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20世纪后半叶享有声誉的思想大师。他出生于法国普瓦蒂埃一个富有的医生家庭。1951年毕业于巴黎高师，期间曾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四年后退党。1954年福科出版了第一部专著《精神疾病与人格》。1961年福科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随后任克莱蒙大学哲学教授。“五月事件”后福科任万森大学哲学系主任，197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1984年6月因艾滋病去世。

福科的主要著作有：《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第一卷，1976；第二、第三卷，1984）。

福科的思想多变而复杂，但基本都是站在反“人类学”的立场上，以考古学或谱系学为方法，围绕主体、权力和自我等问题对下列主题展开讨论：人何以成为人所是？人可否成为其所不是？

在《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福科描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时期、再到19世纪疯癫被“构建”起来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非理性的排斥史。在《词与物》中，福科对西方文化各个时期不同的“认识型”即知识空间的基本构型作了考古学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福科试图以考古学的方式分析历史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的变化，探究在历史领域中如何能够最终摆脱人类学的束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福科开始引入“谱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规训与惩罚》中被用于研究监狱的历史。认为现代惩罚制度与以前的制度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体现为宏观权力对肉体的压迫，而是展示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种“微观权力”与知识结合在一起，形成“知识—权力”统一体。福科认为，现代监狱已经将惩罚程序变为一种体现微观权力原则的规训技术，而这种技术又沿着“监狱网络”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这一统一体又产生出各种知识体系。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福科以谱系学的方法研究了近代以来的“性经验史”。在他看来，自从18世纪以来，性话语和性技术不断扩散，新的权力形式在性经验的展布中逐渐渗透整个社会。这种新的权力形式不停地变化、积极地创造，使性经验与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性经验史》第二和第三卷，福科的风格和所讨论的主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试图在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道德实践的考察中发展出一种“生存美学”，以分析个体是如何被引导去关注自身、解释自身、认识自身和承认自身是有欲望的主体的。

本书选取了福科的《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一文。在该文中，福科提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共同展示了一种新的“解释技术”。这种技术与16世纪的解释技术之间存在断裂。16世纪的解释系统建立在“相似”之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由“认知”和“灵知”组成的知识结构。而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由于文化世界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古典意义的语文学和印欧语言的发现、通用语法的消失等，西方解释系统发生了根本的断裂，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文本正是这种断裂的体现。19世纪的新解释技术有四个特点：第一，符号本身不具有内在的深度；第二，解释总是未完成的，因而是无限的；第三，解释先于符号，符号只是对其他符号的解释；第四，解释面临着无限地解释自身的任务。福科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以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视为能够体现19世纪解释技术特点的文本。尽管福科对于将马克思的文本放在这里讨论是否合适明显存有疑虑，但他仍坚持认为，马克思对于货币、资本和价值的分析，对于生产关系的分析等，都表明他是一个采用了新解释技术的思想家。在福科看来，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才抛弃了“解释的暴力”，折回到了“符号学的解释学”，相信符号的绝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