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共208卷，上起明清之际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下迄清末民初宋书升、王先谦、柯劭忞，一代学林中人，大多网罗其间。不惟其内容之宏富超过先前诸家学案，而且其体例之严整亦深得黄宗羲、全祖望之遗法。尽管其主持者徐世昌未可与黄宗羲、全祖望这样的一代大师比肩，然而书出众贤，合诸家智慧于一堂，亦差可追踪前哲，相去未远。

《清儒学案》卷首，有《凡例》17条，全书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皆在其中。兹逐条分析，以观全书概貌。

第一条云：“是编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前，崇圣道也。自高汇旃以下，则以生年为次。不得其年者，则以其生平行谊及与交游同辈约略推之。不以科第先后者，例不能括也。《全唐诗》以登第之年为主，于是文房远在李、杜之前，浩然远在李、杜之后，岂其所哉！”在旧时代，从祀孔庙，乃儒林中人身后殊荣。有清一代，得此殊荣者凡九人，以雍正间陆陇其肇始，依次为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民国初，在徐世昌任总统期间，复以颜元、李塨从祀。此条所云11人，即由此而来。而《学案》中此11人之具体编次，则未尽依从祀先后，而是以生年为序。卷1孙奇逢《夏峰学案》，卷2黄宗羲《南雷学案》，卷3、卷4陆世仪《桴亭学案》上下，卷5张履祥《杨园学案》，卷6、卷7顾炎武《亭林学案》上下，卷8王夫之《船山学案》，卷9汤斌《潜庵学案》，卷10陆陇其《三鱼学案》，卷11颜元《习斋学案》，卷12张伯行《敬庵学案》，卷13李塨《恕谷学案》。孙、黄等11人，皆清初大儒，如此编次，既避免了康熙间修《全唐诗》以科第为次所造成的年辈混乱，又与全书以生年为次的编纂原则相符，应当说大体上是允当的。

第二条云：“夏峰已见《明儒学案》，而是编取以弁冕群伦。以苏门讲学，时入清初，谨取靖节晋、宋两传之例。《学案小识》不加甄录，盖有门户之见存，非以其重出也。次青论之韪矣。”《清儒学案》以孙奇逢《夏峰学案》置于诸学案首席，既与明清之际历史实际相吻合，又得《晋书》、《宋书》同为陶渊明立传遗意。唐鉴著《清学案小识》以门户之私而摒孙氏于不录，李元度修《国朝先正事略》力斥其非。此条首肯李说而不取唐书，有理有据，已得是非之平。

第三条云：“诸儒传略，取材于《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洛学编》、《濂学编》、《学案小识》、《先正事略》之名儒、经学，《碑传集》之理学、经学，《续碑传集》之儒学，《耆献类征》之儒行、经学。去其复重，表其粹美，大抵著者八九，不著者一二。《经解》两编，作者毕举，《畴人》三传，家数多同。至《儒林传稿》，虽未梓行，而足备一代纲要。《清史列传》虽出坊印，而实为馆档留遗。引证所资，无妨慎取，斯二书者，亦参用之。”此条言全书著录诸儒的依据，即主要是理学家、经学家及算学家。所列取材诸书，虽优劣各异，但扫除门户，去短集长，一代学术界中人，凡学有规模者，自然可以大致网罗其间。

第四条云：“清儒众矣，无论义理、考据，高下自足成家。第欲远绍旁搜，譬之举网而渔，不可以一目尽。所谓不著之一二，非故摈弃也。或声闻不彰，或求其书不得，如都四德《黄钟通韵》之类，遂付阙如。”此条言入案诸儒，虽力求其多，但仍以客观条件制约，或因声名不显，或缘著述未见，以致不能将一代学人悉数网罗。

第五条云：“家学濡染，气类熏陶，凡有片善偏长，必广为勾索。或遇之文集，或附载序跋，而名不见于上述诸书者，十之三四。非曰发潜阐幽，亦宁详毋略之义。”此条道出《清儒学案》著录诸儒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宁详毋略。由于广事搜寻，多方勾索，所以入案者的数目已经逾出第三条所列诸书儒林中人。因而本书不仅编选了清代学术史的资料，而且也为清代人物、尤其是学林中人的董理提供了依据。

第六条云：“上述诸书，体例各异。其中有分门类者，如卿相中之汤文正、魏敏果、纪文达、阮文达、曾文正，下至监司守令，若唐确慎、罗忠节、徐星伯、武授堂之伦，并依官爵。犹汉之鲁国，唐之昌黎，不入儒林，固史法也。是编以学为主，凡于学术无所表见者，名位虽极显崇，概不滥及。”此条继前3条之未竟，还是讲入案标准问题。学案乃史书，要以之记一代学史。既是修史，须遵史法，因而凡与学术无关者，纵然名位贵显，亦不得编入学案。《清儒学案》这条规矩立得好，否则就失去其作为学案的意义了。

第七条云：“古人为学，不以词章自专，长卿、子云，包蕴甚广。自范书别立《文苑》一传，遂若断港绝潢，莫之能会，而秋孙、叔师，岂遽逊于子严、敬仲？清代文章，号为桐城、阳湖二派，证以钱鲁斯之言，则二派固自一源。望溪之于《三礼》，姬传之于《九经》，即不与婺源同科，亦何异新安正轨！前乎此者，尧峰经术，与望溪叠矩重规。并乎此者，子居究心三代，识解独超。后乎此者，柈湖、子序，风诗传记，根柢亦深。惟冰叔纵横之气，为《四库提要》所嗤，然极其意量，雪苑未可抗衡。是编于《文苑》中人，亦加甄综，必其文质相宣，无愧作述之美。其余附见，未必尽纯，要之空疏而徒骋词锋者寡矣。”自第三条起，《凡例》以5条之多，专究甄录标准。既将一代儒林中人网罗尽净，又破除儒林、文苑的传统界限，于学有专门者皆多加甄录。“宁详毋略”之意，于此再伸。

第八条云：“《明儒学案》通以地望标题，其渊源有绪者，则加之曰相传，同时者则否。其不相统系者，则曰诸儒。其以字标题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学案》或以地，或以谥，或以字，为例不纯；诸儒则累其姓于上，步趋班、范而意过其通。是编标题以字称，曾为宰辅者以县称，二人合案者亦以县称，诸儒以省称。参酌梨洲、谢山二书而折中之，固无取因袭也。”此条专论各学案标题。唯论《明儒学案》，因系用河北贾氏刻本，故于阳明学传衍称为“相传”。而道光间莫氏刻本，则谓原本实作“王门”，“相传”系经贾氏所改。今中华书局排印本即据莫氏说，题为《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等。所论《宋元学案》标题之为例不纯，言之有据，确能得其病痛之所在。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清儒学案》参酌黄、全二书，择善而从，实现了标题的划一。全书除任过宰辅及数人合案者以县名标题外，其余各案，皆以案主之字标题。而《诸儒学案》一类，《凡例》所云则与实际编次略异。本书卷195至卷208皆称《诸儒学案》，依次为《诸儒学案一》至《诸儒学案十四》。编次虽以省为类，先直隶，再山东，以下依次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陕西、四川、云南，但却不以省为称。江苏、浙江为人文渊薮，故不仅全书著录学者最多，《诸儒》一案中，亦以二省学者为多。关于《诸儒学案》之立，著者于卷195《诸儒学案一》卷首总论，说得很明白，据云：“汉宋之学，例重师承，全书于诸家授受源流，已详加纪述矣。其有潜修自得，或师传莫考，或绍述无人，各省中似此者尚复不少。今特别为一类，分省汇编。凡著作宏富者，撷取菁华，否则撮叙大略，兼搜博采，冀不没其劬学之深心焉。”

第九条云：“《宋元学案》附案之类有六，曰学侣，曰同调，曰家学，曰门人，曰私淑，曰续传。而于居首之人，大书其前曰某某讲友，某某所出，某某所传，某某别传。其再传、三传者，又细书于其下。详则详矣，其如紊何！以视梨洲《明儒学案》，繁简顿殊。今于附案之人，别为五类，曰家学，曰弟子，曰交游，曰从游，曰私淑，亦足以该之矣。删繁就简，由亲及疏，合而观之，后生或越前辈，别类观之，仍以生年为次，义例相符。”此条专论《附案》编次，以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赅括，较之《宋元学案》的叠床架屋，确能收删繁就简之效。唯从游一类，似尚可归并。譬如卷6、卷7顾炎武《亭林学案》，入从游一类者凡3人，即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和陈芳绩。乾学、元文皆案主外甥，学承舅氏，同以显宦而治经史，实可归入“家学”一类。陈芳绩，字亮工，为顾炎武早年避地常熟乡间故人子，谊在弟子、私淑之间。倘依案主慎收弟子例，入“私淑”一类即可，不必再列“从游”一类。

第十条云：“《宋元学案》每案之前，必为一表，以著其渊源出入。支分派别，瓜蔓系联，力至勤，意至善也。清代学术宏多，非同道统之有传衍。是编于授受攸关而别在他案者，则分类列举，不复表于卷前。然或居附传之前，或居附传之后，或错综各传之间，或以所见先后为次，或以生年先后为次，当属稿时，随笔记载，不拘一式。迨书经墨板，改刻良难，阅者谅之。”宋儒论学，最重渊源，入主出奴，门户顿分。《宋元学案》不取批判态度，复列传衍表于卷首，徒增烦琐，实是多余。清代学术盘根错节，包罗至广，自有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历史特征。“清代学术宏多，非同道统之有传衍”，此为《清儒学案》编者见识之远迈唐鉴《清学案小识》处。有鉴于此，全书于学术传承，不复表列于案前，而是在附案中随处加以说明。如卷二黄宗羲《南雷学案》，于弟子一类，万斯大、万斯同，则分别注云：“别为《二万学案》。”于交游一类亦然，李颙、李因笃、汤斌、毛奇龄、阎若璩、胡渭诸人，皆仅列其名，而各注所在学案名。眉目清晰，秩然有序，同样可见案主学术影响。

第十一条云：“学案大旨，以尊统卑，其祖若父、若兄，学术声名不足以统一案者，则载之子弟传首。其子孙不别为传者，则附之祖父传末，目中不著其名，名遗而实不遗也。亦有兄弟齐名，未可轩轾，则比肩居首，分系诸徒。是编所举，二高、三魏之属，六家而已。交游相附，但视所长，年辈后先，无事拘执。”此条言学术世家的入案编次。所述二类，前者如卷39阎若璩《潜丘学案》之于案主传中，首述其父修龄，“以诗名家”；卷207《诸儒学案十三》费密传中，先叙其父经虞，“字仲若，明末，官云南昆明知县，累迁广西府知府，有治行。兼邃经学，著有《毛诗广义》、《雅论》诸书，以汉儒注说为宗”等。后者如卷14高世泰、高愈《无锡二高学案》，卷22魏际瑞、魏禧、魏礼《宁都三魏学案》，卷34、卷35万斯大、万斯同《鄞县二万学案》，卷85朱筠、朱珪《大兴二朱学案》，卷103梁玉绳、梁履绳《钱塘二梁学案》，卷143钱仪吉、钱泰吉《嘉兴二钱学案》六家。如此立案，变通体例，同中有异，确实颇费斟酌。

第十二条云：“诸儒著述，详叙传中。已刊行者，举其卷数，异同多寡，间为更定。设其书仅有传稿，若存若亡，或仅见书名，未知成否，则别为未见，以待续考。然书籍浩繁，虽八道以求，而一时难得。以梨洲之通博，犹失朱布衣《语录》、韩苑洛、范栗斋诸集，矧在寡陋，颇囿见闻。海内鸿儒，幸赐匡正。”学案体史籍，以选编各家学术资料为主，故品评其高下，第一是据其立案人选，第二则是诸家学术资料的别择。《清儒学案》编者于此，亦多所究心，所以此条以下，直至16条，皆论资料选编问题。此条专论案主传略所载著述目录。徐世昌得担任民国大总统之便，在纂辑《晚晴簃诗汇》时，即向各地征集到大批图书。下野之后，此批图书多置于徐氏京邸。之后，便成为纂修《清儒学案》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徐邸庋藏及撰稿诸人未见之书尚多，所以先作声明，不失为求实之见。

第十三条云：“甄录著述，盖有二义。一、其书贯串，未容剪裁，如《礼书纲目》、《廿二史考异》之属，则取其序例，以见大凡。一、其书美富，不胜标举，如《日知录》、《东塾读书记》之属，则择其尤至，以概其余。凡近于帖括者，虽经不录也。近于评骘者，虽史不录也。清儒序跋，最为经意。自序必详为书之纲要，为人书序必为之说以相资。此固征实之学，大启后学之途径，故足取焉。”《清儒学案》于案主重要著述，多载序例，此条就此专文解释。至于顾炎武《日知录》、陈澧《东塾读书记》一类著名学术札记，诚可谓美不胜收，其精要实非序例一类文字所能赅括。于是编者亦提出甄录标准，即“择其尤至，以概其余”。譬如卷6于顾炎武《日知录》，主要选取书中论经术、治道的部分，于博闻一类，则概行从略。全书大要，依稀可见。又如卷174陈澧之《东塾读书记》，亦以读诸经、诸子为主，陈书概貌亦得反映。

第十四条云：“采纂诸书，必求原本。正续《经解》多割弃序跋，所收札记、文集，虽经抉择，往往未睹其全。后出单行，每堪补订。其未见之书，或有序跋载于文集，刻之丛书，如《说文统释》之属，则记注其下，庶免疑误将来。其文集不传，而得篇章于总集选本者，题曰文钞，亦同此例。”《皇清经解》及其续编，为清代说经著述汇刻，一代经学著作虽多在其中，但诚如《清儒学案》编者所批评，该书或割弃原作序跋，或选本未为尽善，故每每不及单行别本。有鉴于此，《学案》甄录学术资料，并不以《经解》为据，必求原本，广事搜寻。其用力之勤，实可接踵黄宗羲《明儒学案》。

第十五条云：“采纂诸书，略依四部排比，先专著而后文集，书名与正文平写，序例视正文。文集亦平写，其篇目则抑写，以为区别。然清儒文集，编次多规仿经子，如《述学》、《述林》之属，力避文集之名。若概称曰集，似违作者本意。《宋元学案》尽依原目，不取通称，深合名从其实之义。是编于各传后所采著作，悉已于传中标明，其名实固可考见焉。”此条专言甄录资料的抄写格式及著述称谓。尊重原作，名从其实，如此确立标准，无疑是妥当的。

第十六条云：“采纂诸书，其原刻大书、细书、平写、抑写，体式互有不同。是编义取整齐，辄复变通，期臻划一。”此条专言书写体式的整齐划一，立意甚为明了。

第十七条云：“是编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诸儒案》六十八人，凡二百零八卷，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清儒学案》卷1至卷194，大体人自为案，此条之“正案”云者，即指以上各案案主，计179人。922人者，则为各案附载诸儒，与“正案”相对，称做“附案”。加上《诸儒学案》14卷之68人，全书凡208卷，共著录一代学者1 169人。卷帙如此之浩繁，编纂体例如此之严整，既反映了清代学术整理和总结古代学术的基本特征，亦不失为对以往诸家学案体史籍的总结。

以上17条，全书大要，勾勒而出。然过细而论，似尚有二条可补。其一，各案案首，取法《明儒学案》，皆有总论一篇，述案主学术渊源，评为学得失，论学术地位。虽见识或不及黄宗羲，所论亦间有可商榷处，但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实非当行者不能道。倘合各案总论为一编，取与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并观，恐并不逊色。其二，各案案主学术资料选编之后，仿《宋元学案》编次，立“附录”一目，专记案主学行遗闻轶事。所辑录者，或为案主友朋所论，或为弟子、门生及后人追述，长短详略不一，皆可补其传记之所未尽。

中国学案体史籍，自《明儒学案》肇始，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一个三段式的编纂结构业已定型。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案主学术资料选编后，既增“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为类，著录案主交游、学术传衍。至徐世昌《清儒学案》出，合黄、全二案而再加取舍，各学案遂成正案、附案两大部分。正案依黄氏三段式结构不变，再添“附录”一目。附案则别为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至此，就编纂体例而言，学案体史籍业已极度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