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以富于开创精神而著称。正是无所依傍的大胆开拓，构成了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独具一格的特色，使他取得了超迈前人的卓越成就。作为一个杰出的先行者，梁先生的研究虽然还只是开了一个头，不可能走得更远，而且也还存在若干偏颇和疏失。但是发凡起例，辟启蹊径，在清代学术史的开创和建设中，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归纳起来，梁启超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创性的宏观研究。

有清一代，对当代学术发展的源流进行局部的梳理，从其中叶便已开始。嘉庆、道光间，江苏扬州学者江藩，撰就《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和《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实为此一学术趋向之滥觞。随后，湖南学者唐鉴不满江藩扬汉抑宋的做法，一反其道，独以程朱学派为大宗，置经学、心学为异己，编成《国朝学案小识》，也堪称继起有得者。不过，江、唐二人的著作，虽然对我们了解清代前期学术界的状况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他们皆为门户之见所蔽，其中尤以唐鉴为甚。因而就学术史研究而言，他们的所得同梁启超相比，就实在不成片段。梁启超先生的研究之所以远胜于前人，其根本之点就在于，他将进化论引进学术史研究领域，把清代学术发展视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宏观的历史的研究。在愈趋深化的研究过程中，梁先生首先从纵向着眼，将清代学术史置于中国数千年学术发展史中去论列。他不仅指出清学同之前的宋明理学间的必然联系，而且还把它同以后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沟通起来。他所昭示给人们的，既不再是数千年来旧史家对封建王朝文治的歌颂，也不再是从朱熹到唐鉴历代学者对一己学派的表彰，而是一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盛衰的全貌。这样，梁先生就以其“史界革命”的实践，把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思想史，梁先生又把300年间的学术发展看做一个独立的整体，对之进行了多层次、多切面的系统研究。无论是他所涉及的研究课题之广泛，还是所论列的学者之众多，都是空前的。他关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清代学术史的分期和各个时期主要的学术趋向，以及17世纪经世思潮和整个清学历史地位等方面的探讨，不仅前无古人，睥睨一代，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指出了深入研究的广阔而坚实的路径。十分可贵的是，身为晚清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先生却能以一个杰出史家的理智，摆脱门户之见的羁绊，对自己亲历的学术史事进行冷静、缜密的研究。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史料上之梁启超也”。[1]他曾经说过：“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2]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如同梁先生一样，把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去进行解剖，实在是不可多见的。正是这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学风，使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创精神历久而不衰。梁启超先生对清代学术史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宏观研究，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杰出奠基人之一。

第二，对清代学术发展规律的探索。

清代学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探讨和准确地把握这一规律，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根本课题。在中国学术史上，进行这一探索的先驱者便是梁启超先生。当他青年时代跨入清代学术史研究门槛的时候，便以封建史家所不可企及的魄力和卓识，大胆地提出了历史的三大“界说”。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在中国史学史上，梁启超先生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历史哲学”的概念，他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4]梁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过程，也就是他以其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为指导，去探索这一学术领域的“公理公例”的过程。

从《近世之学术》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先生的全部研究表明，他并没有满足于对清代学术演变源流的勾勒，也没有局限于对清代学者业绩的表彰。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试图去探索在清代历史上递相出现的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合而视为一个独立的思潮，进而找到这一思潮与其前后历史时期所出现思潮的联系。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梁先生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无论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还是他就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人们的心理状态等因素对学术发展影响的探讨，尤其是他晚年所着力论证的封建专制政治对学术趋向的制约，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尝试。他的探讨所得，为继起者向真理的追求，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第三，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的提出。

学术研究，归根结蒂，是为了追求真理，解决问题。然而问题的解决，真理的把握，却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研究者付出长期的、一代接一代的艰辛劳动。因而，作为开拓者，评判他们功绩的依据，往往并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历史给他们以肯定评价的，则是他们提出问题的识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是具有同等重要价值的。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其历史价值就不仅仅是因为他触及并着手解决前人所未曾涉及的若干问题，而且更在于他提出了这一学术领域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在梁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中，既有对规律性认识的探讨，也有对局部问题深入的剖析。前者比如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17世纪经世思潮研究，清代学术的历史地位等等。后者譬如对戴震及其哲学和颜李学派的评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乾嘉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晚清的西学传播等。如果要开成一张单子，那么至少可以列出四五十个大题目来。半个多世纪来，继起的研究者正是沿着梁启超先生开辟的路径走去，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他所提出的一个个课题。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掘出新的研究课题来，把清代学术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第四，进行东西文化对比研究的尝试。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史和文化史。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一，但是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或相似发展阶段的理论思维史、文化史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提高各自的发展水平，共同缔造人类的文明，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从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已经广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然而，一个多世纪前，在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统治下，这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直到20世纪初，封建统治尚在苟延残喘的时候，要去这么做，也是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的。在这方面，梁启超先生破天荒地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不仅把不同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诸如黄宗羲、颜元、戴震等的某些思想，同西方相似的思想家进行局部的对比，肯定其思想的历史价值；而且还从整体上把全部清代学术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照，高度评价了清学的历史地位。虽然他所作的对比研究，还只是十分简单的、粗疏的类比，而且往往又带着明显的主观随意性。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他既没有成为拘守“国粹”的故步自封者，也没有成为拜倒在他人脚下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梁启超先生的成功尝试表明，这样做的结果，带给他的则是对我国思想文化遗产的深入认识，以及对其发展前景的满怀乐观。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篇末所说：“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欧洲“文艺复兴”，作为西方走向资本主义的先导，它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恩格斯曾经把它称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先生所进行的比较，实是不伦。然而梁先生试图以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找到清学与“文艺复兴”间的相似之点，从而呼唤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来，则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尽管历史的进程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新社会的憧憬，以及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我们却不能因此便不加分析地一概加以否定。事实上，他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他的“‘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6]，用他的话来说，其目的就在于“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7]。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先生无愧于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先行者之一。而且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还告诉我们，在清代的近300年间，就理论思维水平而言，我们同西方世界相比，已经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阶段。探讨导致这一差距形成的根源，正是我们研究清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五，学术史编纂体裁的创新。

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术史的分支，可谓源远流长。从《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到历代史书中的儒林传、经籍志、艺文志，代有董理，一脉相承。不过，严格地说来，作为一种专门的史书体裁，它的雏形则形成于较晚的南宋。这便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随后，又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清初学者黄宗羲纂辑《明儒学案》，才使之最终臻于完成。有清一代，学术史的编纂即步黄宗羲后尘，以学案体为圭臬，大体无异，小有变通而已。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著述，则打破了这一格局。从《近世之学术》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对学案体史书，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试图把对学者专人的研究，融入各历史时期主要学术现象的专题研究中去。章节分明，纲举目张。在梁先生的笔下，人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旧学案里那些孤立的一个个学者或学派，而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历史演进过程。梁先生仿佛绘制的是一幅写生画，清代300年间的学术演变宛若一株参天大树，而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学术现象，则是使其得以成荫的繁密枝干，各领**的学者，便是那满缀枝头的累累硕果。这样，就历史编纂学而言，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著述，便在旧有学案体史书的基础之上，酝酿了一个飞跃，提供了编纂学术史的一种崭新体裁。

写到这里，我们以为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同清代学术史编纂相一致，梁先生对整个清史的编纂，也是有过贡献的。早在1914年，他就曾对编写清史的纪、表、志、传，分门别类提出过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梁先生很重视表、志在史书中的地位，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创立十表，“宜为史家不祧之大法”，但是“后之作者，惟踵人表，舍弃事表，史公精意隳其半矣”。他同时又指出：“全史精华，惟志为最。”因而，他把清代重大史事列为数十表、志，以取“文简事增”之效。[8]可惜他的很有见地的看法，却未能引起史馆诸公的应有重视。所以，后来他为肖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作序时，不胜感慨地写道：“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世传，日月逾迈，以守缺钩沉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9]梁先生作为一个史家的高度责任感，于此可见一斑。我们今天重修《清史》，虽然尽可不必再去沿袭旧史书的纪传体格式，但是对梁启超70余年前的某些意见，诸如对清代重大史事的把握，重视清代有作为帝王的历史作用；在人物编写上以专传、附传等多种形式，“部画年代”、“比类相从”等，依然是可以借鉴的。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3页、卷首《自序》第4页。

[2] 同上书，第65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新史学》。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新史学》。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6]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4页。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3节。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专集》第8册《清史商例初稿》。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清代通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