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11月10日，已成为柏林大学学生的马克思给父亲写信报告他学业的进展以及他的学习计划。我们根据信的笔调和某些表达方式很容易看出，马克思显然是受到他不久前阅读的黑格尔某些著作的影响。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黑格尔在1807年耶拿战役时期所写的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开头的序言。在这一时期，黑格尔可能还没有与他年轻时代的雄心壮志一刀两断，那就是他曾希望在现实中直接活动，他认为世界精神能够完成一次革命，这革命就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法国革命、德国哲学、浪漫主义都是这个世界诞生的先决条件，拿破仑的行动则是这个世界的“助产婆”。1837年，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方式写信给他的父亲：“在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标界，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再者，普遍的历史本身乐于用思想的敏锐的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意识到我们的真实的情况。”马克思的这封信意味着他对自身的觉悟，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觉悟都具有一种创造的价值。马克思已隐约看到在未来几年中他将要起的作用：在物的现实中引进黑格尔的理念，也就是用真正调和哲学与生活的行动哲学来代替思辨唯心主义，这也是当时一切思想家的，但一般来讲又总是得不到满足的雄心壮志，为此，他们运用了黑格尔制造的这一绝妙工具，黑格尔自己反而没有了解到它的全部意义，这个工具就是辩证法。马克思确在这封信中写道：“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这就是1840～1848年间青年马克思所思考的哲学问题，也是从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初步研究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内所思考的哲学题目，在马克思思辨哲学成熟时期之后，这个题目使我们真正地进入到普遍的历史中去。我们要寻求这些研究的意义和功绩，并不仅仅是为了理解《共产党宣言》和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是为了要确定《资本论》这部重要著作的意义与结构。但马克思致父亲的信还明确了他所希望运用的哲学工具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关系的，而他受《精神现象学》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把数学家的方法与哲学家的辩证法对立起来。数学家对其对象进行思考，而他用以揭露对象的过程是与对象有区别的。哲学的辩证法则相反，它于对象不是一个外部的证明，而就是历史。它表述的是事情的变化。沿循历史进程，阐明其内部的运动，就可能觉察在它自身中暴露出来的对立并且能指出这些对立是如何企图获得解决，这就是哲学的任务。黑格尔写道：“真理是其变化的运动。”马克思重复了黑格尔的论点并列举了相同的例证：“三角形要求数学家作图并论证它，就在空间同样留下了一个表象，它丝毫没有更多的变化……而在生动的思想世界中，诸如法律、国家、自然界及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必须发现运动中的对象，决不应该任意地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身的统一。”在一篇文章的有限篇幅中，我们很难说明马克思是怎样完成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设想的规划：从根本上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对立问题，也就是随即成为他的哲学与人类现实的对立问题；并取新的途径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我们只限于考察青年马克思是如何继黑格尔思辨体系之后表现哲学与现实之对立的，他又是怎样企图提供一种比黑格尔哲学更进一步的解决对立的方法。希望这些简要的考察能够说明马克思哲学对于人类现实问题的立场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一、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对于理解其最终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马克思从1840～1847年的思想演变或者可以说思想形成。我们可以肯定，他曾或多或少是黑格尔主义者，后来他加入黑格尔左派运动。但马克思完全摈弃青年时代的一些错误。他的思想最后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而对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应该看作是与他青年时代的研究毫无关系。存在一个自我满足的理论体系，它不需要依靠以前思想的演变来加以说明。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组成了一个基础结构。至于上层建筑，它是这些基础客观发展的结果。我们多少应该承认这些第二位的现象对于基础的作用，但是，我们很难根据我们的基本观点理解觉悟在社会辩证法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我们将在简称为唯物主义和纯粹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模式之上多少致力于解释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式，在我们看来是晦涩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矛盾的公式。但是，这个客观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是有生命的、活动的人的异化之最极端的形式。我们认为，当前有关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论战如果参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之前发表的著作就会变得明朗化起来。事实上，我们可以承认——这也就是第二个观点——只有从这些著作出发我们才可能理解马克思。特别是，如果读了《资本论》而没有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如此重视的并在其著作中直接引用过的《精神现象学》，那就似乎不可避免地会误入歧途。不懂得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发展的辩证法的经济学家，就像那些不懂得对马克思有过显著影响的恩格斯经济研究的哲学家一样，不可能理解作为《资本论》本质的辩证运动，也同样不可能理解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概念，这个概念对仅仅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和仅仅是哲学家的哲学家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把经济与哲学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是马克思独有的发明，这个发明在我们上面引用过的著作中得到了极好的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题目就是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提纲。
二、人的异化问题
我们在这里将设定A.科尔纽的《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并不完全赞成科尔纽先生提出的哲学说明，我们认为，他的论题与我们不能接受的观点十分相近，他认为马克思会逐渐地重复否定他思想发展的阶段。然而，科尔纽的论著在描绘《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历史发展以及概括其主要阶段方面有着不可辩驳的功绩；在法国，这部论著对于那些严肃地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是不能不用的研究工具。
马克思是怎样思考哲学的？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另一个问题：他是怎样思考黑格尔主义的？这样的比较对马克思来讲，就像对克尔凯郭尔一样并不像乍一接触时显得那样不可理解。我们认为，自我的哲学首先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以前的人们则认为自我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把哲学思想引至其终点，它是“最后的哲学”，这个哲学的思辨思想浓缩了哲学的全部本质。黑格尔之后，人们不再能真正地进行哲学思考。批判黑格尔，就是批判哲学本身。黑格尔主义的危机就是哲学的一次危机。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细微批判，特别是对法与国家哲学的批判就具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费尔巴哈沿着黑格尔的方向继续了黑格尔的宗教批判，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事业，他提出了作为哲学的否定与取消的哲学问题。他试图要指出哲学思想的种种缺陷，哲学思想总是肯定与生活结合的必要性但却永远没有真正地与之结合，它希望消灭自我意识的一切异化，但这个目的只能在理念中达到而且会大大扩大使理想与现实分离的鸿沟。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哲学伟大的一面，而且一下子就深入到《精神现象学》的最重要章节，黑格尔在其中指出自我意识也就是人，但还是抽象的人或只是作为自我思想的人是在诸物中的自我异化。这乍看起来很奇特的章节向我们指出，在客观的科学中，自我意识可能作为一种纯粹的物而被发现，这是最抽象的唯物主义。因此，在考察现实的过程中，人能够作为物质的一部分（比如头盖骨）被发现，或者像金钱——这个抽象的普遍——那样置身于社会世界之中。金钱不是人的自我意识，但它是一种在对象形式下的意识的异化。黑格尔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发展过程中表述了人在金钱中的异化观念；而马克思掌握了恩格斯提供的丰富经济材料，他重复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分析甚至运用了黑格尔原来的词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黑格尔在论述《拉摩之侄》时所说的“金钱就是一切”的话与马克思论述人在财富中的异化的章节中所说的“鉴于金钱拥有能购买一切和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因此从最高雅的意义上说它就是对象”。如果说，马克思批判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人在金钱中的异化，他同样批判在客观科学主义中人的异化，这种科学主义没有看到来源于人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引出了人，人制造了人”。也就是说，科学主义是通过自然来解释人，而马克思认为，因为自然是为人的，所以按费尔巴哈的观点就不能够把自然与它的人的意义相分离。不存在不包括人的意义的自然，其次就是人，在人的范围内，有一种不再是主体的，也不再是客体的自然，人创造了自然，这个自然是被具体的人看见、接触、体味、加工并改造的自然。在这点上，马克思可能还未来得及发展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观点。那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他不是明确地说过，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在高级的合题中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吗？而这个合题不再是哲学，而成为行动，它是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是批判或思想的实现。因为批判（主体的）不再是表面上玩弄一切阻碍的自我意识的无用玩笑，而是对现实的创造意识，批判通过觉悟揭示了矛盾，并且还表现了它自身变化的真实基础。在有关《拉摩之侄》的同一段文章中，黑格尔还指出自我意识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同样自我异化，这个社会是渗透功利思想的社会。因为人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的或同一的，因而他在经济关系的世界中自我外化，他在这个超越他的外化过程中消逝；正如黑格尔所说，逐渐把财富集中起来的盲目运动最终要支配自我意识。马克思后来发现了这全部的辩证分析——他还不曾知道黑格尔在耶拿的未发表过的著作，耶拿哲学家在这时的著作中十分精确地谈到产生社会劳动分工的经济异化世界并且预见了马克思后来称作财富集中规律与社会的不断贫困化规律的思想。[2]还是在同一著作中，黑格尔终于在谈到康德的世界道德观点时指出自我意识异化为一个外在于人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是人确定的。
最早的黑格尔学者的思想正是针对这最后一点而展开的，他们从起始于黑格尔、终止于费尔巴哈的对人的宗教异化的批判开始他们的研究。说实话，这种批判在生动的基督教中已孕萌芽，基督教认为上帝即超越的自在自我造就成为人，他作为耶稣神秘的身体，作为人道主义、教会而自我神化。我们可以认为，这样通过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的解释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源。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称作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上来，也就是对哲学在人的实践中的真正实现过程的批判。全部黑格尔哲学就是要努力克服自我意识的异化；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自我不可异化的意识的人在对象中、在社会关系中、在作为对象意志的国家中、最后在宗教的上帝中外在于自我而被确立并且最终要自我异化。似乎在我们刚才的表述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即自我的不可异化的意识和这个意识的异化之间的矛盾。不过，正是这个矛盾成为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原动力，或者可说至少是《精神现象学》的原动力，它也同样成为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的原动力。只不过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取消异化只是在理念中进行，这样在存在着的人和作为思想体系的哲学之间就爆发了矛盾。克尔凯郭尔是这样说的：“哲学家建筑了思想的宫殿，却居住在一座茅屋里。”马克思是这样说的：“黑格尔发现作为行为的劳动，通过行为人创造了他自己”，但是，“因为他只是在思想中，在思想的抽象化中理解劳动，他就只可能在思想中消灭异化”。这样，可以说黑格尔把世界归于世界的哲学，他指出，在他的思辨唯心主义中，整个世界是可以想象为思想的宫殿，但他却任凭现实的茅屋去代替它，马克思运用简洁的表达方法说明了应该取代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新的辩证法：“变易—哲学现在应该在哲学的变易—世界中得到改造。”换言之，因为黑格尔而到达世界思想的德国现在应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场，不可异化的社会的人的观念多亏有了这个战场而有可能自我实现并变为一个为它自己的世界。这个人——他是社会的，是直接联系人的人的同一意识，他与其他的人合为一体——的思想的实现不仅仅是哲学意识的任务——哲学意识在为他自己提出这个任务时就把自己作为哲学而自我否定了或者在同时是行动的思想之中消逝——它还是作为人的异化结果的历史现实的任务，而由此历史现实能够消除这种异化。马克思认为，历史工具或哲学意识为完成此任务所运用的杠杆就是无产阶级，或更恰当地说是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觉悟，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可能革命的阶级——在这个阶级中，异化达到其终极点，革命**并未超乎于阶级利益之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同样的异化应该自行自我异化。所以，历史或者人的变化——社会的人的不断异化——的现实给自身带来了思想或实现思想的力量；另一方面，思想在无产阶级中——因为无产阶级相对真实的人而言觉悟到其基本的欠缺或绝对贫困——找到了自己的实现方式。[3]批判，也就是主体性，甚至可说是觉悟，它并不是无用的，而且不会堕入虚无之中，它是觉悟而同时也是真正的、实在的人的实现。基督教党在活生生的上帝之中集结了人道主义，黑格尔则希求一种哲学，这种哲学能够实际地在自然哲学中解决自然问题、在宗教哲学中解决宗教问题、在国家哲学中解决国家问题。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各自从自己一方面指出了这样的归结或思辨思想的真实空虚。不过前者是从思想回到宗教、回到存在着的宗教的人；后者则把对宗教的批判一直推至对宗教的社会基础和被他称作“唯心主义玩笑”的哲学的批判。“意识的任何形式与成果都有可能分解，这种分解不仅仅是因为精神的批判、自我意识的归结、虚幻与观点中的变革，而单单是因为社会状态的实际颠倒，唯心主义的错误就是从此而来的。”但我们应该再一次很好地理解这种实际颠倒或者说革命的意义，这个革命不应该是思想的革命。革命只有通过对人的条件的根本觉悟才会成为可能的，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这种觉悟，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从对宗教和法的批判然后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制造了宗教这个对世界的错误意识，因为它们自己确立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反宗教斗争因而间接地成为对这个散发宗教精神芬芳的世界的斗争。”当人自我异化的时候，他在自身外部提出他固有的现实并且把自己归于虚无，他为了自己而成为了他在自身之外提出的东西的产品。在宗教的超越上帝中，人看到自己的创造力并且自我消亡。发现异化与矛盾的种种条件并对这些条件有所觉悟，也就是同时为真正消除异化而努力。
三、在国家中社会与经济的人的异化
马克思详尽地指明在黑格尔的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成为神秘化的秘密。在这个国家中，实现着的思想是与富有教益的经验现实、普鲁士官僚体制与制度互相并列的。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是怎样在思想名下演绎他时代的现实，就像黑格尔曾指出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只不过是在古代城邦行将灭亡之际实现的。此外，黑格尔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神秘化，他说，哲学家不能跳出他的时代，不能跳出罗陀斯岛。马克思把他的思想推进一步，他在黑格尔有机的国家中看到市民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表现，青年黑格尔认为这种社会是真正民主的障碍。[4]马克思从中发现，就像同一的人在上帝中异化一样，他还在人的法律国家即形式法律的国家中异化，因为这些法律忽视人的真实一面，忽视人在劳动中和财富生产中的运动。所以，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恩格斯提供给他的英国经验要寻找一种更加深刻的方法，以便去了解处于精神与身体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的具体的人。这样的人在历史中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异化，而异化则是整个历史的一幕悲剧。政治斗争如同诸神之间的思想斗争一样只不过是在另一领域反映了社会阶级的运动以及人的觉悟的生成。马克思如此深刻的思想在此可能还没有把他的思想推至更深一步。政治，即国家可能在社会中消逝；黑格尔曾特别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通过消除经济混乱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解决这些对立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并不想在这里考虑它。
不过，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并非不准确的话，我们就应该在永久的形式中找到一个结论，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就是根据这个结论而写成的。
然而，显而易见，不了解《精神现象学》的人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因为《资本论》与《精神现象学》酷似酷肖。在《精神现象学》中，变为自身对象的绝对精神到达自我意识，在《资本论》中则是异化的社会的人——这个整体的产物或人们的共同作品也就是资本——自我现象化，如更大胆地说，他在无产阶级意识面前显现。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已经指出社会的人怎样在历史中异化并且恰好变成为了资本。然而，资本进行的是反向运动，正是这个产品，这个异化本身最后创造了人。作为无产者的人成为他自己产品的产品，他在一架庞大的、超越他自身的机器中沦为纯粹的部件，马克思则努力要去把握这架机器的全部运转过程。资本自己制造了自己，或者毋宁说它自我再生并且自我增长，正是它决定了再生产，决定了集团的人们的饮食或生活的条件。只是，在其中异化变为活生生的矛盾的一个阶段将会来临，这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在无产阶级中，特别是在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人只不过是他自己产品的惰性产品。然而，黑格尔认为人的意识是“绝对的弹性”。人的自我意识不能决心作为一个纯粹的物被接受。它最终的惰性于是成为它自己重新起跃的条件。所以，人的意识在无产阶级和无产化的社会中又一次被把握。这个阶级的意识同时也成为了人类的意识，成为一种新秩序的创造力。[5]这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应被超越的阶段。它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否定的能动否定，但否定之否定成为肯定。它是已实现的思想，也就是神化的或真的人，这个人被看作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并且制造着这部历史。这里就存在一种真实的人道主义，仅仅作为思辨思想的哲学在人道主义中消失了。在这种实现的可能性中会引出什么样的假设呢？历史的曲折发展在什么范围内证明马克思的正确？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回答。我们上面所要做的，只不过再一次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论，在今天，这样的辩论是会有成效的。
四、黑格尔的国家观念以及马克思对它的有关批判
1842～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了研究。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在马克思生前单独地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这篇导言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进步。它是第一篇《共产党宣言》。这澄清了在黑格尔的国家批判中还只是隐约模糊的思想。不过，重复一下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细微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由此可以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澄清黑格尔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逐章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著作（法哲学）所进行的详尽分析中，马克思并不仅仅是要说明黑格尔政治方面的哲学观点，而且还要阐明黑格尔可能是断然地与其哲学推论相结合的历史内容。这个推论与推论所引出的内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支配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所采取的立场。我们从中了解到这种立场如何导致马克思既要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黑格尔不能证明这一历史的特殊内容——同时还要对这个内容本身进行历史的批判，这个内容的缺陷相对于思想而爆发出来。思想与历史现实的不平衡看来是马克思的最初研究成果，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这种不平衡，它导致马克思既要在一个历史现实——无产阶级——中寻找思想的支撑点，又要在革命的辩证法中寻找黑格尔专断地固定与限制的内容运动，这个革命辩证法的根源在黑格尔的思想之中、在成为黑格尔全部《精神现象学》之灵魂的觉悟的原始运动之中。
无论从哲学观点看还是从历史观点看，马克思的研究都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并不知道《青年黑格尔神学手稿》，也不知道我们近年来通过J.霍夫麦斯特等人著作的出版而得知的黑格尔政治思想的最初形式。我们能够准确地重新确立这个演变的曲线，并且透过柏林教授的死板公式发现需要长时间建立的、并不是辩证法游戏的思想内容，我们在黑格尔对诸如法国革命、恐怖时期、拿破仑的改革与战争、复辟王朝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思考中找到了这种思想内容的根源。我们不能在实际中过分强调黑格尔的现实主义。黑格尔说过，读报是现代的晨祷：它可使我们置身于自己的历史世界之中。
黑格尔在耶拿曾说过，伟大的行动的人远比知性的苍白无力的理论家或循规蹈矩的经验主义者更能够把握住一个历史变化的意义。他在实际上到达超出于种种矛盾的完整直观之中，就像思辨哲学家在辩证的反思中粉碎形式主义一样超越了那些矛盾。但是，黑格尔认为，行动的人在超越特殊前景时通过直观而把握的东西，思辨哲学家应在把它变为一种思想时来设定它。黑格尔在柏林的《法哲学原理》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理性的研究也就是思想的意识首先是具体的，其次，它赞同自身只包含理性意义和思想意义的真正的实践意义，我们不应该把它与事物简单的陈规和有限范围的前景混为一谈。”
黑格尔认为，在写《理想国》的时候，柏拉图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他只是在城邦行将消亡之际，在城邦开始衰落的时候深化了古代城邦的现实。他企图消除从内部腐蚀城邦并引发其消亡的个人主义因素。没有任何哲学家能够绝对地超越他的时代——如黑格尔所说的跳出罗陀斯岛。当马克思指责黑格尔用资产阶级（或市民）国家反对政治国家，指责他推断出立宪君主制和普鲁士的官僚体制并给它们打上永久的印记的时候，他还只是揭示了黑格尔思想的一个特点：从哲学角度思考现实以论证存在着的现实是合理的。此外，黑格尔的思想还是辩证的，它的运动与这种规定是对立的。青年黑格尔——他没有采用思想而是采用了生命这个词——总是反对宗教或为生命而定的法律的僵死的实证性，而生命正是不断地否认这个实证性。因而马克思揭示了他从黑格尔那里演化来的方法和黑格尔自己运用这种方法所获结果之间的冲突，他后来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种种缺陷。
不过，马克思的批判并不仅限于这种非常一般的揭露，他的批判深入到黑格尔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他的批判价值还在于对黑格尔思想的细节分析，这种批判因为在当时的论战中是有的放矢的，因而就更具有启发性，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属于伟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把历史看作本源。所以，马克思毫不费力地借用黑格尔、运用黑格尔的具体观点来批判黑格尔；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根据现代事件或凭借马克思不可能知道的黑格尔历史思考的知识证明黑格尔的正确，并且还可能了解他原来是如何能够针对马克思的批评为自己辩护的。
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在细致研究马克思的批判以前，综观黑格尔在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中表述的国家哲学观念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知道，黑格尔区分了具体与客观的精神中的三个阶段：直接代表国家伦理的家庭、成为必然性或知性的国家和与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市民社会，在个人生活的阶段中，国家还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服务于困固于孤立之中的人；最后是国家，确切地讲，它代表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这样被说明的三个阶段致使第二个阶段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在原则上支配其他阶段发展的思想同时又呈现为这个发展的结果。市民社会于是成为国家的一种“现象”。它似乎先于理念，但它只是作为中介的表象而出现的理念的方式，它在为自身而在这个表象上面确立之前，就任凭表象作为一个必须永远被超越的阶段而持续存在。理念在市民社会中还没有出面，它是自为的；它不是自我意识的统一，但在诸个体相互作用中，它却运用一种狡猾而自我实现，成为潜意识的统一。黑格尔于是给了自由主义一个位置——市民社会——但他清楚地知道“总体是先于部分的”，部分只是为了使总体能够自我确立而存在的。政治国家于是超出诸个体的具体生活之上而出现，它是诸多个体的统一并成为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在这个统一之中只是他们所应该是的，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普遍意志，是一种在法律上先于个别意志的普遍意志，就像有机的统一体先于它的各个器官一样，而前者是在后者之中现时化并且在其中自我表现。
市民和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对立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由来已久；这种对立揭示了黑格尔一直想克服的二元论。根据他所旁观的种种历史事件，他应该承认这种二元论是需要的。简而言之，这种二元论是单个人的二元论，是资产阶级——它深陷于生活的特殊性中——的二元论，也是在其城邦中得到永恒地位的公民的二元论，他的意志是与公共意志相一致的。在古代城邦中——正如黑格尔与许多同代人所重新考虑的——人就是公民。他的生活与城邦生活相一致，他的意志直接地成为普遍的意志。但是，现代世界并不懂得这种一致性，法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没有能够消灭公民与单个的人，并没能够完全把他们吸收到政治国家中去。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苦恼意识”的原始形式，也就是作为两个领域的分离的个体生活与城邦生活、“特殊事件与普遍事件”。在罗马帝国，人最终要脱离他的城邦，并且归结于他自身，归结于他的私有财产、特殊劳动、他被压抑与被规定的领域中去。国家对他已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最初是黑格尔的、后来又成为马克思的术语——一种异化的形式。宗教异化是与这种政治异化相适应的，因为单个的人在城邦中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生活的意义，他只能够避开他固有的被限定的世界并藏身于在他自身之外确定的永恒本质之中。政治异化与宗教异化并驾齐驱，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认为的，法国革命宣称要消除这两种异化，要单个的人完全地变回为公民，天与地沆瀣一气了。但是，消除异化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应有足够的力量使其固有的“现象”在它内部持续存在，这“现象”显而易见是一种作为理念阶段的自由主义。然而，意识到自身的理念在宪法与王权中为了自身而确定为一种特殊的现实。在现象的现实中，两个环节是分离的；但在真正的现实中，理念自身分裂并投入自身之中以在中介的永恒运动中与自身和解。但是，中介概念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是模糊的，它被表述为公众舆论、政治国家中市民团体的表象、官僚主义等等，马克思最猛烈地抨击的正是这个中介的观念。概括说来，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与古代城邦相反，它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主体性原则实现直至到达独立的个体特殊性的极端，同时把这个原则引至实体的统一并用这个原则本身来维持统一”。
简要地说，黑格尔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提出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那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体自由与普遍意志之间的调和问题。但正如马克思已指出的，黑格尔并没有真的在他建立起来的诸中介中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在时代的历史偶然性中发现中介的。马克思是不是解决得更好一些呢？他在公民社会内部的冲突中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是否就能够消除这个问题呢？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就是在各种生产力上面产生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这样，在阶级斗争结束后，单个的人与公民之间的二元论就随之消逝，这两个阶段首先在共产主义形式下然后又在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下相互融合。我们只要记住，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就曾一度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坚决反对完全消除人的异化，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或变为更加保守，而是因为他受到他亲眼目睹的种种事件的启迪，其他更深刻的原因则与他的理论有关，我们在此不想再讨论下去。总之，他的理论可归结于他的有关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观念，这些关系不会使自己沦为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的。
马克思批判的细节——黑格尔的观念设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别，而马克思的批判提出国家融化于社会之中则是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而是真实地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表达出来的矛盾——的二元论的出路，社会为了不再陷入个体的原子说中而进行自我改造。真实的人，也就是活着的人和劳动的人应该在丧失其超越项之特性的国家中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真实的人应该真正地在国家中——但不再是在形式的或自我异化的方式下——被表述。不久，马克思又给这个批判加上一种更加纯粹的经济意义，他指出，事实上，市民社会的异化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中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当另一个阶级也使用这个工具时，就可能真正地消除异化。但在1842～1843年之间，马克思还没有发现这个发展；他只是声称要用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的唯一的具体术语——来解释国家观念，重新把黑格尔体系头脚颠倒过来；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市民社会当作一种“理念的现象”。
这个颠倒囊括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全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是在颠倒的形式下表述国家体系的。真正的具体主体、对象的真正承担者就是社会的人，他属于被黑格尔称作市民社会的东西，这个具体的人的对象，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国家，黑格尔错误地把它变为了主体。理念是社会的人创造的，它作为真正的主体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出现，马克思据此说，这是“一种蜕化为神秘化的秘密”。理念—主体在市民社会中，在君主立宪制、官僚制度或上下两院中自我确立并自我“现象化”，它取代了创造历史的人的地位。它归结于自身而且仅仅归结为自身，它如同逻辑的理念只能通过这个神秘化来解释具体的历史。因此，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马克思所正确揭露的纯逻辑与经验主义是并驾齐驱的，马克思特别指出黑格尔是从在逻辑学中极有价值的纯理念过渡到既是在生物生活领域的有机体中又是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构成的具体现实。黑格尔至多赞成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但是，他还声称当他指出国家应是什么类型的有机体、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陌生的内容，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考虑这内容，而是把内容与逻辑观念相提并论，他还为这逻辑观念复制一成不变的图表。按照马克思的绝妙公式，黑格尔在此是用“逻辑的事物代替事物的逻辑”。黑格尔并不像在《精神现象学》中那样经常受一种经验辩证法所左右，这种经验辩证法把一切现实的争端联系起来，并由此引出具体的发展。黑格尔成为他的形式化思辨思想的牺牲者。命运的玩笑使黑格尔落入他自己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指责过的谢林的错误之中。他并没有真正地思考内容，却从外部把握它并且把它放回到一个预制的图式中去。此外，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的含义，只要稍稍公正一点，我们就能够说，马克思的批判所依靠的就是黑格尔本人。马克思并不拒绝有生命的目的论，在目的论看来，历史的具体主体（实际上，全部问题就在于知道这个具体的主体是什么）自我超越并且自我实现。马克思当时把这个活生生的超越、这个同一的人的真正实现（这是马克思像费尔巴哈那样给具体主体所起的名字）称之为真正的民主，他以此来反对诸如思辨唯心主义的形式上的民主，他认为这种民主从来只是到达具体人的异化，到达离我们如此遥远的政治天空，犹之乎离我们同样遥远的形而上学与宗教的天空。我们已经研究过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因而我们知道，这位柏林哲学家是从浪漫的生命主义起步的，是从“人的生活最卑贱的要求”这个他固有的说法出发的。黑格尔首先是用与生命有关的词语来描绘城邦的一般组织。在生命的语言中，黑格尔用社会机体的诸种弊病与幸福的城邦相对立，由于这些弊病，城邦总是有失去其统一的危险，并且可能凝固于难以摆脱的僵化停滞的形式之中。但是，可以肯定，若黑格尔的理念如同回忆那样还给自身带来先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悲剧的话，他同样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给马克思的全部批判提供口实。马克思能够嘲笑黑格尔的演绎，他指出，那些被演绎的内容只有多么少的一部分涉入到演绎过程的逻辑形式中去。另外，因为黑格尔总是给“思想的磨坊”带来一种内容——甚至是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就应该由此得出结论：他找到应该演绎的内容以及把特定境况下的经验主义与形式辩证法结合起来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相提并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要证明自己正确的仅仅是特定的境况，虽然这种境况宣称推断出一种并不是形式的理念，但在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
理念的秘密因而是真正的神秘化；这个神秘化显露于诸如君主立宪制、官僚制和两院制等的推论之中。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黑格尔在摧毁君主制时所要回避的：“君主权还是民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但是，黑格尔求助于理念而避免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也许，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统治权是属于整个国家的——属于人民的——但是，因为他把人民看作为理念唯一的中介显现，故现在应当使这个理念作为第一个显现的对立面而自为地显现。这就导致一个奇特的结论：理念应该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君主制就是由此而来；它应该直接地实现——就像一个自然的行为——因为它只是在诸个体的群体中才间接地实现——世袭君主由此而产生。既然理念的每个环节都在自身中蕴含其他的环节——特殊的或普遍的环节——君主最终成为活着的法律。我们并不想过分详尽地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有时是饶有趣味的细节批判，我们只是想论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首先就是马克思有关民主的论述。黑格尔考察了民主政府的三种著名形式，他强调说，如果民主适应古代城邦，它就不再能与现代世界相适应，因为在现代世界中，单个的人占有过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应该是面对这单个的生命而体现出来的。君主政体成为“发展了的理性政体”，但马克思说，如果黑格尔认为，不依赖于君主的人民——一般来讲是不依赖于统治的人民——只是一种无定型的群众（黑格尔确实写过：“群众是由个体组成的人们经常期待人民能形成一个总体，但这人民只是一群人，即一群无定型的群众，其运动与行动只能是低级的、非理性的、原始的和可怕的。”）这个结论只有当人们首先设定君主制的范围的时候才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问题恰恰是要知道是否必须把人民看成为无定型的群众。“民主制”，他补充说道，“它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民主制。……民主制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而且是不好的一种。民主制是内容和形式。君主制似乎只是形式，而实际上，它在伪造内容。”马克思因而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比较，这个比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宗教起源都是十分重要的。民主制相对其他政体所是的就是基督教相对其他宗教所是的。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是在特殊宗教形式下神化的人。同样，民主制是一切政体的本质，是所有其他政体的真理，是作为特殊政体而社会化了的人。只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的纯粹政治理论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基督教并不能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生活中去，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推论，同样，政治民主只是一种相对其他可能形式而出现的形式。比方在美国，很可能就像马克思所说：“共和制就像我们这里的君主制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形式。”这个形式并不与本质相符，或者说本质——具体的社会生活——并不与那不是真正表达它的形式相一致。“国家政体至此已成为宗教的领域，即人民生活的宗教，它成为面对人在地球上存在现实的普遍性的天空。”作为共和国的抽象的国家在真实的人之外提出真正的社会化的人，犹之乎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在人之外提出人的真理。黑格尔深刻地发现了这个分裂，马克思曾经赞扬黑格尔的发现，因为它表明了历史的某一特定境况，但是，若黑格尔没有“因为描绘了真实的现代国家的存在”而受到责备的话，那当他“为国家的存在而提供它所是的”时候，他是应该受到批判的。理性之物应该成为真实的，“这恰恰与非理性现实是背道而驰的；非理性现实处处与它所表达的东西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它所表达的正是它所是的反面”。这就是黑格尔思想既在形式（思辨唯心主义）中又在本质（固定的特殊的历史境况，这种境况不包括在基本的不平衡之中）中的神秘化所在。
现在，我们已能够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前提是与黑格尔思想的前提根本对立的。马克思设想了与其社会本质（不幸的是，他从未明确地指出这个社会本质包含着什么，在这点上的模糊暧昧造成了后来的严重后果）相符合的人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若我们承认这个观点，那还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人的本质还没有能够在存在中现时化。马克思在社会阶级的冲突中发现了种种历史原因。但是，由于阶级之间的斗争已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得到解决，人的社会本质与他真实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将会消逝；它将真正地消逝，而不像在宗教或黑格尔哲学的中介中那样只是从理念上消逝，黑格尔的哲学中介其实只是知的杂技而已。黑格尔的辩证法总是在中介的内部保持对立的紧张状态，马克思的真正的辩证法则努力要完全消灭这个紧张状态。它宣称要在自身的真实中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黑格尔可能会对马克思这个批判的反驳，我们认为他是反对“人类境况的悲剧”会消逝的观点的。这个悲剧不仅仅取决于某些随时可能消逝的经济冲突，它还取决于生命运动本身或者历史中的理念的运动。黑格尔与马克思是从奇妙的也是可解释的相反角度来看问题的，如果人们承认，黑格尔在其思想演变的某一特定时期曾经和马克思一样想到要在实际中消灭异化，而在后来鉴于某些历史事件又不得不推翻这些想法的话，那么，黑格尔在这里似乎被涉入到无止境的辩证运动中，理念在这个运动中熠熠发光，而马克思则预见了历史的一种终结。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点上清楚地发现刚才所提到的两个不同的角度。黑格尔实际上注意到：作为国家最高原则的统一只有在“内部忧伤与外部危险”的时机中才能真正地自我实现，它因而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理念的统一显露出来，而历史则真正地揭示了理念。这样，革命中的恐怖时期和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成为世界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地重现，因为在这些环节中，在这些“消逝的消逝”的现象中，绝对的生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念表现了出来。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理念主义时嘲笑了黑格尔的理念：“这种理念主义只有在战争或忧伤的情况下才拥有自己的现实，以至它的本质成为了真实存在着的国家的战争或忧伤的状态，至于它的和平状态则恰恰是国家机关的战争与忧伤。”换言之，黑格尔在历史存在的悲剧中发现了理念，而马克思则相反，他在消除这种悲剧的过程中，在实际的和解或实际的合题中发现了黑格尔理念的真正等同物。而这个问题是太重要了，以至我们不能够只是一笔带过。这个问题把我们引至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它使我们在黑格尔的作为历史根基的生存与死亡的斗争中追溯到两种世界观分歧的根源，至于人剥削人，那只是这个斗争的一种结果，而这个结果却反过来充当了马克思的出发点。如果直接触及我们只概括谈到的问题，那存在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现实冲突就可能会变得明白一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注意到，当黑格尔针对历史悲剧采取一种过于沉思的立场时，他就已远离了存在的立场；他把历史悲剧提到哲学的高度，这种哲学对种种现实的**感到厌倦，它从中脱身而出以思考这些**。而马克思在这里则把“现实的茅屋与哲学思想的宫殿”对立起来，因而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全部优势。
马克思要揭示：黑格尔的中介并不能真正地解决一个历史境况的种种矛盾。黑格尔的国家是在现代形式下与市民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国家。这个社会是个体性的。中世纪的古老国家（Stande）正在解体，工业国家诞生并且被看作为诸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与此同时，现代国家作为这个单个人的社会的形式统一而出现。在这个形式统一中，人的真实本质被自身异化。在君主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异化，而在由于官僚主义的突起而表现出来的、被黑格尔称作的“政府权力”中，我们则更加清楚地发现了这种异化。对“政府权力”，马克思进行了可能已超越他当时本来意愿的尖锐的批判。在耶拿的研究工作中，黑格尔已经致力于要确定一种既是特殊状态又同时能够给自身带来公共利益并能思考这些利益的社会状态。马克思相信首先可在世袭的、为国家利益可牺牲生命的贵族身上发现这种社会状态。但是，由于先受到拿破仑后又受到普鲁士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他在国家观念中用现代官僚主义代替过时的贵族制：这是由中产阶级的高级官员组成的政体，这些高级官员通常是通过竞争而挑选出来的，他们担负着考虑国家统一、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这个官僚机构事实上是国家的灵魂，它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它的秩序与等级一部分一部分地深入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对国家而言，官僚机构就是为了知而成为哲学的普遍的知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又一次地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些官员的“特殊职责就是普遍的职责”，他们最终把他们“普遍的职责变成为特殊的事情”，变成为他们的私人所有。这个官僚机体作为抽象国家或形式的知来反对市民社会与经验的知，它是一个明显的矛盾。马克思毫不费力地指出：黑格尔在此“把官僚制描绘为经验的”，就如同理念的一个环节，“这种描绘一部分表现了官僚制的本来面目，而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官僚制对自己的意见而形成的”。黑格尔总是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开来，把特殊利益与普遍分离开，这种普遍应该在自己一方自在并且自为地存在，官僚制千真万确地是建立在这些分离上面的。由官员构成的政体为支持新生的君主制、反对行会与国家的分裂而斗争，它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为了能继续存在下去，它还需要这个分裂的表象，是它引出这个分裂而同时又否定了它。同业行会是社会的唯物主义，官僚制则是社会的唯灵论，但是，这些对立面辩证地自我设定并且又相互在对方中颠倒过来。“官僚机构的精神是国家形式主义。于是，它把国家的形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真实欠缺变成为一种范畴的命令式。”换言之，官僚制只是空洞的运转；它自在地自我维持并且变成了社会的肿瘤；为了解决种种问题，官僚制引出这些问题以便永远能够解决它们。在官僚制看来，国家的目的最终是要反对任何具体内容，由此产生了分析特殊事物的形式主义，产生了官僚制的等级、官僚制秘密的意义以及“把官僚制的空洞目的变为国家目的本身”的不可避免的倾向。这种抽象的唯灵主义最终不再仅仅拥有一种内容，官僚制的意向本身就是要在自己固有的存在中延续下去。“它的唯灵论于是变成一种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马克思如此深刻的批判可惜并没有得以解决黑格尔提出的问题。必须消除单个的人与公民之间的二元论，重新确立人的真实本性，也就是本质上来讲是社会的本性：“路德。”马克思说，“他是如何宣告俗人与神父的区分的结束，那新的社会就如何超出了国家官员与单个的人之间的区别”。任何俗人大概都可能变成为神父，同样，在新社会中，任何单个的人通过考试和竞争都可能变成为官员，这种许可摆脱了洗礼和政治宗教，但圣体与俗体的分裂却由此变得更加深刻。而我们要问，在什么范围内，普遍的国家干涉主义或与国家完全适合的社会能够消灭这种官僚制呢？我们毋宁说，官僚制若不是在其意向中、至少也是在事实上引出了国家干涉主义。还须提出的问题是：黑格尔曾经坚持的社会与政治的二元论是否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会在实际上消逝呢？
关于黑格尔用两院来说明的立法权和“裁断权”——两院都是以各种不同名义在非组织群众与政府之间建立起来的中介——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一方面阐述了尚未进行法国式政治革命的德国所固有的业已陈旧的历史境况；另一方面又参考了法国革命的思想，由此就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出现了第一个矛盾，那就是在那个时代德国理念的行动的落后。而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德国意识形态的先进，这种先进与历史现实的落后是相矛盾的：“德国人思考其他人民所做的”，甚至在思想上超过他们。因而，马克思在一年之后总结道：当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任理念在哲学家们的头脑中沸腾，而是承担理念的时候，彻底的革命实际上只能在德国完成。
意识形态与陈旧境况的这种并置共存清楚地表现在代表市民社会的种种状态（Stande）的平民院中，而市民社会的那些状态由于市民社会的进步而不复以本来的面目存在。这种并置共存在与世袭制同时产生的贵族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地主们依附于他们不可异化的土地而且不得不把领地遗传给后代（在这种制度中，不是人占有财产，而是财产占有人）。在金字塔基础与其顶峰之间的中介脚手架要使理念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这只能是徒劳的幻想，这种幻想只是一个历史过渡时期的不稳定平衡的表现。黑格尔欲使之不朽并要在理念中把握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国家，一个在自身中的矛盾阶段，它因而受到内部的破坏而在实际上应该消逝。
马克思则相反，他抓住了立法权的真正本质，他写道：“立法权就是抽象的政治国家与其自身的矛盾。”立法权只因为在政治内部成为“庄重的反抗”才对人民来讲是如此重要。市民与公民社会中的单个人要求普选，他要征服国家并把它引向自身。从根本上讲，黑格尔只是为了回避抽象政权与具体社会之间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建立起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脚手架以及那些马克思所讥讽的中介。但他的目的并未达到。黑格尔对立法的怀疑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甚至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发现他特殊的保守本性，他是纯粹理念的蹩脚代表。马克思在此对黑格尔进行了心理分析：“黑格尔只差强迫国家的代表们在有信誉的政府面前经受检验了，黑格尔在这点上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显然，黑格尔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像官僚一样心胸狭隘，在对待‘人民的主观意见’的时候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臭架子。”对黑格尔来讲，国家与“政府”在任何地方都是沆瀣一气的。
五、结论
马克思的分析到此虽然并未结束，但用公正的眼光看，它还是相当引人入胜的。特别是当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理念背后发现了关于历史境况的准确描绘的时候，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支持马克思。而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政治现实主义使我们受到震动的黑格尔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黑格尔的中介从来没有完全消除在现象中突现的理念的紧张状态。1821年，那个时代的教授大概相当适应这中介中的紧张状态。例如，若战争是理念悲剧的表现，那将这个悲剧置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哲学教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它。他能够说：“人民的精神健康是依靠理念维持的，这就如同风保护池水不至腐败一样。”或者还能够说：“人民在历史中失去其独立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的自由因为害怕死亡而死亡。”黑格尔所有这些思想演变在柏林发表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思想演变承继了他青年时代的浪漫的生命主义以及壮年时期对于1793年恐怖时期或大革命时期战争的具体思考。马克思并不适应这种最终归于沉思的理念主义。他相信矛盾的实际的解决方法，相信理想与现实在其中合二为一的实在的合题，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理念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玄秘。马克思坚决地重新安置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他要把理念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之中，而且要完全地实现理念。这两位思想家的不同随时都可显示出来。黑格尔特别指出“一国人民拥有与世界精神在这国人民中间所达到的意识相适应的宪法”。但这种意识可能已被超越，“于是”，马克思说，“革命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去进行革命”。黑格尔同样认为，立法权所做的只是实践宪法；但是，这种实践最终改造了宪法本身。为什么不可以明确地说，正是这种除了是社会的人的权力别无他是的权力产生了宪法呢？立法权本身就是宪法的一部分。但宪法也不是孤立形成的。黑格尔认为今后需要发展的法律要求被确立起来……冲突很简单；立法权是宪法的权力同时也是执法的权力。当人民并不是真正地承认人民——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是任何真实宪法的生动源泉的时候，那矛盾就产生了。
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详尽的研究，马克思在上面提到过的1844年的导言中得出了他的第一篇革命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雏形。马克思发现了德国固有的矛盾，那就是它落后于其他西方民族，但它的哲学却超越了德国的甚至欧洲的政治现实的狭隘观点，他指出，哲学（或理念）与真实境况之间的这种对立要求一次彻底的革命，而且这种对立不能够停留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诡辩上面。理念应该完全地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当社会完全解放并占有被黑格尔当作现实彼岸而建立起来的抽象国家的时候理念所能够做的。但是，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只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表现了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是诸社会阶级（代替国家的新词）的矛盾。在与德国毗邻的国家中，每一个阶级在某一时刻都会与社会的全部解放的思想同一起来的，这样，革命就能够进行了。“正是以社会普遍权利的名义，一个特殊的阶级能够要求普遍的霸权，与此同时，另一个阶级则表现为受奴役和败坏。”在法国，资产阶级——按这个词的准确意义来讲——在1787年与人的要求完全解放的理想是同一的，贵族则代表社会的罪恶。但在德国，每一个社会相对于其他阶层都开始觉悟到自己。“这种觉悟并不是从某一社会阶层受压迫的时候开始的，而是从种种境况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的时刻开始的，原来的社会阶层对此毫无贡献，它反过来要接受新的社会阶层的压迫。”这就使得局部的变革在德国是不可能进行的，而且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几乎与黑格尔在国家的抽象权力和特殊状态下的群众之间的种种中介相适应的陈旧境况。所以，马克思认为，某一天将在德国完成的革命不能来自于一时与理念同一的特殊阶级，而是来自市民社会所有阶级的完全解体。这种解体使真正的革命成为可能，最终将结束社会与国家、现实与理念的二元论。那么，将要去实现这个理想——我们重复一遍，这是社会的人的理想，马克思对此并未阐述清楚——并且要完全消除人的异化的工具是什么呢？马克思给这个工具起的名字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实际上并不是市民社会其他阶级之中的一个特殊阶级，它是引起这个社会解体的阶级，是这个社会内部矛盾的产物，是“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是只能求助于人权……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马克思找到了使人“非异化”的必要杠杆。真实理念的实现是要靠无产阶级的。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全部抛弃黑格尔的哲学，他要把理念与现实更紧密地融合于人的主体之中。他用无产阶级的革命辩证法代替黑格尔著作中出现的理念的超越。马克思还有一点在我们看来是特别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那就是觉悟的观点。
觉悟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如此重要，以至马克思认为它是人类解放的动力。觉悟并不是对事物状态的被动思考，而是既能单独构成辩证矛盾现实又能够要求得到解决的东西。无产阶级应该觉悟到人的异化，这意味着相对于人本身的内部对立，这种对立成为真正的矛盾，只是因为它同时是对象的又是主体的，因为它表达了行为的状态——作为物从自身外部提出来的人——和一种对行为的否定——作为不可异化的主体的人不能恰好像一个物体那样出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把人的条件的矛盾引至极端的主体并因而能够真正地解决矛盾。但是，一切超越性是否可能既在历史范围内又在思想范围内找到出路呢？人的条件连同其问题是否包括问题的出路在内呢？
（杜小真 译）
[1] 选自《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集》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马克思不可能知道这些话，因为这是耶拿时期黑格尔未发表的讲稿。
[3]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特别发展了思想和它通过无产阶级而实现的过程之间的关系。
[4] 我们在这里概括一下黑格尔思想的演变。青年时代的黑格尔是赞成法国革命的，后来他对法国革命失败以及恐怖时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则在不同的方向上重提这同一的问题。
[5] 毋庸置疑，异化体系的全部运转过程——资本——被我们这里还没有研究的各式内部矛盾所包围。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强调这一基本观点：资本不可避免地要引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可维持的矛盾的中心，也就是对自身全部异化的人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