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前述，《清儒学案》是一部集体协力的劳作，书出众贤，集思广益，从而保证了纂修的质量，使之成为继《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之后，又一部成功的学案体史籍。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加以晚期亟待成书，未尽琢磨，所以《清儒学案》又还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兹掇其大要，讨论如后。

（一）徐世昌《清儒学案序》的未尽允当处

《清儒学案序》撰于1938年，虽执笔者未确知其人，但既以徐世昌署名，则功过皆在徐氏。徐氏此序，可商榷者有二：其一是对康熙帝学术地位的评价问题，其二是应当怎样看待社会的进步问题。

康熙帝不惟是清代开国时期功业卓著的帝王，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杰出政治家。他于繁忙的国务活动之暇，数十年如一日，究心经史，研讨天文历法和数学，则尤为难能可贵。然而，康熙毕竟只是一个国务活动家，而非以治学为业的学者。因此，评价其历史功业，就当从大处着眼，不可把他等同于一般学者来论究。《清儒学案序》于此本末倒置，对康熙帝的所谓学术成就随意溢美。序中，不惟认为他生前“于当时著作之林，实已兼容并包，深造其极”，称之为“天纵之圣”，而且假述他人语断言：“清代之达人杰士，悉推本于圣祖教育而成。”并云：“圣祖之教，涵育于二百年。”[1]极意推尊，言过其实，显然是不妥当的。

辛亥革命，终结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变，其意义远非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所能比拟。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日益卷入国际潮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冲击腐朽的桎梏而大步前进。这本来是一桩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而徐世昌的序文则与之唱为别调，声称：“盱衡斯世，新知竞瀹，物奥偏明，争竞之器愈工，即生民之受祸益烈。狂澜既倒，孰障而东！”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和总结历史，当然就难免曲解历史，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赞赏徐世昌以《清儒学案》述一代学史的业绩，但于其间包含的不健康情调，则没有任何理由去肯定。“狂澜既倒，孰障而东”云云，岂非螳臂当车！挽歌一曲，哀鸣而已！

（二）应否“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首”的问题

“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首”，语出前引《清儒学案凡例》第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前就依生年为次这个意义立论，认为幸而从祀诸人皆清初大儒，所以才说它并无大谬，是大体允当的。然而此11人中，除颜元、李塨为民国初从祀孔庙者外，其余九人皆清代钦定。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时已入民国，且身为下野的民国大总统，如此编次，一以清廷好尚为转移，则是一种不健康的遗老情调的反映。这同第一个问题中的侈谈挽狂澜于既倒一样，落伍颓丧，实不可取。

（三）关于吕留良的评价问题

吕留良，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浙江崇德（今桐乡）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年55岁。他是清初浙江的著名学者，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乾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嘉庆、道光间，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著《清学案小识》，皆不敢置一词。《清儒学案》能不为成见所拘，著录吕留良于卷5《杨园学案》交游一类中，无疑是一个进步。不过，案中于吕留良的评价，则尚可商榷。

《清儒学案》评吕留良学行云：“晚村生平承明季讲学结习，骛于声誉，弟子著籍甚多。又以工于时文，《竿木集》之刻，当日已为凌渝安所讥。杨园初应其招，秀水徐善敬可遗书相规，谓兹非僻静之地，恐非所宜。其语亦载在《见闻录》中。全谢山记其初师南雷，因争购祁氏淡生堂书，遂削弟子籍。屏陆、王而专尊程、朱，亦由是起。可见名心未净，终贾奇祸。”[2]这是一段似是而非的评论。关于吕留良的评价问题，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撰有《吕留良散论》一文，载于《清史论丛》第7辑。《清儒学案》所云“工于时文”及与黄宗羲交恶的原因，拙文皆已作过考察，而结论恰与《清儒学案》相反。在此，恕不赘述。不过，既然徐世昌等人引全祖望之说为立论依据，为澄清历史真相，不妨再作一些讨论。

据全祖望称：“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3]全氏此说，本出传闻，因其私淑黄宗羲而偏见先存，故揆诸事实，多有不合。

首先，吕留良固然有削私淑名事，但并非为黄氏辑《蕺山学案》，所削亦非己名，而是其子葆中。至于吕留良本人，所声言必削其名者，乃《刘念台先生遗书》中的校对名，与“私淑”实毫不相干。关于此事原委，吕留良有复黄宗羲同门友姜希辙子汝高书，言之甚明。据云：“尊公先生与老兄主张斯道，嘉惠来者。去岁委刻《念台先生遗书》，其裁订则太冲任之，而磨对则太冲之门人，此事之功臣也。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诗之刻，与刻工稍习，太冲令计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初未尝读其书，今每卷之末必列贱名，于心窃有所未安。……岂此本为太冲之私书乎？果其为太冲之书，则某后学之称，于心又有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为某刊去。”信中还说：“至小儿公忠，则并无计功之劳，岂以其受业太冲门下，故亦滥及耶？”[4]全祖望不辨父子，混校对与私淑于一谈，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吕留良之与黄宗羲，本属友朋，并无师生之谊。起初二人情谊笃挚之时，黄宗羲跋吕留良撰《友砚堂记》，即自称“契弟”，并云：“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5]兄弟之交，情同手足，其间又何尝有过师生之说呢！而吕氏诗文杂著，虽涉及黄氏者甚多，却从未见有只字述及二人间为师生事。至于与黄宗羲为师生，一如方才所引《复姜汝高书》，那并非吕留良，而是其子吕葆中。

最后，购买祁氏藏书事，与黄宗羲、吕留良同时的陈祖法所述，则另是一番模样。据云：“黄梨洲居乡甚不满于众口，尝为东庄（即吕留良——引者）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6]陈祖法年辈早于全祖望，其说乃在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六。虽因他为吕氏姻亲，不能排除其间可能存在的感情成分，但较之半个多世纪之后得自传闻的全祖望，显然其可靠程度要高得多。

足见，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的记载是很靠不住的。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儒学案》仅据一面之词，何况还是很靠不住的传闻，便贸然立说，自然就难免以讹传讹，经受不住历史实际的检验。

众所周知，吕留良之蒙冤，乃在其身后40余年，系由清世宗惩治曾静、张熙秘密反清案，滥施**威，殃及枯骨所致。而《清儒学案》的“名心未净，终贾奇祸”云云，不惟于雍正帝的专制暴虐蓄意讳饰，反而拾清廷牙慧，对吕留良信口诋斥。是非不分，黑白淆乱，显然与历史实际相去就太远了。

（四）几位不当遗漏的学者

《清儒学案》既以网罗儒林中人为宗旨，以下诸人皆非默然无闻者，似不当遗漏。

潘平格，字用微，浙江慈溪人。生约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约在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7]他为清初浙东著名学者，与黄宗羲、张履祥、吕留良皆有往还，唯论学多不合。所著《求仁录》，于朱、陆学术皆有批评，故世后，于康熙末年以《求仁录辑要》刊行。道光间，唐鉴著《清学案小识》，视之为对立面，置于卷末《心宗学案》中。虽误其字为“用征”，但《求仁录辑要》的基本主张已有引述。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时，《求仁录辑要》当能看到，遗漏不录，实是不该。

戊戌维新，既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一次狂飙。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无一不是当时儒林佼佼者。《清儒学案》著录之人，其下限既已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故世的柯劭忞，何以不著录先于柯氏辞世的康、梁、谭？退一步说，即使以康、梁入民国以后，尚有若干重要政治、学术活动，因而不便著录，那么谭嗣同早在百日维新失败即已捐躯，何以摒而不录？《清儒学案》的纂修者带着不健康的遗老情调，可以仇视戊戌变法中人，但是康、梁诸人的学术成就则是抹杀不了的。

从纯学术的角度言，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晚清今文经学巨子。《清儒学案》所著录一代今文经师，既有清中叶的庄存与及其后人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下至凌曙、陈立、皮锡瑞，而不及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对康氏学说有重要影响的廖平。以一己之好恶而人为地割断历史，实在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五）编纂体裁的局限

《清儒学案》承黄、全二案开启的路径，仍用学者传记和学术资料汇编的形式，以述一代学术盛衰。这样一种编纂体裁，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说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涵于其间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是《清儒学案》一类学案体史籍所无从解答的。惟其如此，所以尽管《清儒学案》的纂修历时10余年，著录一代学者上千人，所辑学术资料博及经史子集，斟酌取舍，殚心竭虑，然而终不免“几成集锦之类书”的訾议。一方面是学案体史籍在编纂体例上的极度成熟，另一方面却又是这一编纂体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这样一种矛盾状况，适足以说明至《清儒学案》出，学案体史籍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籍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纂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纂学中一个紧迫的课题。于是与《清儒学案》纂修同时，梁启超挺然而起，以“史界革命”的倡导，成为完成这一课题的杰出先驱。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以之为标志，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史籍的一页，以章节体学术史的问世而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1]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首《自序》。

[2]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5《杨园学案》附案《吕先生留良》。

[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小山堂祁氏遗书记》。

[4]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2《复姜汝高书》。

[5] 黄宗羲：《跋友砚堂记》。此文不见于《南雷文案》、《南雷文定》等，附录于《吕晚村先生文集》卷6《友砚堂记》。

[6]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10“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条。

[7] 容肇祖：《潘平格的思想》，见《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