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卒于咸丰元年（1851年），终年80岁。东树幼承家范，受一方风气习染，学从古文词入。年22，师从同里姚鼐，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杰。此后，潜心义理，讲求心性之学，一以朱子为依归。秉其师教，于一时汉学考证之风，深不以为然。

嘉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拟修《广东通志》，方氏应聘作幕羊城。当时，江藩亦以佐阮元辑《皇清经解》而同在幕署，且江氏《国朝汉学师承记》又刊行伊始。《师承记》的扬汉抑宋，激起方东树强烈不满，于是他改变不与论辩的故态，起而痛加驳诘，于道光四年撰为《汉学商兑》3卷。稿成，方氏试图谋求幕主的支持，誊为清本，呈书阮元。在《上阮芸台宫保书》中，方氏取阮元与唐代贤哲韩愈相比，赞美道：“阁下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岁路未强，学优而仕，归墟不舍，仕优复学。三十年间，中外咸孚，虽使退之复生，且将穷于言句，又岂晚进小生所能扬榷其大全者哉！”接着，又以之与汉唐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孔颖达、贾公彦并论，指出：“惟阁下早负天下之望，宜为百世之师，齐肩马、郑，抗席孔、贾，固已卓然有大功于六经而无愧色矣。”经此一番溢美推崇，始道出以《汉学商兑》“质疑”、“请业”之想。他说：“今日之汉学，亦稍过中矣。私心以为，于今之时，必得一非常之大儒，以正其极，扶其倾，庶乎有以挽太过之运于未敝之先，使不致倾而过其极，俾来者有以考其功焉。以此求之当今之世，能正八柱而扫糠粃者，舍阁下其谁与归！”[1]然而求非其人，阮元本无意宋儒义理，实为一时汉学主盟，所以《汉学商兑》并未能如同《汉学师承记》那样，得到阮元的资助而刊行。

道光六年，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方东树亦分道扬镳，返乡投靠安徽巡抚邓廷桢。同年四月，《汉学商兑序》成。序中，方氏于汉学昌言排击，指出：“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2]尔后，复经改订，《汉学商兑》终在道光十一年得以刊行。

《汉学商兑》凡3卷，卷上追溯汉学家立说渊源，卷中辨析汉学中人主要学术主张，卷下集矢《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总论汉学流弊。全书仿照朱熹《杂学辨》体例，摘选汉学家语，逐条加以驳难。矛头所向，黄宗羲、顾炎武以下，迄于惠栋、戴震、钱大昕、江藩，汉学中人几乎无一幸免。南宋大儒黄震，不知是何缘由，竟为方氏訾议。早先为方东树所推崇的阮元，转眼之间已成讥弹对象。方氏说：“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波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欲扫灭宋儒，毒罪朱子，鼓怒浪于平流，振惊飚于静树，可已而不已。斯风一煽，将害及人心学术。”[3]阮元有云：“朱子中年讲理，晚年讲礼，诚有见于理必出于礼也。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以非礼析之，则人不能争；非理析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然则《三礼》注疏，学者何可不读！”方东树不顾先前以阮元与汉唐经学大师并称之论，独拈此条痛加批驳，认为：“此之宗旨，盖欲绌宋学，兴汉学，破宋儒穷理之学，变《大学》之教为考证之学。非复唐、虞、周、孔以礼垂教经世之本，并非郑、贾抱守遗经之意。”甚至将阮说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齐观，诋为：“邪说害正，其端甚微，其流甚巨。”[4]书末，方东树引清高宗惩治谢济世非议朱子学的上谕为己张目，宣称：“煌煌圣训，诚天下学者所当服膺恭绎，罔敢违失者也。”[5]意欲假手清廷**威以压制汉学，用心可谓良苦。

《汉学商兑》于道光初叶的问世，实非偶然。嘉道之际，国家多故，世变日亟，汉学日过中天，盛极而衰，学随世变，时代使然。如同《汉学师承记》和《皇清经解》一样，《汉学商兑》亦是对乾嘉汉学进行总结的著作。所不同者，只是前者为肯定式的褒扬，而后者则是否定式的批评罢了。汉学中人，沉溺考证训诂，远离世事，如醉如痴，为历史潮流淘汰势所必然。《汉学商兑》的批评，确能击中其病痛之所在，故而该书一经问世，便迅速激起共鸣。稍后，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的结撰，即为一强烈反应。

[1]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7《上阮芸台宫保书》。

[2]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序例》。

[3]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

[4]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5]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