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出生于拉脱维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伯林影响很大。儿时随家庭迁居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回到家乡，随后于1921年迁往英国。1932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该校任教。伯林于“二战”期间供职于英国驻美国外交和情报机构。1945～1946年曾访问苏联，会见了一些知识分子。伯林返回英国后回到牛津大学，学术兴趣从哲学向观念史转变。1957年伯林当选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齐切利讲席教授，在次年的任职典礼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自由概念”。1966年成为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首任院长。伯林于1974～1978年任英国科学院主席。

伯林的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生活与环境》（1939）、《民主、共产主义与个人》（1949）、《刺猬与狐狸：托尔斯泰论历史》（1953）、《启蒙时代：18世纪的哲学家们》（1956）、《自由四论》（1969）、《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1979）、《人类的弯曲之木》（1990）等二十余部。

伯林的核心哲学观点是两个：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存在的，以及并非一切事物都能化约为一个单一的观念或物。以此为基础，伯林将特殊事物而非普遍真理视为知识的对象，将个人视为道德的现实主体。与之相应，伯林认为历史并非仅与认识有关，而与伦理有关。他反对彻底的决定论和绝对的必然性，强调历史中人的作用。伯林之重视人的自由意志使得他在政治哲学中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

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应，伯林在道德哲学中的基本立场是价值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意味着个人应当在各种不同的或相互冲突的价值中进行选择，而在此过程中人们所展示出来的选择能力事关道德主体本身的建构。

伯林认为，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反传统性和颠覆性。因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着力研究观念史时，也主要分析在道德和政治意识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那些时刻。他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或俄国思想家等的分析都与其独特的哲学观密不可分。

本书选取了《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的《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一文中的一和三以及《伯林谈话录》中的《第三次对话》。在第一个文本中，伯林以“希望属于某一团体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和“自我理解是人的最高需求”为立足点，试图分析马克思的身世与其观点之间的关联。在伯林看来，马克思与狄斯累利一样，由于其犹太血统而无法与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相融。他们渴望同胞能承认自己的地位和权利，而这个世界却对他们并不友好，因此他们都激烈地反对自己出生的那个种族，并转而追求一种新的认同。狄斯累利的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被英国的地主贵族和绅士所接受，并奇迹般地成为后者的领袖；而马克思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反抗，即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对于无产阶级的认同，马克思以这个阶级的名义“吼出自己的诅咒”，并以自己的著作武装这个阶级，使它取得“必然的胜利”。伯林认为，与狄斯累利相同，马克思为自己这种出于维护自身人格需要而作的“认同”付出了代价，即看不到“不那么痛苦、更普遍也更健全的人所看到的大量现实”，例如民族主义问题就处于马克思的视野之外。

在第二个文本中，伯林对马克思及当代左派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几乎所有观点都可以追溯到以前的某位思想家，而马克思的天才就表现在对这些观点所做的综合。伯林反对阿尔都塞的观点，认为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是首尾一贯的。在伯林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中依然有价值的东西是：提出科技的变化对文化起主导作用、预言大企业的兴起以及对思想和利益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