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代学术概论》为起点，梁启超先生在其晚年，比较集中地对清代学术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其主要表现，首先便在于他对戴震及其哲学的高度评价。

1923年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戴震200周年诞辰。梁先生于当年10月向学术界发出倡议，发起召开专门纪念会。他为此撰写了一篇《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文中对戴震及其哲学备加推崇。他指出：“前清一朝学术的特色是考证学，戴东原是考证学一位大师。”又说：“戴东原的工作，在今后学术界留下最大价值者，实在左列两项。”即一“他的研究法”二“他的情感哲学”。梁先生认为，由于这两方面的价值，所以戴震“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是足以与朱熹、王守仁“平分位置”的“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1]为了准备参加这次纪念会，他赶写了《戴东原先生传》和《戴东原哲学》，会后又撰成《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在这几篇文章中，梁启超先生对戴震的生平行事、思想渊源及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结论是：“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虽仅享中寿，未见其止，抑所就者固已震铄往禩，开拓来许矣。”[2]这些倾心的推许，较之他20年前的微词，固有矫枉过正之失，但确是研究有得之言。在戴震思想研究中，梁先生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同对戴震及其哲学的评价一样，随着研究的深入，梁先生早年对清初学者所作的一些过当之论，到此时也都一一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正。1924年2月，他撰成《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文中在论及先前他所诋为“学界蟊贼”的汤斌等人时，便已经一改旧观。他说：“睢州汤潜庵（斌），清代以名臣兼名儒者共推以为巨擘，潜庵宦达后假归，及折节学于苏门。而夏峰弟子中，最能传其学者，在燕则魏莲陆，在豫则潜庵。时盈廷以程朱学相夸附，诋陆王为诐邪，潜庵岳然守其师调和朱陆之旨，而宗陆王为多。居官以忤权相明珠去位，几陷于戮，是真能不以所学媚世者。”[3]对徐乾学，他亦指出：“昆山徐健庵（乾学）、徐立斋（元文），虽颇以巧宦丛讥议，然宏奖之功至伟。康熙初叶，举国以学相淬励，二徐与有力焉。健庵治《礼》亦颇勤，其《读礼通考》虽出万季野，然主倡之功不可诬也。《通志堂九经解》嫁名成容若德，实出健庵，治唐宋经说者有考焉。”[4]就连早年被他斥作“伪君子”、“真小人”的李光地、毛奇龄，而今在他的笔下，也得到了持平的评价。他说：“安溪李晋卿（光地），善伺人主意，以程朱道统自任，亦治礼学、历算学，以此跻高位，而世亦以大儒称之。”[5]他还说：“清初浙东以考证学鸣者，则肖山毛西河（奇龄）。”“西河之学，杂博而缺忠实，但其创见时亦不可没。”[6]梁启超先生对其既往学术观点的这一类修正，当然不是他在研究中的倒退，而正是他追求真理的反映。

梁先生在这一时期把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推向深入的另一表现，则是他对整个17世纪思潮的研究。重视清初经世思潮的探讨，这在梁先生数十年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个好传统，是足以构成他的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他所走过的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早先，他只是将清初思想作为清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去进行考察，对之予以肯定的评价。而到其晚年，随着学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他已逾越王朝兴替的界限，扩展为对整个17世纪思潮的研究。为此，他在1924年专门撰文一篇，题为《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在这篇文章中，梁先生对自1624年至1724年，凡百年间中国思想界的大概形势及其重要人物加以论列。他指出：“若依政治的区划，是应该从1644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7]而且他还认为：“这一百年，是我们学术史最有价值的时代，除却第一期——孔孟生时，像是没有别个时代比得上它。”[8]

在梁启超先生晚年所进行的17世纪思潮研究中，对颜李学派的表彰，成为他致力的一个重要课题。颜元曾经说过：“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9]梁先生由衷地服膺这段话，他认为：“颜李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10]当时，正值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访华之后，杜威以及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风行一时，梁先生则指出，颜元、李塨的学说，同样可以与之媲美。他说：“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读去实觉得餍心切理，其中确有一部分说在三百年前而和现在最时髦的学说相暗合。”[11]他把颜李学说同现代教育思潮相比较，对颜元、李塨的实学思想和教育主张进行了详尽的引证。他指出：“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够格外引起教育家兴味，而且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数人努力实行。”[12]在这个问题上，后世教育学界对颜元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是可以告慰梁先生于九泉的。

1924年前后，是梁启超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除连续发表上述论文外，还着手进行《清儒学案》的纂辑。1923年4月，他在给当时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顷欲辑《清儒学案》，先成数家以问世，其第一家即戴东原。”[13]翌年初，他在高校授课时又讲道：“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14]很可惋惜的是，这一工作未及完成，病魔便夺去了梁先生的生命。他所留下的，仅为戴震、黄宗羲、顾炎武三学案及《清儒学案年表》凡百余页手稿。与之同时，梁启超先生所做的第三桩事，便是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他所撰写的授课讲义，即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书名印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梁启超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又一部重要论著，也是他晚年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研究成果的荟萃。在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先生刚由政治斗争旋涡拔足，所以他的作品难免还颇带些昨日政论家的气息。而此时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已经是执教有年的著名教授，对学术问题的探讨，较之数年前更为冷静、缜密。因而，作为一部学术专史的雏形，这部著作显然就比《清代学术概论》趋于成熟。它既保持了作者先前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研究的独具特色，同时又以专人、专题的研究，使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具体的考察结合起来。这部论著凡16节，而归纳起来不外乎就讲了3个专题，一是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二是清初经世思潮及主要学者的成就，三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全书无论是对清代学术主流的把握，还是对各时期学术趋势的分析；无论是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还是对为论者所忽视的方以智、费密、唐甄、陈确、潘平格等的表彰，都无不显示了基于深厚研究之上的卓越识断。其中，尤其是对第三个专题的研究，更是搜讨极勤，很见功力，从而也成为他晚年的得意之作。1924年4月，当他将这一部分书稿送请《东方杂志》率先发表时，就曾经指出，全篇所列20个学术门类，“每类首述清以前状况，中间举其成绩，末自述此后加工整理意见，搜集资料所费工夫真不少。我个人对于各门学术的意见，大概都发表在里头，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学兴味。颇思在杂志上先发表，征求海内识者之批驳及补正，再泐为成书”[15]。

梁启超先生因不惬于《清代学术概论》的简略，而久有改写的志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下去，便把学术兴趣转向先秦子学研究。严格地说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当说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因为梁先生在该书一开始便说得很清楚：“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16]，“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17]，可是全书终了，这个任务却只做了一半，清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仅有综论而无说明，更无解剖。尔后，随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涨，他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时局，以致苦闷彷徨，日益落伍。加以病魔深缠，直到1929年1月赍志辞世，他始终未能再行涉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深以为憾的事情。倘使天假以年，使梁先生得以矢志以往，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一之，实现改写《清代学术史》的夙愿，那么他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所获，当是不可限量的。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戴东原图书馆缘起》。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5《河南》。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7《江苏》。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13《福建》。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9《浙江》。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8] 同上。

[9]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问》第20。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4册《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12] 同上。

[13] 梁启超：《致菊公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92页。

[14]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38页。

[15] 梁启超：《致菊公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第1016页。

[16]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3页。

[17] 同上书，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