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是一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公案。它自清朝初叶肇始，经乾嘉时代的汉学鼎盛，至嘉庆、道光间争议加剧，形同水火。

就为学蹊径而论，乾嘉汉学与宋明理学风格各异。宋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则讲求对经籍章句的考据训诂。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初无所谓汉、宋学术之分，有之则自清人始。正如近代学者刘师培所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1]康熙间，毛奇龄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2]之称。其后全祖望继起，尊汉儒“修经之功”，赞刘向“集诸经之大成”[3]，所著《经史问答》，为乾嘉汉学家评作“继古贤，启后学，与顾亭林《日知录》相埒”[4]。乾隆初，惠栋潜心经术，承其父祖未竟之志，以穷究汉《易》为家学，先后撰为《易汉学》、《周易述》、《九经古义》诸书。他倡言：“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5]虽然惠氏梳理汉代经学源流未尽实录，混淆了今古文学之分野，但他的唯汉是尊，唯古是信，则在当时的学术舞台上率先扬起汉学之旗帜，开了兴复“古学”的先河。稍后的考据学大师钱大昕评价惠栋学风的影响时，认为：“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6]

惠栋故世，戴震崛起。他承其乡先辈江永之教，于三吴惠学兼收并蓄，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7]，游学南北，名噪京城。后应聘入四库全书馆，与邵晋涵、周永年、纪昀等馆中众多名儒肆力经史，辑佚钩沉，校理群籍。经史考据因之而蔚成风气，书馆亦不啻“汉学家大本营”[8]。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如日中天。就连朝中显贵亦附庸风雅，“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颂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9]。于是朝野官绅，“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10]。

汉学大行，宋学几不成军。虽当汉学初起，江南诗人袁枚即唱为别调，致书惠栋加以商榷，指出：“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11]然而势单力薄，汉学方兴未艾之势实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尔后，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亦不乏起而颉颃者。程晋芳、姚鼐、翁方纲，皆为四库馆臣，而指斥一时学风之弊，则异口同声。程晋芳认为：“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因此他喟叹：“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尺珠寸璧，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12]姚鼐、翁方纲皆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辞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翁方纲指出：“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13]姚鼐则更诋汉学为“异道”，他说：“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14]

乾隆末、嘉庆初，汉学日过中天，盛极将衰，不惟宋学中人诋斥其病痛无异词，而且汉学中人于自家学派积弊亦多所反省。凌廷堪、焦循、王引之诸儒，不谋而合，此呼彼应，皆有高瞻远瞩之论。

凌廷堪为徽州戴门后学，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夏，他即予一时学风痛下针砭，指出：“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论《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15]焦循随之而起，力辩考据名学之非，他说：“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16]焦循尤其不赞成以考据补苴来代替经学研究，一如凌廷堪之所为，他亦假梳理一代经学源流，以鞭挞一时学风病痛。焦循就此写道：

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17]

王引之致书焦循，唱为同调，有云：“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说《周礼》丘封之度，颠倒甚矣，他人无此谬也。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18]

继惠、戴之后，凌、焦、王皆一时经学大儒。以汉学俊彦而群起批评一己学派之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当此风气转换之际，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独坚守汉学壁垒，鼎力撑持，且以他为一方，演为空前激烈的汉宋学术之争。

[1] 刘师培：《左庵外集》卷9《近代汉学变迁论》。

[2] 毛奇龄：《推易始末》卷1。

[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9《前汉经师从祀议》。

[4]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7《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

[5] 惠栋：《松崖文钞》卷1《九经古义述首》。

[6]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惠先生栋传》。

[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戴先生震传》。

[8]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5页。

[9] 姚莹：《东溟文外集》卷1《复黄又园书》。

[10] 袁枚：《随园诗话》卷2。

[11]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

[12]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1《正学论四》。

[13]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1《与曹中堂论儒林传目书》。

[14] 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10《安庆府重修儒学记》。

[15]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23《与胡敬仲书》。

[16] 焦循：《先府君事略》，见《焦氏遗书》附录。

[17] 焦循：《雕菰楼集》卷13《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18] 王引之：《致焦里堂书》，见《焦氏遗书》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