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宾四先生著《清儒学案》，以四阶段述一代理学演进。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第二阶段为顺康雍，第三阶段为乾嘉，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64位案主，即分4编依次著录其中。

清代理学演进之四阶段，钱先生最看重者为第一阶段之晚明诸遗老。明清更迭，社会动**，学术亦随世运而变迁。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晚明诸遗老在其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于《清儒学案序目》中指出：

当明之末叶，王学发展已臻顶点，东林继起，骎骎有由王返朱之势。晚明诸老，无南无朔，莫不有闻于东林之传响而起者。故其为学，或向朱，或向王，或调和折衷于斯二者，要皆先之以兼听而并观，博学而明辨。故其运思广而取精宏，固已胜夫南宋以来之仅知有朱，与晚明以来之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躬修之践履，有异夫宋明平世之践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别辟一崭新之蹊径者。

这就是说，明清之际诸大儒，无论是为学之广博，思虑之精深，还是践履之笃实，皆远迈宋明，不啻数百年理学所结出之硕果。因此，钱先生得出结论：“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势之变也。”[1]

较之晚明诸遗老时代略后，则是入清以后之理学诸儒。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13位，其学案依次为：汤斌《潜庵学案》第十五，陆陇其《稼书学案》第十六，毛奇龄《西河学案》第十七，李塨《恕谷学案》第十八，唐甄《圃亭学案》第十九，刘献廷《继庄学案》第二十，彭定求《南畇学案》第二十一，邵廷采《念鲁学案》第二十二，劳史《余山学案》第二十三，张伯行《孝先学案》第二十四，杨名时《凝斋学案》第二十五，朱泽沄《止泉学案》第二十六，李绂《穆堂学案》第二十七。

钱先生认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一个理学为清廷所用，以为压制社会利器之时代。因此，理学中人，无论朝野，皆不可与上一阶段相比。对于此一阶段的理学大势，钱先生归纳为：

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唱导正学以牢笼当世之人心。于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于斯时而自负为正学道统者，在野如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则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往者杨园、语水诸人谨守程朱矩矱者，宁有此乎？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吴澄，而谓程朱复生，将许之为护法之门徒，其谁信之？其转而崇陆王者，感激乎意气，磨**乎俗伪，亦异于昔之为陆王矣。[2]

乾嘉时代，经学考据之风甚盛，俨然一时学术主流。面对理学之落入低谷，钱先生挥去表象，直指本质，做出了如下别具只眼的揭示：

理学道统之说，既不足餍真儒而服豪杰，于是聪明才智旁进横轶，群凑于经籍考订之途。而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徽、歙之间，以朱子故里，又承明末东林传绪，学者守先待后，尚宋尊朱之风，数世不辍。通经而笃古，博学而知服，其素所蕴蓄则然也。及戴东原起而此风始变。东原排击宋儒，刻深有过于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从东原转手而来。虫生于木，还食其木，此亦事态之常，无足多怪。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今徽、歙间学者，久寝馈于经籍之训诂考据间，还以视夫宋明而有所献替，亦岂遽得自逃于宋明哉！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3]

视乾嘉诸儒之沉浸经籍与明清之际诸大儒之回应时势为异曲同工，超越门户，睿识卓然。

晚清七十年，理学一度俨若复兴，然而倏尔之间已成历史之陈迹。依钱先生之所见，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之理学，不惟不能与晚明诸遗老相比，而且较之乾嘉亦逊色，充其量不过可以同顺康雍并列。用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竞及于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4]

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宋明以来之理学，何以会在迈入近代社会门槛的时候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钱先生认为，问题之症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转而益进。相反，路愈走愈窄，直至无从应变迎新而为历史淘汰。钱先生就此尖锐地指出：

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至于理学，自有考亭、阳明，义蕴之阐发，亦几乎登峰造极无余地矣。又得晚明诸遗老之尽其变，乾嘉诸儒之纠其失，此亦途穷当变之候也。而西学东渐，其力之深广博大，较之晚汉以来之佛学，何啻千百过之！然则继今而变者，势当一切包孕，尽罗众有，始可以益进而再得其新生。明遗之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弃宋明而反之古，故乾嘉之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阙。至于道咸以下，乃方拘拘焉又欲蔑弃乾嘉以复宋明，更将蔑弃阳明以复考亭。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是岂足以应变而迎新哉？[5]

这是历史的悲剧，乃时代使然。

[1]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0页。

[2]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0—591页。

[3] 同上书，第591页。

[4]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1—592页。

[5]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首《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2—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