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清华国学研究院80华诞，谨将旧日为梁任公先生所作传略稍事掇拾，奉呈清华学报。既借以略申祝贺之悃忱，亦敬抒对前辈大师的景仰。

（一）创造合为人为学于一体的新学风

1920年3月，梁任公先生欧游返国。欧游过程中，经历在各地的访问考察，梁先生对欧洲的文化，尤其是近百年来欧洲文化之所以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这一认识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对照，旧日的悲观消极为之一扫，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返国初的一次演说中，任公先生表示：“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1]从此，梁先生决意委身教育，以之为终身事业，企求按照其设计的社会蓝图，“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2]清华学校和清华研究院，遂为任公先生晚年实现其社会抱负的重要场所。

关于梁任公先生的首次在清华学校登坛讲学，据丁文江、赵丰田二位先生辑《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为1922年春。[3]而李国俊先生著《梁启超著述系年》，则据梁先生《国学小史》手稿，记为1920年冬之后。[4]梁先生于1923年9月起，再度应聘到清华学校讲学。此次讲学历时一年，翌年9月13日，因梁先生夫人病逝而中辍。1925年9月，梁任公先生重登清华讲席，且主持清华研究院事，入住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迄于1928年6月，因病势垂危而被迫辞去研究院事，梁先生主持清华研究院工作前后凡3年。

梁任公先生讲学清华，尤其是主持清华研究院事，有一个明确的宗旨，那就是创造合为人为学于一体的新学风。关于这一点，1926年11月12日，梁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茶话会上，向校长及与会师生发表过一次演说。梁先生开宗明义，即揭出清华研究院的办学宗旨，他说：“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何谓新学风？用梁任公先生此次演说的话来讲，就是“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5]。

1927年初夏，梁任公先生抱病偕清华研究院诸位同学游北海。小憩间，梁先生发表即席讲话，结合时局回顾在清华研究院两年的追求。梁先生说：“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讲话结束之时，梁先生总结道：“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最后，任公先生勉励同游诸年轻学人：“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6]

（二）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梁任公先生博学多识，通贯古今。在执教清华学校，尤其是主持清华研究院讲席期间，先后讲授的课程，计有《国学小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不惟其为学领域之广博，在他那个时代罕有匹敌，而且其锐意创新之开拓精神，在中国学术史上更是堪称不朽。以下仅就梁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作一管中之窥。

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其开拓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贯通全体的大局观。在清一代，对当代学术发展的源流进行梳理，从其中叶便已开始。嘉庆、道光间，江苏扬州学者江藩，撰就《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和《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实为此一学术趋向之滥觞。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著《訄书》（后经修订改题《检论》），刘申叔先生撰《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清代学术史学科，已然初露端倪。至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则后来居上，奠定樊篱。梁先生的研究之所以超过前人，其根本之点就在于，他将西方晚近之进化论引入史学领域，把清代学术发展视为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宏观的历史的研究。梁先生的研究所得，不惟揭示了清代学术同之前宋明理学间的必然联系，而且还把它同其后对孔孟学说的批评沟通起来，从而肯定了清代学术的历史价值。同时，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发展史，梁任公先生又把300年间的学术发展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对其进行了多层次、多切面的系统研究。梁先生所昭示给读者的，已经不再是数千年来旧史家所歌颂的帝王文治，也不再是从朱子经黄宗羲到江藩，历代学术史家对一己学派的表彰，而是一个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发展史。这样，任公先生就以其“史界革命”的实践，开辟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崭新天地，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杰出奠基人。

其次，是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的提出。学术研究的宗旨，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解决问题。然而问题的解决，真理的把握，却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研究者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劳动。因此，作为开拓者，历史给他们以应有评价的依据，往往并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而是他们提出问题的见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具有同等重要价值。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其历史价值就不仅仅是因为他触及并着手解决前人所未曾涉足的若干问题，而且更在于他提出了这一学术领域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在梁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中，既有对规律性认识的探讨，也有对局部问题深入的剖析。前者譬如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17世纪的实学思潮、清代学术的历史地位等；后者譬如对戴震思想和颜李学派的评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乾嘉学派的形成、今文经学的复兴、晚清的西学传播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前无古人，睥睨一代，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指出了深入研究的广阔而坚实的路径。

最后，是对学术史编纂体裁的创新。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术史的分支，可谓源远流长。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到历代史书中的儒林传、经籍志、艺文志，代有董理，一脉相承。不过严格地说来，作为一种专门的史书体裁，它的雏形则形成于较晚的南宋，这便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随后，又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清初学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才使之最终完成。有清一代，学术史的编纂即步黄宗羲的后尘，以学案体为圭臬，大体无异，小有变通而已。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则打破了这一格局。从早年著《近世之学术》，到晚年在清华研究院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先生把对学者的专人研究，融入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学术现象的专题探讨之中，章节分明，纲举目张，从而实现了对旧有学案体史书革命性的改造。

清末民初之学，以求新为其特色。梁任公先生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他上承道咸以来先行者的足迹，重倡清初诸大师广博的经世致用之学，于广中求新而高树其帜，卓然成家。广，这是梁先生之为学所长。因有其广，故能在浩瀚学海中驰骋，“裂山泽以辟新局”，锐不可当，领异立新。然而正是这个广字，却又成了梁先生的为学之短。诚如任公先生所自责：“启超务广而疏，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7]这并非谦辞，而是由衷之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继起的研究者取梁先生之所长而补其所短，深入开拓，精进不已，始有今日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新格局。

（三）树立献身学术的新精神

梁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8]。这句话道出了梁先生献身学术的可贵精神，成为他晚年执著追求的写照。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最后岁月，是在同病魔斗争之中度过的。梁先生性情豁达，素少疾病，每每以此自恃，因而在繁忙的工作中忽视了节劳调养。加以他有饮酒的嗜好，久而久之自然也要伤害身体。正当梁先生对病痛不以为然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却已暗暗向他袭来。

1924年9月，经历晚年丧偶之痛，过分伤感，诱发梁先生小便出血症。翌年春，病情加重，入京中德国医院治疗。3月，转协和医院，将右肾割去。虽经过此番手术，但病根未除，血仍不止。未待痊愈，梁先生便以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重登清华研究院和燕京大学讲坛。

1927年6月，梁任公先生在燕京大学讲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特意讲了如下告别辞。梁先生说：“这一堂讲演虽然经过了半年，但因次数太少，钟点太短，原来定的一小时，我虽然常常讲到两小时，仍旧不能讲得十分多。幸亏总算讲完经部各书了，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讲子部。子部最要紧，又最多伪书和年代不明的书，下年我能否再和诸君在一堂聚谈，很难自定。其故一，像这样危疑震**的时局，能否容许我们从容讲学，很是问题。其故二，我自己自从上年受过手术以后，医生忠告我，若不休息是不行的。好在我们相见的机会还很多，再见再见。”[9]

与之同时，梁任公先生还在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关于梁先生此数年间在清华的扶病登坛，姚达人先生有过一段如泣如诉的追记。谨过录如后：

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教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10]

1928年春，梁任公先生再度住进协和医院，采取输血法以弥补便血带来的损耗。无奈治标之法终非长策，鉴于身体业已极度衰弱，在家人苦谏之下，梁先生于同年6月被迫完全辞去清华研究院教学事。此后，梁先生人在津门，心系清华。清华研究院旧日诸高足，亦无不时时牵挂梁先生病情。是年12月1日，清华研究院南下诸弟子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先生，由上海联名致书慰问梁先生。书中有云：“自别道范，相从南来，河山虽隔，系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学有道出沪上者，辄相与把臂促膝，问津门起居。闻师座清恙大减，则粲然色喜；若闻玉体违和，则相与蹙额浩叹矣。”诸先生共同表示：“此间同门有足为师座告者，即全体俱能安心向学，无一轻率浮动者；且社会各方皆相推重，是悉由师座曩日训诲之功也。”[11]

迄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梁任公先生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清华研究院和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梁先生不惟属于清华，而且更属于整个中国学术界。继承和发扬梁先生倡导的合为人、为学于一体的学风，实事求是，锐意创新，为国家和民族的学术事业而奋斗，这就是今天我们对清华研究院和梁任公先生最好的纪念。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2页。

[2] 同上书，第909页。

[3] 同上书，第949页。

[4]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5册，第5—7页。

[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44页。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专集》第3册，第65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03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专集》第7册，第135页。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专集》第7册，第177页。

[1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