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儒学案序目》刊布30余年后的1977年8月，钱宾四先生以83岁高龄，为此一旧作写了一篇《后跋》。文中，钱先生既回顾了早年奉命结撰《清儒学案简编》之故实，于二曲、程山二家学案，因多所创获而殊自惬意。同时，又慨叹学无止境，年光遽逝，已不能如当年之“晨夜阅，手自誊录”。[1]恭读钱宾四先生之《后跋》，令人感悟最深者，便是钱先生于清儒学术之执著追求，精进不已。从1947年发表《论清儒》，到1978年完成《太炎论学述》，30余年间，钱先生除结撰《朱子新学案》、《朱学流衍考》之外，于清代诸大儒，若陆桴亭、顾亭林、陆稼书、吕晚村、王白田、钱竹汀、罗罗山、朱九江、朱鼎甫诸家，皆有专题学述。其他论文所议，则及朱舜水、方密之、王船山、阎百诗、姚立方、姜白岩、段懋堂、魏默深诸儒。凡所论列，无一不是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之发展与深化。以下，谨以钱先生于1976年6月发表之《读段懋堂经韵楼集》一文为例，试觇一斑。

《读段懋堂经韵楼集》，是一篇考论段懋堂与理学因缘的重要文字。嘉庆十四年，段懋堂时年75。是年，段氏于《经韵楼集》留有三篇文字，其一为《娱亲雅言序》，其二为《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其三为《答顾千里书》。三文或批评“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2]或表彰朱子《小学》“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胥于是在”；[3]或告诫年轻俊彦须读“子朱子《小学》”，指出“未有无人品而能工文章者”。[4]正是以此三文为依据，钱先生论证，段懋堂“其心犹不忘宋儒之理学”，“一瓣心香之深入骨髓可知”。[5]

由此而进，钱先生再合观段氏先前所撰《戴东原集序》、《刘端临先生家传》二文，并通过考察懋堂与同时诸大儒之往还，从而得出段氏为学及一时学风之重要判断：“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自始以来，显无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而其同门如王石臞，至好如刘端临，亦皆绝不作此想。此可知当时之学风也。”继之，钱先生又以宝应刘氏、高邮王氏家学之传衍为据，指出“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乃乾嘉间高邮、宝应两邑之学风。钱先生说：“是宝应刘氏，自端临、楚桢、叔俛三世，家教相传，正犹如高邮王氏，自安国、石臞、伯申三世之家教相传，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也。”[6]

钱先生探讨段懋堂与理学之因缘，进而据以观察乾嘉间之江南学风，不惟深化了段懋堂学行的研究，而且也为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开辟了新的路径。钱先生所示范的为学方法告诉我们，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应当注意考察理学与经籍考证之关系，以及彼此渗透所演成之学风变迁。20世纪80年代，陈鸿森教授沿此路径而深入开拓，爬梳文献，多方搜讨，终于获得重要之学术发现。

根据鸿森先生之研究所得，先于钱先生所揭嘉庆十四年之段氏三文，之前一年，段懋堂即在致王石臞书中，以“剿说汉学”与河患并提，同指为一时社会病痛，主张“理学不可不讲”。据云：“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执事其有意乎？”[7]迄于嘉庆十九年段氏80岁，此念愈深且更其明确。是年九月，段懋堂有书复闽中陈恭甫，重申：“愚谓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8]以汉学大师而抨击汉学弊病，昌言讲求宋儒理学，足见嘉庆中叶以后，学风败坏，已然非变不可。诚如鸿森先生之所见：“据此书，略可推见段氏晚年之思想及其对当时学风之批评。乃近世论乾嘉学术者，类多忽之不视，今亟宜表出之。”[9]

[1]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篇末附《后跋》，《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619页。

[2]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8《娱亲雅言序》。

[3]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8《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

[4]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11《答顾千里书》。

[5] 钱穆：《读段懋堂经韵楼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408—409页。

[6] 同上书，第418页。

[7] 段玉裁：《与王怀祖书》，见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十三年、七十四岁”条。

[8] 段玉裁：《与陈恭甫书》，见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书》附录；又见《左海经辨》卷首《金坛段懋堂先生书》之三，唯系节录。

[9] 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十九年、八十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