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德的名字现在已经大抵被人忘怀了，那么马克思的名字却到处都在激动人们的感情。一方面是热诚的党派性，另一方面又是激烈的反感，两者都在妨碍着我们对他的见解进行严肃的估价；这个工作，由于马克思的著作没有系统以及他的目的之在于建立一种思想上严密无瑕的理论远不如在于为政治行动提供一种有效的基础这一事实，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远非易事。马克思之成为一个哲学家——比如说，在康德和黑格尔是哲学家的那种意义上——只是十分偶然的。然而，他的见解却确实构成一种思想上的和道德上的挑战，并且肯定是像本书这样一部著作所不能置之不问的。

然而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去尝试像是充分陈述和批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类的事情。我将仅仅试图确定它和当时流行的其他各种见解的关系，并考察它的论断的一般性质，目的在于表明无论是拥护它或反对它的最后决定，都不可能由哲学家做出来。

对马克思的任何讨论，不管多么简略，都必须从考虑他和黑格尔的关系开始。马克思生于1818年，这时候黑格尔正处于他的威权的巅峰；马克思于1836年入柏林大学，当时对黑格尔贡献的争论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而且无论他后来是怎样地与黑格尔分道扬镳，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因素却永久盘踞在他的思想中，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不参考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

我们要提到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有着特别重要性的两个学说。第一是辩证法。这里我们需要作出一种区别。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假如我们愿意用这个名词的话）或者说理性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整个宇宙确切说来乃是精神的自我表现这一见解。这样一种论述使他感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正如科学所表明的）物质先于精神而不是精神先于物质。[2]然而对于精神的先验性的摒弃却并不伴随着（哪怕它应该是伴随着）对辩证法的摒弃；马克思也像黑格尔一样地在坚持着辩证法。现实可以不是精神的自我表现，但是辩证模型的关系却在各种事实之中是到处都同样地有迹可寻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它响应着思想的性质，而是因为它响应着事物的性质。

第二，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如下这一见解：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尽管马克思赋予它以一种他本人的特殊扭曲。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是热心主张，在任何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例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生活之间是有着经常的相互作用的，他之解释这种作用，是设定有一种民族的精神或天才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现着它自己。这里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结论，而没有接受他的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谈的有机联系是一种真实的联系，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乞灵于一种民族精神的神话来解说它。如果我们能注意到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方面，即经济方面，有着如此的重要性，以致它倾向于要在所有其他的方面都反映出来，那么有机联系就会更加无可辩驳地得到了解释；从而一切事物状态，最后也就必须是以经济的条件才能加以理解。

这两种黑格尔的学说，以马克思所采用它们的方式而加以采用时，就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要件。要对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局势进行一番有教益的分析，我们就必须诉之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而要了解这些条件何以成为它们之所以为它们，我们就必须考虑它们的辩证的发展。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或阶段结构是怎样地相应于解决某一生产问题的需要而在演变着的，而生产问题本身则又是为该社会所具有的生产力的状态所规定的；并且我们还必须观察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地使得现存的经济组织——生产关系——成为过时，从而引起了进行社会根本变革的需要。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说成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修订版，而且这两者肯定在表面上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黑格尔把历史描绘为一幕朝着自由的实现而前进的辩证过程，而那据称在他当时的西方文明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已经完成了的。在这一历程中，各个民族一一走上舞台，每一个都对终极的目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克思也把历史认为在朝着一种在道德上是可愿望的目标而前进着的辩证历程，即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事实上才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尽管他把达到那种幸福的事情状态放在了不太遥远的未来而不是放在现在。而历史戏剧中的主要演员，在他看来却不是民族或国家而是经济上的各个阶级；虽则在这里每个阶级又是要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的。

按这种解说，马克思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是他那时代的产物，他受到了当时要“使历史有意义”那种驱策的鼓舞，并为我们已考察过的那种造成了思辨哲学的伦理成见所支配着。我希望已经表明，它并不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学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他的前人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的连续性。然而如果把它认为是对于这个题目的某种完整的叙述，那就要把人引入歧途了。

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无疑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是黑格尔的后继者之一，那么他同样地也和另一种大为不同的思想传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我指的是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科学传统，它在实际的事物方面由边沁派所代表，在理论领域则由孔德和实证主义者所代表。马克思本人对这两个集团都只有蔑视，但是我们却不应该让这一点掩蔽了他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不说他有负于他们）。像孔德一样，他希望把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他也就意味着，要从神秘和形而上学以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现象。而他之热中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也像边沁一样，是浓厚地渲染上了一种要求实际改革的热情，这体现在他那有名的论断里（而它却轻易地遗漏了边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些考虑就提示了另一种观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方式。我们不是把它看成为又一种思辨类型的哲学，企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寻找出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来；而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历史解说的理论，只关心着对于特殊局势的阐明。根据这种看法，它就可以说是对历史学家提供了处理他们被要求加以解释的任何历史事件的一种方式。我们可当作马克思是在这样说：“要理解历史上的任何变化过程，就要着眼于发生那些变化的经济背景，并用我的理论所提供的各种概念去分析那个背景。历史过程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你才能触及根本问题。”

对这一理论的这种解说，肯定是符合马克思本人对它的态度的。他那压倒一切的兴趣乃是实践的；他需要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为了它那思辨的内容，倒远不如说是为了它那预言的性质。他想要从当代历史事件的荆棘之中寻找他的出路，不是要使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只是要使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在比较近期的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能有意义。这个理论对于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近代欧洲的历史时期能够有用，对他来说，要比它可能难以适用于遥远的时期和民族，更加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假如有任何人表明，它不能适用于某个这类遥远的时期，那么身上有着强烈的思辨痕迹的马克思肯定会感到恼怒；但是他却会照样宽宏大度地接受这一点，只要他的理论对于最近历史的有效性没受到挑战。

还可以补充说，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的兴趣，也是和这个理论之用来作为特殊历史局势的解说相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剂炮制经验假说的处方。不像他的前人，马克思所弄出的一些东西（据它的作者声明）是可以在实际的历史学著作中拿来应用的；而且这类声明显然并不全都是虚假的，因此，一般历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管对它那最终的可行性采取什么看法——就与他们对于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作家的相应态度大为不同；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这一经验的方面，而其他作家们的却没有。

我们现在必须问，我们可能期待着哲学家们对于马克思的见解的真实性或虚伪性投射出什么样的光明？他们能够对它作出某些有用的评论，这一点我并不想否认。因为，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解说，马克思毕竟是在声明向历史学家们作出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劝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论不同于其他同类一般性的见解的（例如，其他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的）就在于它有着“科学的”基础。而这种科学的基础肯定是值得进行哲学探索的，因为其中所包括的那些命题的确切性质还是一点都不清楚的。

作为一种说明，让我们简略地考虑一下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的辩证法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怎样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又抛弃了黑格尔用以支持它的那些哲学论证。思想应该是辩证地前进的，这一点奠基于他认为事物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这一看法；这样的联系是存在的，而且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他乃是一桩明显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问，这一切对于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基础都蕴含着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对于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相联系着的这一命题的论述中，那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黑格尔可以主张，它是一种必然的真理，是可以由理性加以证明的；因为他相信事实是在反映着思想的辩证特性的，而这本身又是由理性之能洞见到它自身的本性所保证的。但是马克思已经放弃了这些唯心主义的学说，便不能作出这种要求了。要和他自己保持一致，马克思所能说的一切就只是：我们从经验里知道事物是辩证地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说，这里讨论的命题乃是一种经验的真理。然而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对他来说却显然是十分尴尬的，因为那就通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局势可能呈现为辩证的框架所无法适用的，而他的整个态度却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为基础的。

这些论述或许就足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种重要的含混性。辩证法，我们已经看到，乃是这个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被要求辩护他自己对历史的研究路线时，都会迟早回到辩证法上来。但是所出现的问题则是：它究竟具不具备马克思所加之于它的那种分量？如果它完全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话，那么它肯定就不具备；不管事物是辩证地相联系着的这一概括是多么有根据，但是这种概括却绝不能当作是毫无问题地可以规范一切未来的经验。而如果马克思说，它是先验的命题而不是经验的真理，那么他就必须试图对它作出哲学上的论辩；但他却完全未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理论中还有另外一些要素是哲学家们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据称生产力要“发展”（这对马克思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另一个例子是，尽管其中有一个组成成分占有着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但是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仍然被认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以为这就可能表明马克思在这两点上都遇到了困难，或者至少是不清楚的，虽说我在这里并不准备去作这种尝试。

然而不管哲学的批评可能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什么样的损害，他的理论却不可能完全被人抛弃；这一点始终是真的。这个理论（至少根据我们对它的解说）向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处理经验局势的程序；而对它最后的鉴定则必须是，它在事实上究竟是不是一种富有成果的程序。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无法作出先验的定论的；它只能是由在实际上遵循着这种办法并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加以断定。因此，赞成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路线，其最后的决定权就在那些试图追随着它的历史学家们的手里了。我们必须向他们问道：它是不是证明了是一种有启发性的研究路线，它那些办法是不是规定得充分有用，关于它的某些显著的难以成立之点（如有关伟大人物、民族感情等的难题）是不是可以满意地加以解决。而这些问题却是非一历史学家所不能希望自己作出的回答的。归根结底，要证明马克思主义这块点心就要吃吃看[3]，而马克思请来品尝他那点心的却并不是哲学家。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绪论那一章中就提示说，马克思对于理解历史所必定要做出的主要贡献，严格说来，就可能一点都不是对历史哲学做出的。马克思的理论，肯定地确实包含有许多假设是哲学家们可以有用地加以考察的：当我们回想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写作的背景时，如果这一点不是那样，那倒确实会奇怪了。但是哪怕是可以表明，他所作出这些假设的每一个都是错误的，那也不会破坏这个理论的有效性；那只不过会推翻马克思所赋予它的理由而已。毕竟，情形很可能是：经济原因对于理解一切历史局势乃是最根本的，即使马克思所声称支持这种见解的每一点都是虚假的。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1] 选自《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在形而上学上，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突创进化理论的拥护者，按照这种理论，有意识的生命是从最初完全是物质的条件之中发展出来的。——原注

[3] 按英文谚语说：要检验点心，就要吃吃看。——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