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70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1]王先生所说的“新”，既指当时方兴未艾的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

（一）曾国藩与晚清理学

晚清理学，枯槁狭隘，已非宋明时代之可同日而语。唯得一曾国藩，以其事功学业相济，几呈中兴之势。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以翰林院检讨累官至大学士兼直隶、两江总督。他一生既以功业显，为洋务派重要领袖，亦以学业著，实为晚清学术界一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

曾国藩之学术，既承桐城姚鼐遗绪，又得乡先辈唐鉴熏陶。唐鉴（1778—1861年），字栗生，号敬楷，又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以翰林院检讨官至太常侍卿，后以老病还乡。他研摩文史，潜心理学，颇得湖湘学统之传。据其嗣子尔藻所撰《镜海府君行述》记，初任翰林，公事之余，唐鉴即与戚人镜、贺长龄等以理学相切磋。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再次供职京城，他又时常与倭仁、何桂珍、窦垿等讲求性理体用之学。唐氏论学，深嫉陆九渊、王守仁，一以二程、朱子为依归。于乾嘉考据学，他亦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唯有一秉朱子之教，格致诚正，合内外于一体，始是圣人之道。以此为准绳，自道光二十三年初开始，唐鉴对前此二百年的清代学术进行总结，宗主程朱，卫道辨学，于道光二十五年夏完成了《国朝学案小识》的结撰。稿成，经曾国藩、何桂珍等校勘，于同年冬在京中刊行。

曾国藩为学，既承唐鉴之教，又不拘门户，多方采获，遂终能由博返约，自成一家。乾嘉以还，汉学脱离社会实际的积弊，到曾国藩的时代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为《国朝学案小识》作跋时，曾国藩对汉学病痛进行针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毀日月，亦变而蔽者也。[2]

这就是说，乾嘉学派中人引为学的之“实事求是”，在曾国藩看来，同朱子主张的“即物穷理”并无二致。

然而于汉学中人所擅长的“博核考辨”，曾国藩则并不一概抹杀。他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3]又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4]对于一时朝野每以太平天国民变归咎汉学，曾国藩则持异议，他说：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5]

曾国藩认为，为学须破除畛域，会通汉宋，他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爭，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6]

由此出发，曾国藩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己任，极意表彰礼学，主张以之去经世济民。他说：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7]

对于曾国藩先生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故钱宾四先生早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过专题讨论。宾四先生指出：“涤生论学……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8]大师定评，实是不刊。

（二）黄式三的实事求是之学

黄式三（1789—1862年），字薇香，号儆居，晚号知非子，浙江定海人。式三早年为岁贡生，屡应乡试不售，遂弃绝举业，专意治经。他毕生为学，“以治经为天职”，[9]主张会通汉宋，实事求是。他说：“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自明季儒者疏于治经，急于讲学，喜标宗旨，始有汉学、宋学之分。”[10]又说：“学者分汉宋为二，誉矛忘盾，誉盾忘矛，读沈征君《果堂集》而知其非矣。……惠征君定宇，治汉学者之所宗也，志君之墓则曰：‘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稟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君能去两短，集两长。’然则士苟志学，何不取汉宋之所长者兼法之也邪！”[11]因之式三倡言：“天下学术之正，莫重于实事求是，而天下之大患，在于蔑古而自以为是。”[12]

黄式三早年，即本“实事求是”为学的，撰为《汉郑君粹言》一书，以推尊郑玄学说。书中有云：

世推北海郑君康成为经学之祖，辄复以短于理义而小之。郑君果短于理义乎哉？……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削其枝叶而干将枯，滞其流委而原将绝。人苦不自知，而诩诩焉以其将枯绝者，矜为有本有原，鄙意所不信。而谓好学如郑君，无本而能有枝叶，无原而能有流委，尤不敢信之矣。[13]

而对于一时学术界中人宗汉宗宋，分门别户，黄式三深不以为然，他说：“自治经者判汉宋为两戒，各守专家，而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终至欺圣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悯也。”[14]因此，黄式三既肯定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可以救忘本失源之弊”，同时又指出：“江氏宗郑而遂黜朱，抑又偏矣。”他的结论是：“江氏宗师惠、余，揽阎、江诸公为汉学，必分宋学而二之，适以增后人之惑也。”[15]

式三晚年，尤好礼学，认为：“礼者理也。古之所谓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也。尽性在此，定命在此。”[16]式三治礼，谨守郑学，不废朱子，于封建、井田、兵赋、郊禘、宗庙、学校、明堂、宗法诸大节目，凡有疑义，多所厘正。所撰《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三篇，荟萃一生治礼心得，提纲挈领，最得礼意。《复礼说》集中讨论礼之渊源流变，一以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为依归，他说：

礼也者，制之圣人，而秩之自天。当民之初生，礼仪未备，而本于性之所自然，发于情之不容已，礼遂行于其间。……孔圣言克己复礼为仁。复礼者，为仁之实功也，尽性之实功也。[17]

《崇礼说》论证“礼即为德性”，进而主张以“崇礼”为根本，融尊德性与道问学于一体。文中指出：

君子崇礼以凝道者也，知礼之为德性也而尊之，知礼之宜问学也而道之，道问学所以尊德性也。……后世君子，外礼而内德性，所尊或入于虚无；去礼而滥问学，所道或流于支离。此未知崇礼之为要也。不崇礼即非至德，何以能凝至道！[18]

《约礼说》则阐发《论语》博文约礼旨趣，并据以驳难“以心之臆见为理”、“以本心之天理言礼”的诬枉。式三说：

《论语》言博文约礼，圣训章矣。礼即先王之《礼经》也。王阳明《博约说》，博其显而可见之礼曰文，约以微而难见之理曰礼。岂圣人之教，必待王氏斡补而后明乎？礼一也，分显微而二之。文与礼二也，以礼之显者为文而一之。其所谓理，谁能明之乎？……以心之臆见为理，而理已诬；以本心之天理言礼，而礼又诬。[19]

（三）黄以周会通汉宋学术的努力

黄以周（1828—1899年），字元同，号儆季，晚号哉生，浙江定海人。定海黄氏，世代力农。至以周祖兴梧，有志经学，以治《易》、《诗》著名庠序。[20]以周父式三继起，潜心经学，遍治群经，更专以治经名家。以周幼承庭训，为学伊始，即在式三课督之下奠定经学藩篱。他6岁入塾识字，7岁便开始读《小戴记》，初知礼学。后依次读《尚书》、《诗经》、《周易》，打下坚实经学根柢。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侵略军**定海，以周随父避兵镇海之海晏乡。迄于式三病逝，20余年间，一门朴学，治经传家。式三晚年，笃志礼学。以周亦步亦趋，专意读礼。他先是读秦蕙田《五礼通考》，病秦氏书言吉礼之好难郑玄说，军礼又太阿康成意，于是每一卷毕，皆有札记。自咸丰十年（1860年）起，开始全面整理和总结历代礼学，结撰《礼书通故》，从此走上会通汉宋、表彰礼学的为学道路。时年33岁。

以周治礼，一秉其父之教，扫除门户，实事求是。他说：“六经之外无所谓道，六书之外无所谓学。故欲谭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21]又说：“离故训以谈经而经晦，离经以谈道而道晦。”[22]因此，以周主张：“去汉学之琐碎而取其大，绝宋学之空虛而核诸实。”[23]他读《汉书艺文志》，就《孝经》、《尔雅》共编一家，成札记一篇，有云：“凡解经之书，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训，一论大义。宗故训者，其说必精，而拘者为之，则凝滞章句，破碎大道；论大义者，其趣必博，而**者为之，则离经空谈，违失本真。博其趣如《孝经》，精其说如《尔雅》，解经乃无流弊。《汉志》合而编之，乃所以示汉世读经之法。惜今之讲汉学、讲宋学者，分道扬镳，皆未喻斯意。”[24]以如是之见而论《汉志》，可谓读书得间，别具只眼。

同治元年（1862年），黄式三病逝，以周居丧守制，读礼不辍。至光绪四年（1878年），历时19年，《礼书通故》撰成，以周已然年逾半百。全书100卷，自礼书、宫室、衣服、卜筮，至六书、乐律、车制、名物，附以仪节、名物二图及叙目，凡作50目。以周所撰该书叙，梳理礼学源流，阐发著述大旨，最可见其礼学思想。他说：

夫礼唐修其五，虞典以三，夏造殷因，周礼犹醵。东迁以后，旧章云亡，孔子赞修，犹苦无征，言、曾讨论，又复错出。礼学难言，由来久矣。战国去籍，暴秦焚书，先王典章，尽为湮没。抱残守阙，汉博士之功也。分门别户，又汉博士之陋也。宣帝忧之，遂开石渠，以为不讲家法，无以明其宗旨，专守家法，又恐戾乎群经。于是令其法之异者，各陈师说，博观其义，临决称制，以定一尊。小戴次君，爰作奏议，执两用中，有合古道。白虎之论，聿追前徽，班氏孟坚，又纂通义，乃专取一己所好，尽扫群贤之议，大义虽存，师法莫考。许君叔重，裒入异议，拾戴议之遗，砭班论之锢，淆陈众见，条加案语。郑君康成，又驳其非而存其是，古礼以明。

《礼书通故》成，一时经学大师俞樾欣然撰序，备加称道。俞先生说：

国朝经术昌明，大儒辈出，于是议礼之家日以精密。……而汇萃成书，集礼家之大成者，则莫如秦味经氏之《五礼通考》。曾文正公尝与余言，此书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于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为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余读之诚然。惟秦氏之书，按而不断，无所折中，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求其博学详说，去非求是，得以窥见先王制作之潭奥者，其在定海黄氏之书乎！……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26]

晚近著名经史学家胡玉缙先生为其师《礼书通故》撰写提要，亦给了该书以“体大思精”[27]的至高评价。

《礼书通故》刊行，已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周年届66岁。晚年的黄以周，表彰诸子，沟通孔孟，依然专意兴复礼学。对于颜子，他表彰道：“颜子之所乐者天，而乐天之学由好礼始。……颜子所见之大，虽无容轻拟，要不越《中庸》所谓‘优优’之礼矣。……颜子有王佐才，要亦不出乎礼。”由表彰颜渊而及有宋诸儒，以周又说：“朱子论程门高第弟子，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皆入禅学，惟吕与叔不入禅。吕氏初学于张子橫渠，湛深礼学者也。朱子之门，群推黄子勉斋为冠，黄子亦深于礼。”[28]以周认为：“古人论学，详言礼而略言理，礼即天理之秩然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考礼之学，即穷理之学。”本此认识，黄氏于曾子有云：“曾子之穷理，本末兼彻，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孟一贯之传，又何间焉！”[29]

对于子游、子夏，以周亦有专文表彰，他说：

《仪礼》之记，先儒多以为子夏作。子游之言，亦多散见于《戴记》中。二子之学，实于礼为尤长。……学士之习礼者，专尚繁文缛节，务外而遗内，不知礼意所在。子游欲挽末流之失，独作探本之论。……子夏谨守礼文而不夺其伦，子游深知礼意而不滞于迹，一沉潜，一高明，学各得其性之所近。[30]

而黄以周晚年最为精意者，则是表彰子思子，为此，他以69岁之年，辑为《子思子辑解》7卷。以周考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归于鲁作《表记》。”他说：“《旧唐书》载沈约之言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诸子思子。王伯厚《艺文考证》，亦引沈言。夫子思子作《中庸》，史有明文。《文选注》引子思子‘民以君为心’二句及《诗》云‘昔有先正’四句，今皆见《缁衣篇》。则《缁衣》出于子思子，可信。且小戴辑记，以《坊记》厕《中庸》前，《表记》、《缁衣》厕《中庸》后，与大戴类取《曾子》十篇正同。《坊记》、《表记》、《缁衣》皆以‘子言之’发端，其文法尤相类，则休文之言益信。”[31]近者郭店楚简出，时贤多有表彰子思学说，甚至倡言“重写学术史”者，殊不知先贤黄以周已唱先声于百余年前矣。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300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70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

简短的结语：

晚清7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之前列，为中国社会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王先生以一“新”来赅括晚清学术，得其大体，实是不刊。70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亦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原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

述往思来，鉴古训今。认真总结晚清70年之思想与学术，对于今日及往后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之发展，无疑是会有益处的。

[1] 王国维：《王静安先生遗书》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2]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2《书学案小识后》。

[3]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4]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致刘孟蓉》。

[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卷1《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札卷13《复夏弢甫》。

[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卷2《圣哲画像记》。

[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90—591页。

[9] 黄式三：《儆居集》经说2《上达说》。

[10] 黄式三：《儆居集》经说3《汉宋学辨》。

[11] 黄式三：《儆居集》读子集4《读果堂集》。

[12] 黄式三：《儆居集》读子集3《读顾氏心学辨》。

[13] 黄式三：《儆居集》杂著1《汉郑君粹言叙》。

[14] 黄式三：《儆居集》杂著1《易释叙》。

[15] 黄式三：《儆居集》杂著1《汉学师承记跋》。

[16] 黄家岱：《艺轩杂著》卷下《礼记笺正叙》。

[17] 黄式三：《儆居集》经说1《复礼说》。

[18] 黄式三：《儆居集》经说1《崇礼说》。

[19] 黄式三：《儆居集》经说1《约礼说》。

[20]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5《先考明经公言行略》。

[21]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2《说文解字补说叙》。

[22]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2《经训比义叙》。

[23]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3《答刘艺兰书》。

[24] 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2《读汉艺文志》。

[25] 黄以周：《礼书通故》卷末《叙目》。

[26] 俞樾：《礼书通故序》，见《礼书通故》卷首。

[27] 胡玉缙：《许庼学林》卷17《礼书通故跋》。

[28]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1《颜子见大说》。

[29]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1《曾子论礼说》。

[30] 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1《子游子夏文学说》。

[31] 黄以周：《儆季杂著》礼说6《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