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的纂修，徐世昌不惟提供全部经费，而且批阅审订书稿，历有年所，并非徒具虚名者可比。而纂修诸人，辛勤董理，无间寒暑，同样功不可没。据当年主持撰稿事宜的夏孙桐氏后人介绍，《清儒学案》的具体纂修者，前后共10人。最初为夏孙桐（闰枝）、金兆蕃（篯孙）、王式通（书衡）、朱彭寿（小汀）、闵尔昌（葆之）、沈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斋）、陶洙（心如）9人。后因金兆蕃南归，王式通病逝，复聘张尔田（孟劬）。临近成书，夏孙桐以年力渐衰辞职，张尔田应聘三月，即因与沈、闵、曹不和，拂袖而去。诸人分工大致为，夏、金、王、朱、闵、沈分任撰稿，傅为提调，曹任总务，陶任采书、刻书。此外，另有抄写者若干。[1]撰稿诸人中，以夏孙桐学术素养最高，又长期供职史局，故不啻京中撰稿主持人。

夏孙桐，字闰枝，号悔生，晚号闰庵老人，江苏江阴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终年85岁。孙桐于光绪八年（1882年）举乡试。徐世昌亦于同年中举，故前引徐氏致夏闰枝书，始以“同年”相称。不过，夏氏成进士则晚于徐氏六年，直到光绪十八年，方得通籍。之后，即长期供职于翰林院。光绪三十三年，外任浙江湖州知府。五年间，转徙于湖州、杭州、宁波三郡，无所建树，遂以病谢归。清亡，避地上海。民国初，应聘入清史馆，预修《清史稿》。嘉、道、咸、同四朝诸列传及《循吏》、《艺术》二汇传，多出其手。后又佐徐世昌编选《晚晴簃诗汇》。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再应徐世昌之请，主持《清儒学案》撰稿事宜。前引徐氏札以《清儒学案序》的撰写相请，并云：“《学案》得公主持，已成十之九。”足见对其倚重之深。

夏孙桐虽因年事已高，深恐《清儒学案》难以克期蒇事，遂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致函徐世昌，“乞赐长假”而辞职。但孙桐于《清儒学案》的纂修，其功甚巨。他的基本主张，皆保存于《拟清儒学案凡例》和《致徐东海书》中。谨详加引录，略事评述如后。

夏孙桐所撰《拟清儒学案凡例》共10条。第一条云：“清代学术昌明，鸿硕蔚起。国史合理学、经学统列《儒林传》，实兼汉儒传经、宋儒阐道之义。而史学、算学皆超前代，以及礼制、乐律、舆地、金石、九流百家之学，各有专家。大之有裨经世，小之亦资博物，史传虽或列其人于《文苑》，揆以通天地人之谓儒，是各具其一体。谨取广义，并采兼收，以备一代学史。”此条概述全书宗旨，入案标准，意取宽泛，勿拘门户。逾越以往诸家学案专取理学旧规，以之述一代学术史，无疑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第二条云：“学重师法，故梨洲、谢山于宋、元、明诸家，各分统系，外此者列为《诸儒》。清初，夏峰、二曲、梨洲，门下皆盛，犹有明代遗风。亭林、船山，学贯古今，为一代师表，而亲承授受者，曾无几人。其后，吴中惠氏，皖南江氏、戴氏，高邮王氏，传派最盛。而畿辅之颜氏、李氏，桐城之方氏、姚氏，奉其学说者，亦历久弥彰。盖以讲习为授受，与以著述为渊源，原无二致。至于闳通硕彦，容纳众流，英特玮材，研精绝学，不尽有统系之可言，第能类聚区分，以著应求之雅。大体本于黄、全前例，而立案较繁，不得不因事实为变通也。”此条论立案原则，既大体沿黄宗羲、全祖望《明儒》、《宋元》二学案旧例，又从清代学术实际出发而加以变通，不失为务实之见。

第三条云：“唐确慎《学案小识》，虽兼列经学，而以理学为重。理学之中，以服膺程朱为主，宗旨所在，辨别綦严。今既取广义，于理学之朱、王，经学之汉、宋，概除门户，无存轩轾。推之考订专门，各征心得，异同并列，可观其通。但期于先正之表彰，未敢云百家之摒黜。折中论定，别待高贤。故叙列不分名目，统以时代为次。”此条推阐首条立意，论定编次先后，一以时代为序，亦是允当之论。

第四条云：“清代三百年，学派数变，递有盛衰。初矫王学末流之弊，专宗朱子，说经则兼取汉儒。继而汉学日盛，宋学日衰，承其后者，调停异派，稍挽偏重之势。又自明季以来，西学东渐，达识者递有发明。海禁既开，其风益畅。于是汉学、宋学之外，又有旧学、新学之分。有清一代，遂为千年来学术之大关键。综其先后，观之变动之机，蜕化之迹，可以觇世变矣。”此条鸟瞰一代学术递嬗，既言汉、宋，又述新、旧，最终则归结于以之反映社会变迁。立意甚高，难能可贵。

第五条云：“学派渊源，每因疆域。淳朴之地，士尚潜修；繁盛之区，才多淹雅。巨儒钟毓，群贤景从，疏附后先，固征坛坫之盛。亦有官师倡导，风气顿为振兴。如李文贞之治畿辅，张清恪之抚闽疆，阮文达之于浙、粤，张文襄之于蜀、粤、鄂，其尤著者。文翁治化而兼安定师法，所关于学术兴替甚巨。此类谨详识之。至于辟远之区，英贤代有，而道显名晦，著述或少流传。虽加意搜求，宽为著录，终虑难免遗珠也。”地理环境之于学术文化，虽非决定因素，但其影响毕竟不可忽视。此条所言，虽尚可商榷，但“淳朴之地，士尚潜修；繁盛之区，才多淹雅”，夏氏此见，不无道理。

第六条云：“此采诸人，以《国史儒林传》为本，以《文苑传》中学有本原者增益之。唐氏《学案小识》中，有史传所未载，而遗书可见、仕履可详者，并收焉。江氏《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李氏《先正事略》，及各省方志，诸家文集，并资采证。加以搜访遗籍所得，为前诸书所未及者，共得正案若干人，附案若干人，列入《诸儒》案中若干人，共若干人。”此条意在说明入案诸家传记资料来源，用力不为不勤。

第七条云：“编次仿《宋元学案》而稍有变通。首本传，仕履行谊，以史传为根据，兼采碑志传状，不足再益以他书。学说有正案所难详者，括叙入传。凡著述俱详其目。次正案，凡著述可摘录者，存其精要，难以节录者，载其序例。次附录，载遗闻佚事，有关系而未入传者，他人序跋有所发明者，后人评骘可资论定者。”此条论定各学案首本传、次正案、次附录之编纂体例，仿《宋元学案》而稍有变通。择善而从，前后划一，确能收眉清目朗之效。

第八条云：“附案亦仿《宋元学案》诸名目，略从简括。首家学，以弟从兄，子孙从父祖，疏属受学者并载之。次弟子，以传学为重，其科举列籍，非有讲学关系者，不载。次交游，凡同学、讲友等，皆在其中。次从游，凡交游年辈较后，或从学而无列弟子籍确据者，入此项。次私淑，或同时未识面而相景慕，或不同时而承学派者，并入此项。附案中又有所附，别标其目，列于诸项之后。凡所引据，悉注书名，以资征信。”此条专论附案编纂体例，既取法《宋元学案》，又去其繁冗，除“从游”一类尚属累赘之外，其余皆切实可行，实为一个进步。“凡所引据，悉注书名”，尤为可取。

第九条云：“史传附见之人，或以时地相近，或以学派相同，牵连所及，而其例较宽。学案附见者，必其渊源有自，始能载入。凡潜修不矜声气，遗书晦而罕传者，既未能立专案，苦于附丽无从，皆列诸儒案中。其例虽出黄、全二编，取义略有差别。”此条论定《诸儒学案》立案原则，既出黄、全二编而例有所本，又略异二家《学案》及史传，实是当行之论。徐东海先生云“非身历其事者，不能道其精蕴”，即此之谓也。

第十条云：“梨洲一代大儒，荟萃诸家学说，提要勾玄，以成《明儒学案》，故为体大思精之作。《宋元学案》梨洲创其始，谢山集其成，网罗考订，先后历数十年。几经董理，而后成书，如是之难也。清代学派更繁，著述之富过于前代，通行传本之外，购求匪易。辗转通假，取助他山，限于见闻，弥惭谫陋。徒以一代文献所关，不揣末学，勉为及时搜辑。窃等长编之待订，仅供来哲之取材。海内明达加之补正，是私衷所企望者也。”[2]此条言《清儒学案》实一代学术史之资料长编，无非供来哲取材而已。言而由衷，无意掩饰，著述者能坦白如此，令人钦敬。

《致徐东海书》与《拟清儒学案凡例》为姊妹篇，信中，夏孙桐云：“前奉复谕，垂念四十年交谊，当日黄垆旧侣，仅存公及下走二人。勖以炳烛余光，岁寒同保，读此语不禁为之感叹，难以傲然拒命。而自顾孱躯，能否勉力从事，殊无把握。姑先清理积稿，择其较完整者，随手收拾，陆续交出。其有应改作者，加签待商。约于四月正可毕，再开清单呈阅。乞赐长假，薪款以腊月截止，请勿再施。至公笃念故旧之深情，幸勿拘于形迹。津门咫尺，明春和暖之时，冀得躬诣崇阶，以申十年阔绪。”以上是说辞职意坚，不可商量。接下去，便是对沈兆奎所拟《凡例》的商榷。

夏孙桐云：“再顷见羹梅所拟各节，煞费苦心，当有可采。其言增取之人，亦有早经议及，觅书未得，悬以有待者。要以征集原书阅过，方能确定去取，此时尚是虚拟。鄙见不尽同处，仍有数端。”孙桐所商榷者，为如下三条。

一、生年次序。羹梅系从正、续《疑年录》开出，间有见于本书者。按现编原以时代为序，然只能论大段，如最初皆明遗老，次则顺、康间人。凡记清代先儒之书，无不以夏峰、亭林、南雷、船山、二曲、杨园、桴亭数人居首，即《诗汇》亦取其例。若以沈国模、陈确数人驾于其上，似其未安。（沈国模案，初稿仅有一传，无一文可录，并本案尚难成立，正议设法销纳。说详将来清单，阅之可悉。）曩时，国史馆续修《儒林传》，列船山名次较后，为众论所不及。时公方在枢庭，当尚忆之。窃谓首数案，断难厕入此类之人。至以后有此目印证，不致大有颠倒，其有益不少。而不必尽拘年岁，盖学案非齿录可比也。

一、诸儒一类不可少。初拟草例之时，与书衡详商，黄、全两家皆有此类，以收难入附案之人。原出于不得已，何必不从！编到无可位置之时，自能了然此义。

一、学问之道无穷。无论大家、名家之著作，其毫无遗议者，殊不多见。不必因有一二人之批驳，轻加裁抑。公于此类素持广大主义，愿守此宗旨，以示标准。惟《学案》究以理学为主体，其稍具规模者，自宜多收。（如《学案小识》中，此类最多。）而非有诸儒一类，不能位置也。至《文苑传》中人物，非实为专家之学，具有本末者，不宜过多。勿使喧宾夺主，亦宜慎之。[3]

夏孙桐此书，其大要有三。以时代先后为编纂次第，这是《清儒学案》的一个大原则，不过其间仍可变通，未可拘泥。此其一。其二，《清儒学案》中，《诸儒学案》之设立，系以《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为本，并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凡难入附案诸人，《诸儒学案》实一最恰当的归宿。其三，以理学为主体，此乃学案体史籍的基本特征。因而凡学有规模者，皆可编入。至于《文苑传》中人，则宜慎选。

观夏氏所撰《拟清儒学案凡例》及《致徐东海书》，孙桐在《清儒学案》编纂中的举足轻重地位，确乎无可置疑。正如夏氏后人所云：“开始拟具编纂方案，商榷体例案名，然后各人分担功课，由夏氏持其总。”[4]虽然今本《清儒学案》卷首《凡例》，未能尽采孙氏拟稿，但其主要原则，皆已大体吸收。至于《学案序》，不知是何种原因，夏氏始终未有见允。今本《学案序》，系先由张尔田草拟。尔田所拟本非精心，未能副一代学史之重，徐世昌自然不会用它。惟定本序之稿出何人，文献无征，只有俟诸来日读书有得，再行考订。

[1] 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见《艺林丛录》第7编。夏先生生平学行，多承夏武康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2] 夏孙桐：《观所尚斋文存》卷6《拟清儒学案凡例》。

[3] 夏孙桐：《观所尚斋文存》卷6《致徐东海书》。

[4] 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见《艺林丛录》第7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