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扬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年（1830年）[1]，终年70岁。他早年随父客居苏州，自12岁起，相继师从于薛起凤、汪缙。薛、汪皆好佛学，会通儒佛，自辟蹊径。藩父亦学佛有年，唯不取“儒佛一本”之说，主张则与薛、汪有异。江藩尔后的为学，虽不入佛学窠臼，但谨守庭训，终生不忘，既不辟佛，亦不佞佛。15岁以后，得苏州名儒余萧客、江声导引，从此步入经史考据门槛。

余、江二人皆惠栋弟子。余萧客字仲林，别字古农，以所著《古经解钩沉》而名噪南北。乾隆四十三年，余氏病殁。逝世前，以改订《古经解钩沉》寄厚望于江藩，叮嘱道：“《钩沉》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之亡者，本欲尽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虚损症，危若朝露，急欲成书，乃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经籍之幸也。”[2]余萧客故世，江藩一度泛滥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无涯涘。后幸遇江声，教其读七经三史及许氏《说文解字》，进而究心惠栋所传汉儒《易》学。秉江声之教，江藩于18岁时，即著《尔雅正字》。后经改订，题为《尔雅小笺》，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乾隆四十九年，江藩承惠栋未竟之志，撰为《周易述补》5卷，将惠书所阙一一补足，引证精博，羽翼师说，同样是他生平代表之作。

青年时代的江藩，返归扬州故里，先后受知于廷臣朱筠、王昶，广交南北俊彦如汪中、李惇、阮元、焦循等，经史之学，与日俱进。乾隆五十年父卒，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作幕四方。

嘉庆、道光间，老师宿儒，凋谢殆尽。江藩以布衣而为一时掌故之宗，与扬州学者焦循齐名，郑堂、里堂比美学坛，一时有“二堂”之目。江藩晚年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

关于《汉学师承记》的始撰年月，已不得详考，唯据书中自述及汪喜孙跋语等所记，则成书时间可以大致确定。该书卷2《余古农先生传》，在引述传主嘱订《古经解钩沉》语后，江藩有云：“藩自心丧之后，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载途，饥寒切体，不能专志一心，从事编辑。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叹治生之难，蹈不习之罪，有负师训，能不悲哉！”[3]著者50岁，时当嘉庆十五年三月。汪中子喜孙跋《汉学师承记》称：“吾乡江先生，博览群籍，通知作者之意，闻见日广，义据斯严，汇论经生授受之旨，辑为《汉学师承记》一书。异时采之柱下，传之其人，先生名山之业固当附此不朽。或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卷后，亦足屏后儒拟议窥测之见，尤可与顾宁人、钱晓征及先君子后先辉映者也。喜孙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获固辞，谨以所闻质诸坐右，未识先生以为知言不也。”汪跋所署时间，为嘉庆十七年五月七日。[4]而著者嗣子江茂钧跋《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亦云：“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语末则署嘉庆十六年十月。[5]可见，《汉学师承记》之成书，至迟应在嘉庆十六年十月至翌年五月之间。二十三年夏，江藩应两广总督阮元聘，作幕羊城。同年除夕，阮元为《汉学师承记》撰序，将该书在岭南刊行。

《汉学师承记》以纪传体史籍之《儒林传》为圭臬，上起清初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下迄嘉庆间尚健在的阮元、焦循、刘逢禄，一代经师皆著录其中。全书8卷，大致以传主世次为序，取阎若璩、胡渭、张尔岐、马骕冠诸卷首，以示述清代汉学，当溯源于清初诸儒。继以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及余萧客、江声诸家，意在说明著者学术宗主之所在。卷3以下，依次著录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江永、戴震、汪中、凌廷堪等乾嘉时代诸经学大师。一代经学源流，即据诸家传记汇编而得其脉络，唯清初学术大师黄宗羲、顾炎武及算学家陈厚耀，则属例外。陈厚耀为康熙间人，记中则置于卷7，与乾嘉诸经师同编。而开一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更在卷8而为全书殿后。

江藩何以要结撰《汉学师承记》？该书卷首自序，言之甚明。序中，表彰汉儒传经之功，于宋明诸儒，则概斥为“乱经非圣”。江藩写道：“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已。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在历数清代帝王的文治盛业之后，江序又云：“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6]这就是说，《汉学师承记》的结撰，是为了表彰汉学，拔宋帜而立汉帜，以供纂修《国史儒林传》的参考。由此可见，江藩此书，乃是同嘉庆十四、十五年间，陈寿祺、阮元在国史馆创编《儒林传》的努力相呼应的。

继《汉学师承记》之后，江藩又于嘉庆十六年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书，附于《师承记》后。《目录》以《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尔雅》、《乐》为序，将一代经师主要著述汇为一编。著录标准甚严，一以汉学为依归，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7]。譬如《易》一类，黄宗羲、宗炎兄弟的《易学象数论》、《图书辨惑》，皆以“不宗汉学”而剔除。《书》一类，胡渭的《洪范正论》亦因“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而不录。《诗》一类，朱鹤龄的《毛诗通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顾栋高的《毛诗类释》等，或以“好博而不纯”，或以“怪诞不经”，或以“多凿空之言”，同样予以斥黜。至于宋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则一概不予著录。雍正、乾隆间，方苞以治《礼》学名世，江藩则以“更不足道”四字为总评而不屑一顾。

上述二书蒇事，江藩复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宋学渊源记》2卷，于道光二年刊行。《渊源记》编纂体例，与《师承记》相同，皆为人物传记汇编。全书以地域为类，卷上著录孙奇逢、刁包以下诸北方宋学中人，卷下则专记刘汋、张履祥等。卷末附以沈国模、史孝咸及著者早年业师薛起凤、汪缙等，意欲据以明儒释之分。一如《汉学师承记》之扬汉抑宋，《宋学渊源记》虽本惠士奇“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之教，但终难脱门户成见。

由于江藩门户之见甚深，所以《汉学师承记》初出，龚自珍即致书商榷，历数以“汉学”题名的诸多不妥，主张改题《国朝经学师承记》。而方东树则宗主程、朱，固守宋学，于江书并汉学痛加驳诘，以致酿成炽烈的汉宋学术之争。

[1] 江藩卒年，自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以降，均作道光十一年。据漆永祥教授《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考证，当为道光十年，可信可据。

[2]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余古农先生》。

[3] 同上。

[4] 汪喜孙：《汉学师承记跋》，见《汉学师承记》卷末。

[5] 江茂钧：《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跋》，见《目录》卷末。

[6]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首《序》。

[7] 江茂钧：《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跋》，见《目录》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