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梁启超清代学术史研究得失者，多集中于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两部论著，正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心得的精粹所在。但是，作为对梁启超研究历程的回顾，则可追溯到《清代学术概论》问世的10余年前，也就是他治清代学术史的处女作《近世之学术》发表的1904年。

1902年，梁启超发愿结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一长篇论著，原拟作16章，惜仅写至第六章隋唐佛学，便因故搁笔。两年后，他才于1904年夏，续作讨论清代学术史的专章。稿成，即以《近世之学术》为题，刊布于《新民丛报》。文凡3节：第一节“永历康熙间”，第二节“乾嘉间”，第三节“最近世”。他把清代学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考察，文中指出：“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之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1]他的作品虽然对章炳麟所著《訄书》有所借鉴，但是却以较之太炎先生略胜一筹的高屋建瓴之势，对200余年间学术演进的历史作了鸟瞰式的勾勒。轨迹彰明，脉络清晰，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实在是一个创举。

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若干根本观点，诸如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初经世思潮，乾嘉学派及今文经学派的评价，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等，都已经大致形成。在论及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时，他写道：“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2]梁启超很注意清初经世思潮的研究，他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评价甚高，而且把刘献廷与之并提，称之为“五先生”。他认为：“五先生者皆时势所造之英雄，卓然成一家言。求诸前古，则以比周秦诸子，其殆庶几。后此，惟南宋永嘉一派（原注：陈止斋、叶水心、陈龙川一派）亦略肖焉。然以永嘉比五先生，则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即所谓用者，亦有其部分而无其全者也。故吾欲推当时学派为秦汉以来二千年空前之组织，殆不为过。”[3]同样是清初学者，梁启超对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等，则深恶痛绝，斥之为“学界蟊贼”。他说：“上既有汤、李辈以伪君子相率，下复有奇龄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负一世重名，以左右学界，清学之每下愈况也，复何怪焉。”[4]在梁启超看来，从清初诸大师到乾嘉学派，清学是在走下坡路。因此，他对乾嘉学派评价并不高，他指出：“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5]在对乾嘉大师惠栋、戴震的评价上，他既认为：“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6]但同时又对戴震颇多微词。他说，戴震“极言无欲为异氏之学，谓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此其言颇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不可谓非哲学派中一支派。虽然，人生而有欲，其无怪也，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他甚至委罪戴震，认为：“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7]这同他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所为，简直判若两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谈。

梁启超是晚清今文经学营垒中的健将。早年，他曾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学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当时的日本，经历明治维新，锐意求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学术文化诸方面，都一跃而成为亚洲一流强国。梁启超置身于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使他得以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深入探讨日本强盛的经验。这不仅给了他以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当梁启超撰写《近世之学术》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时，正是他摆脱今文经学的羁绊，逾越康有为的改制、保教说藩篱，成为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笃信者的时候。他把进化论引进史学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率先举起了“史界革命”[8]的旗帜。《近世之学术》及其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史学论著，正是他所倡导的“史界革命”的产物。由于从旧营垒中拔足，而且又找到了为今文经学所不可望其项背的思想武器，因而当他回过头去俯视旧营垒的时候，其中的利病得失便了若指掌。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就清代今文经学的演变源流写道：“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戴学治经训，而博通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间，其学寝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他认为，龚、魏之后，集今文经学之大成者当推廖平，而将其用之于变法改制，则自康有为始。他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即廖平，平系四川井研人——引者），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9]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能把清代今文经学的源流利弊梳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梁先生堪称第一人。

从《近世之学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梁启超先生最初步入清代学术史门槛的时候，他从总体上对清学的评价是不高的。他认为：“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10]然而，作为一个正在奋发向上的年轻学者和思想家，他对中国思想界的前景则甚为乐观。在这篇文章末了，梁先生满怀信心地写道。“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11]

《近世之学术》作为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早期作品，同他晚年的同类论著相比较，可谓虎虎有生气。但平心而论，却又显得朝气有余，而踏实不足。当时，正是他以“思想界之陈涉”自任，“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的时候，[12]因此他这一时期的论著，用以拯救时弊的实用色彩很浓。惟其如此，加以在学业上的所涉未深，因而在《近世之学术》中，过当和疏漏之处在所多有。譬如我们刚才所引述的对戴震的苛求，对徐乾学等的指斥，就是一例。而且由于当时梁先生又曾一度倾向“革命排满”和“破坏主义”，因而对清初学者刘献廷、吕留良，他都作了不适当的拔擢。他对刘、吕二人倾心推许，称赞刘献廷为“绝世之秘密运动家”，甚至说：“吾论清初大儒，当首推吕子。”[13]对刘献廷，尤其是吕留良以肯定的评价，这在清廷统治尚能维持的情况下，实在是需要足够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梁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确无愧于“思想界之陈涉”的自况。但是，以政治需要去代替学术研究，就难免要言过其实。这一类的瑕疵和不成熟之处，本来依恃其学业根柢，加以出类拔萃的才气，只要潜心有日，是不难使之臻于完善的。可是，晚清的纷乱时局，却把他长期地拖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民国初建，他更被洪流推至浪端，以致这一工作竟延宕了16年才得以进行。这就是以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的发表为标志，梁启超先生的二度进入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3节。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1节。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2节

[4] 同上。

[5] 同上。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2节。

[7] 同上。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新史学》。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3节。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10册《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3册《近世之学术》第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