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沿着一条不断向前的螺线，由低级向高级，从片面向更多的方面发展。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正是遵循这一运动法则前进的。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就形式而论，虽然同16年前的《近世之学术》一样，依然只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鸟瞰式的提纲，而且若干基本观点也没有大的异同。然而，过细地加以比较，我们即可发现，二者之间有继承，有因袭，但却不是简单的复述。正如他所自述：“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1]综观全文，梁先生在其中不仅对昔日的某些结论作了必要的修正，而且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广的切面上，展示了他对清代学术史的思考，从而使这部论著成为他晚年治清代学术史的纲领性著作。

以下，我们想着重讨论一下《清代学术概论》与《近世之学术》的不同处，换句话说，也就是看一看梁先生在哪些方面把自己的研究向前作了推进。

首先，是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分期。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先生以时间先后为序，将清学分为四期，即“第一期，顺康间；第二期，雍乾嘉间；第三期，道咸同间；第四期，光绪间”。他还就各时期的主要学术趋向作了归纳，认为第一期是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是汉宋学问题，第三期是今古文问题，第四期是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2]这样的分期和归纳，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认为不成熟，因此他在所列分期表后特意加了一个注脚：“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掺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判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3]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就没有再继续沿用呆板的时序分期法。当时，他正从事佛学的研究，遂借用“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的观点，并使之同时序分期相结合，将清学作了新的四期划分。这就是“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4]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前者称做时序分期法，后者称做盛衰分期法。同样是四期划分，按时序分期，虽无大谬，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简单的自然主义的写实。而盛衰分期法，则通过对学术思潮演变轨迹的探寻，试图揭示一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对梁先生的结论尚有较大保留，但是我们依然认为，盛衰分期法较之先前的时序分期法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它是从本质上向历史实际的接近，而不是背离。

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如果说《近世之学术》还只是以考证作为清学正统派的学风，那么《清代学术概论》则是囊括无遗地把整个清代学术目之为考证学。该书开宗明义即指出：“我国自秦以来，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5]所以，在论及考证学派的演变源流时，他说：“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6]在梁先生看来，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职志，采取绵密的考证形式而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而且他认为，清学的“复古”特征，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有一个层层递进的上溯趋势。他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7]这样的归纳，把“以复古为解放”说成是清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它显然就把在《近世之学术》中所作的“古学复兴”的简单表述引向了深入。因为它不仅充实了“古学复兴”的层次，而且还探讨了“复古”的目的。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估计出发，梁启超以“以复古为解放”作纽带，把清代学术同现代学术沟通起来。他说：“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8]这一沟通固然带着明显的主观臆想印记，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尝试，它却自有其应当予以肯定的价值。这样的尝试，无疑也是对作者先前研究课题的深化。

再次，是对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的评价。一如前述，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从总体上对清学的评价是不高的。然而事隔16年之后，他却对先前的看法作了重大的修正。当时，正值他结束一年多的欧游返国。访欧期间，梁启超对欧洲的文化，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化之所以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这一认识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对照，旧日的悲观消极为之一扫，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返国初的一次演说中，他指出：“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9]从此，他决意委身教育，以之为终身事业，按其所设计的社会蓝图，去“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10]。梁启超先生对清代学术评价的改变，以及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的撰写，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酝酿成熟的。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自始至终把清代学术同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较，对清学的历史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11]这也就是说，清学即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有清一代乃是我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关于这一点，梁先生在写《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时，对旧著的一处改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本来，在《近世之学术》中，他是把清代的二百余年称为“古学复兴时代”，而到此时他引述旧著，则不动声色地将“古学”改为“文艺”二字。他写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12]这样的改动和评价，同早先的“思想最衰时代”的论断，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最后，《清代学术概论》在理论上探讨的深化还在于，它试图通过对清代学术的总结，以预测今后的学术发展趋势。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的这一努力已经发端，他曾经表示：“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13]不过，这样的展望与其说是预测，倒不如说是良好愿望和对读者的鼓动，因此，它的理论价值是极有限度的。而《清代学术概论》则辟为专节，对之加以论述。他说：“吾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14]对于梁先生所预测的五大学术潮流，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论其是非，然而仅就这一展望本身而言，它的理论价值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不仅是要本质地还历史以原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应当依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梁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使他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史学“引古筹今”、“鉴往训今”的治史目的论。他把既往同现实以及未来一以贯之，这样的路子无疑是正确的。这正是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史家较之封建史家的卓越之处。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卷首《自序》，第4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1节。

[3] 同上。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

[5] 同上书，第1页。

[6] 同上书，第48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8] 同上。

[9] 《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申报》1920年3月15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2页。

[10] 梁启超：《致伯祥亮侪等诸兄书》（1920年5月12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9页。

[1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页。

[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卷首《自序》，第3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3节。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