化的描述，可以归结为这样平淡的陈述，竞争战是以商品的低廉化来进行，廉价商品在“其他事情不变，商品的低廉取决于劳动的生产率”；而这又依靠生产的规模；因而“较大的资本会打击较小的资本”[24]。这种说法很像当前教科书对这个问题所说的，本身并不深刻或值得赞美。特别是这种说法并不适当，因为它独特地强调各个“资本”的规模，同时在他对效果的描述中，马克思受到他技术的阻碍，他的技术不能有效地处理垄断或少数控制的问题。
可是，有这么多马克思信徒以外的经济学家声称对这个理论感到钦佩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预言大企业的出现（考虑到马克思当时的条件）其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但是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利索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拴在一起，或者毋宁说他把集中设想为积累过程的一部分，不仅是这个过程实际模式的一部分，而且是它逻辑的一部分。他观察到的某些后果是正确的——例如“个别资本量的日益增大成为生产模式本身不断革命的物质基础”——而观察到的另外一些后果是片面的或扭曲的。他使用阶级斗争和政治的发电机在这个现象四周大气中充了电——仅此一项就足以使他对这个现象议论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有关的枯燥的经济定理，特别对没有自己的想象力的人更是这样。最为重要的是，他能够继续前进，无论是他构图中的个别笔触的动机不当，还是从专家看来他论点中缺乏严密性，都几乎完全不能加以阻挡。因为归根到底，产业巨人确实出现在地平线上，它们必然要创造出来的社会形势也已可见。
（5）再加上两项，这个概述就完全了。这就是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与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前者，分析和见解无可补救地失败；在后者，两方面都显出高明之处。
马克思无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实际工资率和群众的生活水平，在较高工资阶层会下降，在最低工资阶层无法改善，这种情形的出现不是由于任何偶然的或环境的条件，而是由于资本主义过程本身的逻辑。作为一种预言，它当然突出地不恰当，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作过艰苦努力，把面对的显然不利的证据作有利的解释。最初，甚至在直到今天还有的某些孤立事例中，他们在挽救这个“规律”（说它是从工资统计数字产生的实际趋势）的努力中表现出惊人的固执。尔后，他们试图把它说成另一种意义，也就是说，说它指的不是实际工资率或工人阶级所得的绝对份额，而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虽然在马克思著作的几段文字中事实上可以解释有这样的意思，但这显然违反他大多数论述的含义。何况，接受这样的解释也无济于事，因为马克思主要结论的前提是：劳动的绝对人均份额必将下降，或者说，至少不增加。要是他曾确实想到相对份额，那只会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最后，这个说法本身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工资和薪金在总收入里的相对份额逐年变化极小，长期来看明显地不变——肯定不会显示出任何下降的趋势。
但是，摆脱困难似乎还有另一条出路。有一种趋势可能在我们统计的时间数列中看不出来——它可能像在这个事例那样甚至显示出相反的趋势——但它可能是在研究的这个体系所固有的，看不出来是因为它可能被意外条件所隐藏。事实上这种论调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所谓意外条件可以在殖民地扩大或者更普遍地在19世纪新国家的开创中找到，他们认为这些事件为剥削下的受难者带来“禁猎季节”[25]。与此同时，让我们注意到，有些事实给予这个论点一些证据确凿的支持，在逻辑上这个论点也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如果那个趋势确实存在的话，这个论点可能解决困难。
但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那个部分根本不可以信赖，如同观察力一样，它的分析基础也有缺点。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的理论，即生产过程机械化造成的失业。[26]而产业后备军理论又是以李嘉图《论机器》那一章里详细阐述的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学说的任何部分——当然除了价值理论——都没有像这一部分那样不作任何重要补充完全依赖李嘉图的理论。当然我在说的只限于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马克思像平常一样，确实添加了许多小小的润色，如用巧妙的概括方法把不熟练工人替代熟练工人进入失业的概念，他还添加了无限丰富的例证和辞藻；最重要的是，他添加了给人深刻印象的布景，即社会过程的广阔背景。
李嘉图最初倾向于同意任何时候都普遍具有的观点，即生产中引入机器能给群众好处。当他终于怀疑那个意见，或者无论如何怀疑它的普遍有效性时，他带着特有的坦率态度修改他的主张。同样特有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仰身后靠，用他惯用“想象的有力例证”的方法，作出所有经济学家所熟知的用数字表示的例子，来表明事物也可能产生另一种结果。一方面，他无意否认他证明的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虽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无意否认，最终说来，劳动者的净利益产生于机械化，是通过机械化对总产量、价格等的进一步影响而实现的。
这种例子就其本身范围来说是正确的。[27]今天多少更精致的方法支持它的结论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它们既承认它想要建立的可能性，也承认相反的可能性；它们所起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们还说出决定将随之产生这个或那个后果的正式条件。当然这是纯理论能够做到的全部事情。要想预测实际的效果，进一步的资料是必要的。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子呈现另一种有趣的特色。他设想一家拥有一定数量资本和雇用一定数量工人的企业，它决定实行机械化。相应地，它指派一批工人去建造一部机器，一俟装置完成就将使企业能解雇这批工人中的一部分。利润可能最终不变（经过竞争性调整将使暂时性收益消失），但总收入将受到削减，下降数字正好是先前付给现在已经被“解雇”的工人的工资数。马克思的由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概念几乎就是上述方式的精确复制品。马克思强调接着发生的剩余人口同样与李嘉图强调接着发生的人口过剩完全相似，马克思使用剩余人口一词作为“产业后备大军”这个术语的替代词。李嘉图的教导实际上被他全部吞了下去。
但是，在李嘉图设定的有限目标范围内可以合格的东西，一旦用它考虑马克思在这个脆弱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时，便变得完全不合适了——事实上，最终结果的正确见解这次难以补救另一个不根据前提推理出来的结论。看来他本人也曾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使用有点不顾一切的精力抓住他老师有条件的悲观主义结论，好像他老师强有力的例证是唯一可能的例证，他使用更加不顾一切的精力与那些发挥李嘉图在论补偿时暗示的含义的作家们进行争论，李嘉图认为，机器时代会支持劳动，即使在引用机器的直接后果带来损害的地方也是如此（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对补偿理论均抱厌恶感）。
马克思采取这种方针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急需为他的后备军理论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理论将有利于（除几个次要目标外）两个极其重要的目标。第一，我们已经明了，由于他厌恶使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点本身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剥削理论丧失了我们所说的一根关键性支柱。他用永远存在（因为永远再创造的）[28]常备军的理论代替这根支柱。第二，他采用的关于机械化过程特别狭隘的观点是为了激发《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内响亮语句所必不可少的，这一席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但是那一卷、而且是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最为关键的结论。我要加以全部引用——比在讨论的论点所需要的更完全——目的在于让读者看一看马克思的态度，它同样适当地说明某些人对它热情另一些人对它蔑视的原因。不管它是并非如实的事物的混合物，还是先知真理的中心。原文如下：“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贫穷、压迫、奴役、退步、剥削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
（6）马克思在经济周期领域的成就特别难以评价。它真正可估价的部分就是几十个观察结果和评论，其中大多数有偶然的性质，这些文字几乎散布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包括他的许多信札。要根据这些零星片断重新组成整体的企图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出现过，也许甚至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里也没有存在过，除非只是一种胚胎形式。这样的企图若由不同的人来做容易产生不同的结果，它可能因为马克思的崇拜者可以理解的美化马克思的倾向而失去真实性，他们依靠合适的解释方法，使用他们自己同意的几乎所有那些后来研究的结果，为马克思歌功颂德。
普通的朋友和敌人过去从不、现在也不理解评论者面对任务的性质，这是因为马克思对这个主题所做贡献的性质千变万化。他们看到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它发表意见，又看到它显然与马克思的基本主题十分贴切，就想当然地认为必定有某个简单而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周期理论，这个理论有可能产生于他对于资本主义过程逻辑的其余部分，正如剥削理论产生于劳动理论。相应地，他们开始寻找这样的理论，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会是什么，是不难猜想的。
一方面，马克思无疑赞美——虽然他没有很充分地宣扬——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能力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强调群众日益增加的不幸。因此作结论说，危机或萧条是由于受剥削群众买不起永远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来或准备生产出来的东西，和因为我们不须重说的这个或那个理由使利润率下降到破产水平，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因此，我们看来确实需要根据我们想要强调的那个因素，谈一谈最可轻视类型的消费不足理论或生产过剩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事实上可归入把危机归因于消费不足理论一类。[29]有两个条件可以援引来支持这个理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问题上，马克思的教导与西斯蒙第及罗德贝尔图斯的学说的亲密关系是显然可见的。这两个人的确支持消费不足的观点。我们推断马克思也可能如此不是不自然的。第二，马克思著作中的几段话，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危机的简短陈述，无疑说明了可以作这个解释，虽然恩格斯的言论更加表明是这样。但是，由于马克思表现出卓越的判断力，明确地舍弃了它，这些也就无关紧要了。
事实是这样，马克思没有单纯的经济周期理论。从他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规律”中也不能逻辑地引申出这个理论。即使我们接受他关于发生剩余价值的解释，同意积累、机械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和过剩人口（它无情地加深群众的不幸）确实连成一条逻辑的链，这个链的末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崩溃——即使到那时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个因素来说明周期性波动必然成为过程的一部分，并是繁荣与萧条内在交替的原因。毫无疑问，我们手头一直有大量偶然的小事情可供我们拿来补充下落不明的重要解释。存在计算错误、预期错误和其他各种错误，存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浪潮，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和对这种行为的反应，存在“外部因素”不会枯竭的来源。然而，马克思的积累的机械过程是以均匀的速度前进的——没有什么可以表明，在原则上它不应这样——他描述的过程可能也是以均匀的速度前进的；至于就它的逻辑而论，本质上既无繁荣又无萧条。
当然这不一定是不幸。许多其他理论家过去一直认为、现在还是认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某种相当重要的事情出现差错，就会发生危机。它也不完全是障碍，因为它有一次使马克思从他体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他自由自在地不加曲解地看一看事实。从而，他考虑了各种各样多少有关系的因素。例如，他不无肤浅地利用在商品交易中有货币作中介的现象——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使萨伊关于不可能出现普遍供过于求的命题失去效用；或者利用银根宽松的货币市场指出以大量投资耐用资本货物为特征的行业中不成比例发展的原因；或者利用诸如市场开放或出现新社会需求这样的特殊刺激物，来解释“积累”的突然迸发。他不很成功地试图把人口增长列为产生波动的一个因素。他注意到（虽然他未作真正说明）生产的规模以“突发的**式的”形式扩大，而这种形式的扩大是“它的同样突然收缩的序曲”。他说得很好，“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当然，在这里他过分夸大了一连串偶然小事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是常识，本质上是健全的。我们实际上发现，凡在认真分析经济周期中曾加以考虑的所有因素，基本上很少错误。此外，一定不要忘记，单是察觉到周期活动的存在，在当时就是伟大的成就。在他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都看到周期的细微迹象。可是，他们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后来称为“危机”的引人注意的衰退上。他们看不到这些危机的真实面貌，就是说，按照周期过程看来，这些危机仅仅是小事件。他们考察时不看看它们的前景或基础，认为它们是孤立的灾祸，它们是由于错误、过度、指导出错或信用机构工作不妥才出现的。我相信，马克思是超出传统看法和先于——统计补充除外——克雷蒙·朱格拉研究工作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如我们所见，他对经济周期并没有提出理由充分的解释，但他清晰地看清在他面前的这个现象，并了解它的许多机制。和朱格拉一样，他毫不犹豫地说出“受小波动打断的”十年一次的周期。他对这种周期原因可能是什么的问题有很大兴趣，考虑到它可能与棉纺业中出现机器有某种关系。还有许多其他迹象说明他曾专心研究与危机问题有关的经济周期问题。这就足以保证他在现代周期研究的先驱者中处于很高的地位。
还必须提一提另外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以它的寻常意义使用危机这个词，和别人一样说到1825年的危机和1847年的危机。可是他也以它的另一种不同意义使用它。相信资本主义发展总有一天会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他认为在真正崩溃来到之前，资本主义将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摩擦中运行，并显出它致命疾病的症状。对于他当然设想为或久或暂症状延长的历史时间这个阶段，他也使用同一名词。同时他显示出一种倾向，要把那些一再发生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独特的危机连在一起。他甚至提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最后崩溃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可能像是理解寻常意义上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线索，就有必要指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促成最后崩溃的一些因素，没有恰当的外加假设，不可能是成为一再发生萧条的因素，而那个线索并不能使我们超出这个平庸的命题：“剥夺剥夺者”在萧条时期要比在繁荣时期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
（7）最后，资本主义发展将冲破——或生长得太快必须舍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灾祸不可避免的理论），这个论点提供了把不根据前提的推理与有助于补救这个结论的深刻见解结合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例子。
马克思的“辩证演绎法”是以驱使群众起来反抗的悲惨和压迫的增长为基础的，使建立贫困不可避免地增长这个论点无效的不根据前提的推理，也使演绎法失去效用。此外，在其他方面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长久以前就开始怀疑产业控制的集中必定与“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这批人中第一个以组织良好的论证说出这个怀疑的是鲁道夫·希法亭，他是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他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推论，即通过集中，资本主义可能获得稳定。我对这个问题必须说的，我打算推迟到下一篇里再说，我现在要说的是，在我看来希法亭走得太远了，虽然，如我们将要看到，在美国的目前的趋势里，相信大企业将“变成加在生产方式上的桎梏”是没有根据的，尽管马克思的结论不是从他的前提推演出来的。
但是，即使马克思所据的事实和所作的推理，其缺点比现在人们指出的更多，就其断言资本主义发展将毁灭资本主义社会基础这点而言，他的结论是正确的。我相信这一点。我称1847年就把真理揭示得如此清楚的见解为深刻的见解，我不认为我言过其实。现在它是毫无疑义的道理。第一个提出这个见解的人是古斯塔夫·施穆勒，施穆勒教授阁下是枢密院顾问官和普鲁士贵族院议员，他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也不热中于宣传鼓动。但他平静地说出这个真理。至于为什么和如何会这样，他同样平静地保持缄默。
几乎没有必要作细致的总结了。不管怎么不完整，我们上面的概述应该足以证实：第一，没有一个认真关心纯经济分析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认真关心大胆创立学说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在审理理论技术的法庭上，裁决必定是不利的：坚持一种一直是不适当的在马克思当时就迅速变得过时的分析工具；一长串不是从正确前提推理出来的，或者是彻底错误的结论；如果改正将改变基本推论，有时变为完全相反推论的错误——所有这些都可以拿来合理地指责这位理论技术家马克思。
即使在那个法庭上，有两个理由必须对上面裁决加上限定条件。
第一，虽然马克思常常犯错误，有时是无望的错误，他的批评者远非总是正确的。由于在这些批评者中有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件事实应该算是他的光荣，特别因为他不能亲自与他们中大多数人见面。
第二，马克思在大量个别问题上的贡献（有批评性的也有建设性的）也应该是他的光荣。在本文这样的概述中不可能一一列举，更不用说公正地评价它们了。但在我们研究他对经济周期的论点时，对其中几个已经提出我们的意见。我还提到能改进我们有形资本结构理论的他的见解。他在这个领域中设计的图式虽非毫无缺点，但它再次证明对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近期著作很有帮助。
可是上诉法庭——即使仍限于审理理论问题——可能想完全推翻这个裁决。因为有一个真正伟大成就可以抵消马克思理论上的轻微过失。通过他分析中的有缺点甚至非科学的全部东西，贯穿着一个没有缺点也不是非科学的根本观念——一种理论观念，不仅是无数不连接的个别模式，也不仅是一般性经济数量的逻辑，而是那些模式或经济过程的实际序列，它在历史进程中以自身的动力前进，每时每刻产生由本身决定下一个状态的状态。因而，这位有许多错误观念的作者也是想象出即使在今天仍可算是未来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为了这个经济理论，我们正在慢慢地、吃力地积累石块和石灰、统计资料和函数方程式。
他不只怀有这个观念，还试图实现这个观念。使他著作受损害的全部缺点，由于他的论证试图达到的伟大目标，必须不同地加以判断，即使如在某些情况下那样，这些缺点不能由此完全抵消的地方也应如此。但有一件对经济学方法论极端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他完成的。经济学家总是或者自己写经济史或者利用别人所写的经济史，可是经济史中的事实都被放置在单独的分开的地方。如果它们进入理论，仅仅担任说明问题的角色或者可能担任证明结论的角色。它们与理论只是机械地混合。可是马克思的混合是一种化学结合；也就是说，他引用事实进入产生结论的论据之中。他是系统地看到和教导他人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入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进入历史理论的第一个一流经济学家。有关统计学的类似问题他不想解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其他问题中已有暗示。这也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经济理论所解释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完成他的社会学体系。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在失败中，他建立起一个目标和一种方法。
（吴良健 译）
[1] 选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对者的特别态度上也看得出来。对于他，如同对于任何宗教信徒一样，反对者不仅仅犯了错误而且犯了罪。不但从理论上驳斥他，而且从道德上责备他。一旦真理昭示，反对者不能再得到宽恕。
[3] 罗奇代尔是英国合作事业的诞生地。——译注
[4] 第一次发表在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毁灭性攻击的著作中，题为《哲学的贫困》（1847）。另一次的阐述包括在《共产党宣言》（1848）里。
[5] 这里指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指他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此文收在他的全集里。
[6] 知识社会学的德语是Wissenssoziologie。应该提到的最好作家是马克斯·谢勒和卡尔·曼海姆。后者在德文《社会学词典》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字，可作入门作品读。
[7] 在他的晚年，恩格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8] 读者将能察觉到，一个人关于阶级是什么和关于什么促使阶级存在的观点并不能独一无二地决定那些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和每一阶级将怎样根据“它”——例如阶级领导人或一般群众——所认为或感到（长期的或短期的，正确的或错误的）是它的利益所在而行动。集团利益问题充满它自己的荆棘和陷阱，完全与研究中的集团性质无关。
[9] 另一个例子是以后将提到的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O.鲍尔有趣地试图以资本家与工人间的阶级斗争来解释居住于奥匈帝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对抗（《民族问题》，1905），也值得一提，虽然分析者的技术只表明他所用工具的不适合。
[10] 我不想一直强调，虽则我必须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理论也不像马克思声称的那么错误。最严格意义上的“储蓄”不是不重要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尤其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此外，还有另一种和它同类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办法。17世纪和18世纪时，有许多工厂只是一个人的双手就能搭起来的工棚，只要极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开工。在这样的例子里，未来资本家的体力工作加上很小一笔储蓄资金就是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了——当然还要有头脑。
[11] 马克思以外的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对暴力要素和控制实施暴力的物质手段的解释价值，表示出无批判的信任。例如，费迪南·拉萨尔在解释政府权威时，除了大炮和刺刀外，几乎没有提出什么东西。我觉得迷惑不解的是，这么多人竟会看不到这样一种社会学的弱点，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说权力导致控制大炮（和愿意使用大炮的人），显然要比说先控制大炮然后产生权力要正确得多。
[12] 这是马克思学说和K.罗德贝图斯学说相类似的一点。
[13] W.桑巴特在其《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第1版中，试图充分利用那些事例。但他把原始积累整个以地租积累为基础的企图表明是毫无希望的，这点桑巴特本人最后也认识到了。
[14] 即使我们承认抢劫的程度达到可能这样描述而不会侵犯知识分子稗官野史领域的最高限度，这一点依旧是正确的。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抢劫实际参与商业资本的积聚。腓尼基人和英国的财富提供大家熟知的例子。但即使如此，马克思的解释也不适当，因为作为最后一招，成功的抢劫必定以抢劫者的个人优势为基础。只要承认这一点，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就出现了。
[15] 威廉第三的朋友——这位国王在世时不受欢迎，那时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偶像了。
[16] 可是，与马克思本人有关系的是否全在于此，这是可以怀疑的。他有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错觉，即以为，价值虽然是决定相对价格的一个因素，它还是与相对价格或交换关系不同的和独立存在的东西。商品价值就是包含在商品内的劳动量这个命题，很难有别的任何意义。如果是这样，那么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差异，因为李嘉图所说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这一点值得指出，因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价值观念，他理论中很多在我们看来站不住脚或甚至毫无意义的东西就会不再如此了。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设想。如果我们根据某些马克思研究者的说法采取这样的看法，即不管它是不是独特的“实体”，马克思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学说，其意图仅仅是用它来说明社会总收入应划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那时个别相对价格理论就成为次要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将明白，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算我们能把这个任务与个别价格问题分开）。
[17] 需要第二个假设特别有害。劳动理论也许能够处理由于训练（获得技术）产生的劳动质量的差别：用于训练过程的适当工作定额必须加到每一熟练工作小时中去，因而我们可以不离开原则范围使熟练工人所做的工作小时相等于非熟练工人一小时工作的确定倍数。但是，在由于智力、意志力、体力、敏捷性等引起的工作质量“自然”差异的情况下，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于是必须求助于分别由天然低能工人和天然优秀工人做出的每小时价值的差额——这是其本身不能用劳动量原理解释的价值。事实上，李嘉图确实是这样做的。他直率地说，这种质量上的差别可以用发挥市场机制的办法设法使它们进入正确的关系，这样我们毕竟可以说，工人A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工人B所做工作的若干倍。可是他完全忽略了在他以这种方式辩解时，他求助于另一种确定价值的原理，并且实实在在放弃了劳动量原理。可见这个原理由于出现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在它一开始，在它自己的境界之内，在它有机会失败之前，就失败了。
[18] 事实上，按照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为了达到均衡，每个要素必须这样地分配在向它开放的生产用途上，使得分配在任何用途上的最后一个单位产生出与这个单位分配到其他每一个用途上相同的价值。如果，除了一种性质和质量的劳动外没有别的要素，这显然意味着，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必然与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成比例，只要存在完全的竞争和流动性。
[19] 剩余价值率（剥削的程度）被确定为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工资）之间的比率。
[20] 然而，其间有一个因素不是不健全的，觉察到这个因素（不论如何模糊）应该是马克思的功绩。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会在完全静止状态中产生净收益这个事实，并不像迄今几乎全体经济学家相信的那样，是无可怀疑的。如果实际上它们确实似乎产生净收益，那很可能是由于经济从来不是静止的缘故。马克思关于资本净收益的论点，也许可以解释为承认这件事的迂回办法。
[21] 在马克思看来，储蓄或积累等于“剩余价值向资本”转化。就这点而言我不想争论，虽然个别的储蓄企图不必然和自动地增加实际资本。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比许多当代人发起的反对他的观点更接近真理，以致我不认为在这里值得花时间向它挑战。
[22] 一般说来，来自较小收入的储蓄当然比来自较大收入的储蓄少。但任何一定数目的收入，如果不希望它保持长久，或者预料它会减少，那么来自那个数目收入的储蓄将比至少能稳定地保持目前数目的同样收入的储蓄多。
[23] 当然这不是为技术改良集资的唯一方法，但实际上它是马克思考虑的唯一方法。因为它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在这里我们不妨跟着谈谈这个方法，虽则其他方法特别是向银行借款（即创造存款）的方法会产生它们自己的后果。为了给资本主义过程画一幅正确的图像，谈谈各种方法确有必要。
[24] 这个结论常被称为剥夺理论，它对马克思来说，是资本家彼此毁灭的那种斗争的唯一纯经济基础。
[25] 这个观念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它有所发挥。
[26] 这种失业当然必须和别种失业区分开。特别是，马克思注意到因商业活动周期变化而产生的那种失业。由于这两种失业不是独立的，由于在他的论证里他时常依据后者而不是依据前者，于是出现了不是所有批评家都完全了解的解释困难。
[27] 或者，可以纠正它而不失其本意。关于这个论点有一些可疑之点，也许是由于它可悲的技巧造成的——这种技巧是好多经济学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