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间，太平天国民变如火如荼，资本主义列强剑拔弩张，清廷内外交困，国家积弱不振。于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应运而起。同治、光绪间，此一思潮凭借时局的短暂稳定而席卷朝野。甲午中日战争清廷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30余年的“自强新政”，被日本侵略者的炮舰击得粉碎。帝国主义列强凶相毕露，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风潮骤然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于是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遂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迅速发展成强劲的变法维新思潮。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帜，这一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猛烈地冲击腐朽的君主专制政治，从而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埋葬了清王朝。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文化观。它以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倡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先导，中经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的首肯而张扬，直到由洋务派殿军张之洞撰《劝学篇》而加以总结，在洋务运动中形成和定型，风行于晚清论坛数十年。

“中体西用”文化观在晚清思想界的风行，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它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从文化演进的角度而言，此一文化观的萌生，乃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文化的有力挑战，朝野士大夫和知识界的积极回应。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为接受西学，使之为我所用而进行呼吁。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以“船坚炮利”向中国文化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挑战？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必须向他们在军事上的长处学习。在当时弥漫朝野的保守氛围中，尽管这一主张未能迅速传播，但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败之后，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内外重臣被迫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他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同奕??、李鸿章等此呼彼应，无异向朝野发出信号，即可以有选择地向西学学习，具体地说，就是向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术。

清廷重臣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进步知识界的促进。在这方面，最先发出呐喊的便是冯桂芬。冯桂芬（1809—1874年），字林一，号景亭，又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中允。后因病居乡不出，讲学著书，俨然为东南耆宿。他学有根柢，经史、小学，多所究心，于天文、历法、数学，尤多用力。面对列强侵略，他接武林则徐、魏源，于时政多有议论，且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更深入一层。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的《校邠庐抗议》编成。全书2卷，凡50篇。书中，冯桂芬倡言“采西学”、“制洋器”，敢于承认中国“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2]。因而主张在不违背“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他甚至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3]一言以蔽之，冯桂芬所提出的文化观，就叫做：“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中体西用”文化观确立了基本格局。此后之阐发“中体西用”说者，无论是洋务派中人，还是批评洋务派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乃至倡变法以图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皆未能从总体上逾越其藩篱。同治、光绪间的思想界，一如梁启超所论，“中体西用”之说，确乎大有“举国以为至言”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之洞推出《劝学篇》，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卒谥文襄，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湖广总督，晚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病逝。作为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张之洞以兴办洋务的诸多业绩，而对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之相辅而行，身为名重朝野的儒臣，他学养深厚，政教并举，亦对晚清学术留下了深刻影响。何以要结撰《劝学篇》？张之洞于此有如下说明：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奋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橫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5]

如何评价“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成冯天瑜教授的意见。冯先生认为，洋务运动初起，统治阶级中人提出这样一种“折中”的文化选择，自有其进步意义。然而在酝酿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依然坚持这样的文化观，力图以“中体”去抗拒变法，当然是不可取的。戊戌变法失败，政治革命已经提上日程，仍旧鼓吹“中体西用”，就更是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6]

（二）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及学术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自幼即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科第，才气横溢。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入京会试，颓然受挫。南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眼界为之一开。初秋返粵，得以结识学海堂高才生陈千秋。时值康有为以布衣上书受逐，寓居广州。千秋服膺康氏学术，启超遂于是年八月通过千秋以弟子礼前往拜谒。这次历史性的拜谒，成为梁启超一生学术和事业的里程碑。从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揭开了康、梁并称的一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腐败无能，丧师败绩。国家民族的危难，把正在万木草堂求学的梁启超召唤到荊棘丛生的政治舞台。翌年春，他北上京城。三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和约的消息传来，启超与其师康有为挺身而起，组织在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割地赔款，力主拒和、迁都、变法。此后数年，启超奔走南北，投身变法救亡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作为发生在当年的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他写下了自己青年时代极为悲壮的一页。

这年正月，梁启超抱病北上，二月抵京。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风潮，他不顾病体孱弱，冒险犯难，愤然奔走呼号。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发的定国是诏谕为标志，梁启超、康有为等志士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变法维新，一度演成事实。八月初六日，梁启超正在谭嗣同寓所商议国事，忽然接到宫廷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软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报告，而且还得悉康有为住宅已被查抄。谭嗣同决意一死报国，敦促梁启超潜往日本驻华使馆求助。后幸为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庇护，始得取道天津，投日轮东渡。从此，讫于清亡，他一直客居日本。

百日维新后的10余年间，同在政治舞台上的连年受挫相反，梁启超的学问则大为增进。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锐意求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学术文化诸方面，都一跃而成为亚洲一流强国。梁启超置身于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使他得以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深入探讨日本强盛的经验。这不仅给了他以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之摆脱康有为的改制、保教说，接受了西方的资产阶级进化论。梁启超抱定“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的为学宗旨，以“思想界之陈涉”[7]自任，在这10余年间，写下了大量的、影响深远的政论文章，成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先行者之一。

作为进化论的笃信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他将此一理论引入史学领域，转而致力于中国历史学的建设，发愿编著《中国通史》。为此，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其中尤以刊布于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影响最巨。

在中国史学史上，梁启超第一次引进了“历史哲学”的概念。他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尤为可贵者，他正是以之为依据，朦胧地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轨迹，提出了历史进程“非为一直线”的思想。他指出：“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8]梁启超就是这样以他所倡道和身体力行的“史界革命”，最早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引入中国，而且也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把“史界革命”的主张诉诸实践，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全文原拟作16章，惜仅写至前6章即搁笔。后来，他又于光绪三十年续作八、九章，以《近世学术》为题刊行。梁启超的这篇学术论著，虽然对章炳麟所著《訄书》多有借鉴，但是他却以较之章氏略胜一筹的高屋建瓴之势，对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历史做了鸟瞰式的勾勒。他不仅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史视为一个有公理公例可循的历史进程，而且就历史编纂学而言，则在旧有的学案体史籍基础之上，酝酿了一个飞跃，开启了一条广阔而坚实的研究途径。

（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提出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华民国的伟大缔造者。在晚清的最后10余年间，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趋成熟，以“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为标志，有力地推动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山先生于当年10月抵达檀香山。在他的倡导下，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兴中会的《盟书》、《章程》，皆为中山先生草拟。在《盟书》中，中山先生为这一团体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9]的斗争目标。而中山先生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则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10]

翌年正月，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着手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后因事机不密受挫，中山先生被迫流亡欧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获悉中山先生伦敦踪跡，遂由驻英使馆将先生诱捕。幸得英国友人相助，逃出使馆。从此，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家而驰名于世。他的革命思想，亦通过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向四方传播。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山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在美国发表。文中，中山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他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山先生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即“把过时的……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山先生就此指出：“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中山先生满怀信心地瞻望前程，明确向全世界昭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11]

为了实现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以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为中心，联合其他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1905年10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12]中山先生为该刊撰《发刊词》，文中，先生第一次完整地揭示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中山先生说：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13]

一年之后，为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中山先生在日本发表重要演说，对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了全面阐发。中山先生指出：“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14]所谓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山先生稍后所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5]，“倾覆满洲专制政府”[16]。关于民权主义，中山先生说：“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7]因此归结到一句话，中山先生讲的“民权主义”，就叫做“建立民国”[18]。关于民生主义，中山先生说：“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19]中山先生认为，对于社会问题应当未雨绸缪，“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20]，“平均地权”[21]。

中山先生的结论是：“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22]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从而使之在思想上战胜了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覆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制洋器议》。

[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收贫民议》。

[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采西学议》。

[5]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卷270《劝学篇序》。

[6]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第7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5页。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新史学》。

[9]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10]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11]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12] 关于民报的创刊时间，从已故郭廷以教授《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说。

[13]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14]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325页。

[15]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7页。

[16]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17]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9页。

[18]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19]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页。

[20]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页。

[21]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22]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