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纂修，工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迄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由北京文楷斋刊刻蒇事，并于翌年七月，在京中修绠堂书店发售，[1]历时达10余年之久。这部书虽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实则是一集体协力劳作的成果。

徐世昌，字菊人，一字卜五，号东海，又号弢斋、水竹邨人、退耕老人等，天津人。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卒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终年85岁。世昌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兼任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清末，一度协助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于天津。后历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民政部、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民国初建，三年，出任国务卿。七年十月，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十一年六月下野。之后，即戢影津门，究心文史，著述终老。

徐世昌为清末词臣出身，素工诗文，留心经史，注意乡邦文献的整理、表彰，博涉古今，为经世之学。任民国大总统期间，曾在总统府内举晚晴簃诗社。社中成员多显宦，亡清遗老亦吟咏其间。后即聘诗社中人选编清诗，辑为《晚晴簃诗汇》200卷刊行。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复网罗旧日词臣友好，倡议纂修《清儒学案》。九月，初拟《清儒学案目录》，时年七十有四。从此，世昌的晚年精力，则多在《清儒学案》纂修之中。据贺培新辑《水竹邨人年谱稿》记，十八年一月，《清儒学案概略》稿成，徐氏即亲为审订。入春以后，《学案》已有初稿一批送津请阅。翌年三月，夫人席氏病逝。经晚年失偶之痛，十月，世昌即又按日续阅《清儒学案》稿本，多所订正。当时，因预修诸公皆在京城，徐氏日阅《学案》稿本，凡有商榷，则随手批答，故函札往还一直不断。徐世昌当年书札，虽经数十年过去，多有散佚，但所幸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老先生处尚有珍藏。二十余年前，承史老先生不弃，尽以所藏予笔者一阅，至今感念不忘。去秋，惊悉史树老病逝噩耗，失此文史大师，痛哉！

迄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已届80高龄。他不顾年高，始终潜心于《清儒学案》稿本审订。逐日批阅，书札往还，备殚心力。同年六月，京中主要纂修人夏孙桐来书，商定《学案》事宜。徐世昌是冬作复，并以撰写《清儒学案序》拜托代劳。徐世昌此札，幸为夏先生后人刊布，弥足珍贵，谨过录如后。

闰枝我兄同年阁下：久不晤，甚念。得惠书，知体气冲和，为慰。《学案》得公主持，已成十之九，观成有日，欣慰无似。序文非公不办，实无他人可以代劳。三百年之全史皆公手订，三百年之儒学又由公综核成书。此种序文，非身历其事者，不能道其精蕴，希我兄勿再谦让也。至“长编”二字，恐非《学案》所宜引用。唐确慎当国家鼎盛之时，欲编学案，不能不加“小识”二字。梨洲《明儒学案》成书，已入清代。此时编辑《学案》，深惧三百年学术人文，日久渐湮，深得诸君子精心果力，克日成书。案之云者，不过引其端绪，综合诸儒，使后之学者因此而考其专书，则一代之学术自可永存天壤间也。斯时与梨洲著书之时大略相同，则“长编”二字似不必加入也。仍请卓裁。《凡例》拟出，先请示阅，诸劳清神，心感无似。此颂健安，冬寒尤希珍卫不宣。弟昌顿首。[2]

徐世昌此札，颇涉《清儒学案》纂修故实。观札中所述，至少可以明确如下诸点。自1928年倡议修书，历时6年，全书已得大半。此其一。其二，《清儒学案》的京中纂修主持人，实为夏孙桐。其三，该书是否在书名后加“长编”二字，徐、夏二氏意见相左，夏提议加，徐则否定。其四，徐世昌以黄宗羲之于故明自况，将其眷念亡清的阴暗心理一语道出。最后，修书既已6年过去，全书《凡例》初稿始迟迟拟出，可见先前工作之粗疏。因之，徐氏之“观成有日”云云，未免盲目乐观。

之后，徐世昌以年入耄耋，亟待《清儒学案》早日成书，于是按日批阅稿本益勤，阅定即送京中付梓。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新春，世昌因之而悉谢贺客，闭门批阅《学案》。同年四月，全书已近告成。次年正月，傅增湘由京中来津，议定刻书事宜。三月，徐世昌将《清儒学案序》重加改订。就这样，卷帙浩繁的《清儒学案》，终于在徐氏生前得以问世。

[1] 容媛：《清儒学案》，《燕京学报》1940年6月第27期。

[2] 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见《艺林丛录》第7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