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博学多识，才华横溢。他一生广泛涉足于史学、文学、哲学、法学、佛学、社会学、政治学、财政金融学、语言文字学、金石书法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众多的学科，其为学领域之广博，在他那个时代实是罕有匹敌。广，这是他为学之长。因有其广，故能在浩瀚学海任情驰骋，“裂山泽以辟新局”，发人之所未发，往往犹如信手拈来。然而正是这个广字，却又成了他的为学之短。因务其广，欲面面俱到而不得专一，故流于“务广而疏”。诚如他所自责：“启超务广而疏，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1]这并非谦辞，而是肺腑之言。在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这样的弊病也同样存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著述，大刀阔斧，视野开阔，加以文笔平易畅达，因此读来实是令人痛快，不忍释手。然而掩卷而思，则疏失之处在所多有，尤其是一些总结性的论断，更是每每经不住推敲。这样又不禁让人为之惋惜。以下，我们试举一二例作说明。
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潮流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2]。据此出发，他把清代的考证学视为同先前的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的“时代思潮”[3]。这样的归纳，大体上是允当的。但是，基于上述估计，梁先生遂把清代学术的发展划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他认为：“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4]这样，他便把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仅仅归结为唯一的考证思潮史。这个做法就很可商量了。我们以为，清代学术虽以考证学为主流，但却不能以之去囊括整个清学。清代近300年间，固然有源远流长的考证学，但在它之前，尚有作为清初学术主流的经世思潮；当它鼎盛发皇之时，今文经学则已酝酿复兴，乃至清中叶以后风行于世；到了晚清，又兴起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潮流。而且，始终与考证学相颉颃的，还有那不绝如缕的宋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学术现象，既彼此联系，互相渗透，却又独立地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既非考证学的附庸，更不能以考证学去取代。而借用梁先生的话来说，它们同考证学一样，也都有各自的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赞成梁先生把清代学术演进的历史简单化的做法。
又如应当怎样去看待清代学术发展中的“复古”现象？在梁启超先生看来，清代学术走的是一条“复古”的路，所以他曾经把清代称做“古学复兴时代”。他不仅认为清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而且还归纳了一个层层上溯的“复古”过程。这就是“第一步，复宋之古”；“第二步，复汉唐之古”；“第三步，复西汉之古”；“第四步，复先秦之古”。[5]对梁先生的这些看法，我们只能大致赞成其前半部分，而对所谓“以复古为解放”的命题，尤其是那个四步“复古”过程的归纳，我们以为不惟“模糊、影响、笼统”，而且“纯然错误”。清代是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整理和总结的时期，因而从形式上看，它确实带着“复古”的特色。但是“复古”毕竟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并不能据以说明清代学术发展的本质。对清学的“复古”，我们切不可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孤离地进行考察。同样是“复古”，清初、乾嘉以及清中叶和晚清就很不相同。清初学者的“复古”，是要解答社会大动**所提出的现实课题。然而落后、陈旧的生产方式，桎梏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他们无法超越历史的制约，只好回过头去，向儒家经典回归，从上古的“三代之治”中去勾画他们的社会蓝图。乾嘉时期的“复古”，是在与清初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进行的。正是在社会所提供的舞台上，乾嘉学者沿着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趋势走下去，纯然走向古学的整理。这同清初的“经世致用”，显然就存在质的差别。而道咸以后，尤其是同光之世的“复古”，既有承乾嘉遗风对旧学的整理，更有借《春秋》公羊家说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来谋求挽救社会危机途径的努力。这与乾嘉时期相比，就又是一次新的质变。到了晚清，则是把西学同中学相沟通，“复古”是为了传播西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清代学术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其间既有渐进性的量的积累，也有革命性的质的变化。梁先生为庸俗进化论所束缚，看不到质变在清学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他无法准确地透过现象去把握历史的本质，结果只好牵强立说。这大概就是他致误的哲学根源之所在。事实上，无论在清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并不存在“以复古为解放”的客观要求，更不存在层层上溯的“复古”趋势。梁先生为一时倡导国学的需要，而去作这样的主观归纳，实在是不足取的。
总之，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既有大胆探索所取得的创获，也有粗疏失误而留下的教训。然而就大体而论，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梁先生的贡献是其主要的、根本的方面，疏失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方面。批判地继承梁先生所留下的学术文化遗产，完成他所未竟的《清代学术史》编纂事业，这恐怕就是我们今天对他最好的纪念。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5页。
[2]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1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
[4] 同上书，第3页。
[5] 同上书，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