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以究心“史学义例，校雠心法”而独步一时。[1]尽管他在生前不为一时通人所许可，知音寥寥，茕茕孑立，然而身后未及百年，其学终得彰显。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对章学诚学行、思想的研究，则日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从林庆彰教授近年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年）来看，在乾嘉时期的众多学者中，除戴震之外，章学诚即为最受关注的学者。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正当考据学风流播四方的时代。他同一时主流学派中人，始而过从甚密，继之渐生龃龉，终至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不妥协批评者。以下，拟以章学诚的家书为论究对象，对形成这一局面的缘由稍事梳理，借以从一个侧面窥知一时学风之梗概。唯用力不勤，所述未必允当，尚祈各位赐教。

民国初，吴兴刘氏嘉业堂辑刻《章氏遗书》，于卷9《文史通义》外篇3，以《家书》为题，著录章学诚致其诸子书札7首。是为严格意义上的实斋家书。此次梳理，则把章学诚与其长子之论文书2首，以及致同族戚属信札一并论列。这能否视之为广义上的家书，还要请各位批评。此类书札，计有同卷之《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答大儿贻选问》，卷22《文集》7之《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卷29《外集》2之《论文示贻选》、《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与琥脂姪》、《与家正甫论文》、《又与正甫论文》和《与家守一书》等9首。

（一）与族孙汝楠之论学长文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写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秋，实斋时年29岁。此时他尚肄业国子监，业已三落顺天解试，正值穷愁彷徨之际。该书以论学为主题，既述早年为学经历，又述负笈京城的苦闷，还述决意追求的为学方向，论世知人，多可参考。诚如胡适先生著、姚名达先生订补之《章实斋年谱》所论，该书是谱主“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2]。

关于实斋的早年为学，书中写道：

仆自念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顾老父聚徒授经，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自后知识渐通，好泛览，老父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久之。年十五六，在应城，馆师日课以举子业。又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内君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三年未得成就。后为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勤而无所，至今病之。老父解组来，饥驱寒迫，北走燕秦，南楚越，往返一万余里，至今不得税驾。比虽识力稍进，而记诵益衰，时从破簏检得向所业编，则疏漏抵牾，甚可嗤笑。回首当日，不觉怃然。夫读书之年，误贪撰著，小成无本，古人攸悲，而仆乃更为文墨儿戏。日月如驰，忽不我与，知弗及守，知其勤苦鲜成功矣。

据实斋自述可见，其早年资质并不好，不惟向学甚晚，不守举业矩矱，且为学伊始，即过早地致力史书编纂，经史根柢并不坚实。故而他自23岁入京应乡试，迄于29岁，三遭败绩，一事无成，就绝非偶然。

实斋此书之又一可注意者，则是述及同一时主流学派中人关系的文字，一是问学朱筠，二是拜望戴震。关于朱筠，实斋此书云：“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而是年的慕名拜访戴震，予章氏的震动则一度甚大。他就此在信中写道：

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

正是为戴震的一席高论影响，实斋反省早年为学云：“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滥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惟其如此，所以他说：“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然而毕竟早年的为学训练，藩篱已成，根深蒂固，因之无论是儒臣朱筠的督导，还是名流戴震的高论，皆不能使章学诚改弦易辙。实斋“自少性与史近”，一本“读书当得大意”的为学路径以进。信中，他对考证、辞章、义理的关系加以考论，指出：

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

章学诚在这方面的结论是：“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自同鹬蚌，而使异端俗学得以坐享渔人之利哉！”

以学求义理之宗旨为依据，章学诚进而阐发了一己的为学追求。他说：

仆则以为，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3]

这就是说，纵然有戴震、朱筠为学的影响，但是章学诚并不为一时京华学风所裹挟，依然决意以义理之学为依归，毁誉由人，矢志以往。

（二）致诸子家书七首

章学诚有五子，长子贻选，其他诸子依次为华绂、华绶、华练、华纪。据胡适之先生考，实斋致其诸子家书7首，皆写于乾隆五十五年。[4]此时的章学诚，已年逾半百。早在乾隆四十二、四十三两年，即连捷乡会试，以进士归班候选。只是欲求一知县职不得，始终寄人篱下，作幕四方。其间，继朱筠、戴震之后，章学诚又先后得交一时儒林诸贤，如任大椿、汪辉祖、钱大昕、邵晋涵、周永年、黄景仁、王念孙、段玉裁、刘台拱、程晋芳、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孙星衍、阮元等。唯因论学不合，除邵晋涵、汪辉祖等二三友人外，每多龃龉，难与共席。尤以戴震、汪中二人，最称抵牾，以致成为他攻驳的对象。乾隆五十五年春，章学诚离开亳州（今安徽亳县）幕府，前往武昌，投奔湖广总督毕沅。他的家书7首，即写于抵武昌毕沅幕府之后。

《家书一》专论读书为学方法。据实斋称，其父每日有记，他则逐日有草，因之亦督责诸子：“或仿祖父日记，而去其人事闲文。或仿我之日草，而不必责成篇章。俱无不可。”通篇大旨一如先前，依然在讲求义理。所以章氏又叮嘱诸子：“尔辈于学问文章，未有领略，当使平日此心，时体究于义理，则触境会心，自有妙绪来会。即泛滥观书，亦自得神解超悟矣。朱子所谓常使义理浇洗其心，即此意也。”[5]

《家书二》昌言：“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他希望子承父业，以史学传家。此书之最可注意者，是实斋以大段文字，集中讲到了他同一时主流学派及其为学风尚的格格不入。他说：

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6]

《家书三》则是一篇彰明为学根柢和追求的重要文字。关于为学根柢，章学诚由其父而直溯乡邦先哲邵廷采，他说：“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底则出邵氏，亦庭训也。”至于一生为学追求，实斋则云：“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又说：“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他甚至自负地宣称：“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7]

《家书四》至《家书七》，假论学养而彰明为学旨趣，批评一时学风，皆是知人论世的重要文字。其中，尤以五、六两首最可注意。《家书五》专论宋儒学风，实斋指出：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

这就是说，宋儒之学本为儒学正统，不可否定。然而行之既久，流弊渐生，侈言道学，轻视学问文章和经济事功，终致酿成“枵腹空谈性天”的积弊。因此，一时通儒之耻言宋学，自有其道理。

在章实斋看来，批评宋学可，而否定宋学则不可。针对一时学风病痛，他以一个学术史家的识见而大声疾呼：“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因此，实斋于信中，回顾同邵晋涵议论重修《宋史》的旧事。他说：

往在京师，与邵先生言及此事，邵深谓然。廿一史中，《宋史》最为芜烂，邵欲别作《宋史》。吾谓别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即以维持宋学为志。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

由此出发，所以实斋告诫诸子道：“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8]

《家书六》形似讨论“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实则可注意处恐不在于此。章实斋公开扬起批评戴东原学术之幡，或许方是其间透露之重要消息。因为正是在这同一年，实斋于武昌将上年所撰《文史通义》诸文整理抄存，并特地补写了《书朱陆篇后》、《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二文，对东原学术指名批评。《家书六》当写于补撰之二文同时，惟其如此，所以批评戴东原学术亦成书中之重要内容。实斋于此有云：

观前辈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为高深。如戴东原，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笔而书，便出《左》、《国》、《史》、《汉》之上。此犹戴君近古，使人一望知其荒谬，不足患也。使彼真能古文，而措语稍近情理，岂不为所惑欤！

玩其文意，实斋之所言，乃是要说明戴东原并不晓古文之道，大言欺世，荒谬不实。章实斋撰成此文，戴东原谢世已是整整13年，何以实斋要选择此一时机来批评戴氏学术，笔者不学，难得其解，倘幸蒙各位赐教，当感激不尽。

（三）致同族戚属及子侄札

章学诚致同族戚属及子侄书札，除前述8首之外，见于今本《章氏遗书》者尚有8首。据原文题注及胡、姚二位先生《章实斋先生年谱》所考，可以大致判定其撰文时间者，依次为乾隆三十三年之《与家守一书》，三十八年之《与琥脂姪》，五十三年之《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五十四年之《与家正甫论文》、《论文示贻选》，五十六年之《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等6首。而《答大儿贻选问》，成文时间不详，或在《家书》7首前。《又与正甫论文》则成于《与家正甫论文》后，或为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间文字。

此八篇文字中，最可注意者为《又与正甫论文》。文中所论，皆同一时学风相关。实斋之所论，大要有二：一是谈学问与功力的关系；二是批评戴东原之学术。关于第一点，章学诚明确主张将学问与功力相区别，切不可以功力取代学问。他就此指出：

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近人则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

既然如此，实斋进而抨击一时学风道：“今之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掇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

一如《家书六》，此书亦以戴震学术为攻驳对象。实斋就此有云：

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戴氏言曰：“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则不卒业；诵《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则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

依章实斋之所见，戴东原为学固确有所长，但亦有故为高深，大言欺世之失。

为了证成戴震论学的诬枉，章学诚以古先贤哲为例，进而指出：

孟子言井田、封建，但云大略；孟献子之友五人，忘者过半；诸侯之礼，则云未学；爵禄之详，则云不可得闻。使孟子生后世，戴氏必谓未能诵五经矣。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曾子之于圣门，盖笃实致功者也，然其言礼，则重在容貌、颜色、辞气，而笾豆器数，非君子之所贵。

既有如此多的事例以说明戴东原经学方法论的武断，于是章学诚遂以其所擅长的文史之学相颉颃，指出：“由是言之，文章之用，较之区区掇拾之功，岂可同日语哉！”他甚至直斥考据学为“伪学”，宣称：“虽然，矫枉者戒其过甚。文章嗜好，本易入人，今以伪学风偏，置而不议，故不得不讲求耳。”实斋的结论是：“由道德而发为文章，乃可谓之立言，乃可不为戴氏所讥。”[9]

足见，《又与正甫论文》的自始至终，皆以一时考据学风及其代表戴震学术为攻驳矢的。显然，章学诚是决意要与之作不妥协的抗争了。惟其如此，他稍后所写《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依然有攻驳一时学风的内容。书中有云：“近人之患，好名为甚，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10]

（四）结语及余论

自乾隆三十一年写《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始，至五十六年撰《与族孙守一论史表》止，章学诚留下的16首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同一时考据学风的关系。其间，既有作者一己学术追求的阐发，也有对一时学术界为学病痛的针砭，无论于研究章氏学行、思想，还是探讨乾隆间学术演进，皆是颇有价值的资料。

乾隆二十五年，章学诚初入京城。时值汉学大师惠栋辞世未久，戴震沿波而起，名噪朝野，经学考据方兴未艾。此时的京中学风，迥异于学诚所僻居的湖北应城，与其早年的为学趋向尤显格格不入。青少年时代的章学诚，既不工举子业，又于经术素未究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11]由于为学路数的不合时尚，因而不惟屡困科场，而且在国子监中颇遭冷遇，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12]

乾隆三十一年，章学诚在京中与戴震初识。戴东原的一席高论，使实斋至为震动，一度反省。然而章学诚并没有就此改变为学方向，相反，随着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他对考据学风的病痛展开了不妥协的批评，决意以自己的史学主张去辟除榛芜，开创新路。

面对风靡朝野的考据学，章学诚以转移风气为己任，他认为：“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又说：“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13]因此为了救正一时风气，在从事《文史通义》撰述之始，他即坚定地表示，即使“逆于时趋”，“乖时人好恶”，也在所不惜。乾隆三十七年，在给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的信中，他就此写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14]在章学诚看来，当时学风之弊，症结就在于沉溺考据训诂，买椟还珠，不识大义。他说：“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同异，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15]由此出发，他虽然并不抹杀考据学的基本作用，但是只是视之为治学的功力而已，不承认那是学问。对于那些不识大义的考据学家，章学诚则讥之为“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6]，甚至将考据学诋为“竹头木屑之伪学”[17]。

针对汉学考据的积弊，章学诚以一个学术史家的卓识而进行积极修正。他的修正表现为学术主张，便是两条救正之道的提出，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蒂还是史学。章学诚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起步，方能有得。”[18]又说：“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19]

章学诚所精心结撰的《文史通义》，就是贯彻这一学术主张的具体实践。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著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正如他晚年就此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20]

章学诚一经选定以史学为救正风气之道，便义无反顾，矢志以往，倾注全身心于《文史通义》的撰写。从乾隆五十三年致函孙星衍，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21]中经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间所写《经解》、《原道》、《史释》、《易教》及《方志立三书议》诸篇的系统阐释而深化；到嘉庆五年撰成《浙东学术》，彰明“史学所以经世”的为学宗旨，[22]他完成了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的建设。[23]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六经皆史”的思想萌芽甚早。据已故钱钟书教授著《谈艺录》考证，其远源可追溯至《庄子》的《天道》、《天运》诸篇，其近源则为王守仁《传习录》、顾炎武《日知录》等明清间人著述。[24]当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否源自老、庄思想，证据不足，尚难定论，但王守仁、顾炎武思想于他的影响，则屡见于《文史通义》，确然无疑。还应当指出，唐代史家刘知几所撰《史通》，也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据章学诚自述，他28岁始读《史通》[25]，且声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6]言下之意，其史学“盖有天授”，非受《史通》启发。然而《史通》于他思想的影响，则随处可见，欲加掩饰而不能。诸如把史籍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二家，强调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的统一，反对文人修史，主张详近略远、据事直书、学以经世等，皆与《史通》一脉相承。关于这一点，傅振伦老先生早年撰《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早经揭示。[27]至于“六经皆史”，作为《史通》总纲的《六家》篇，即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视为史籍编纂的两家，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称“六家”。这无疑应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远源。其实，《文史通义》的以《史通》为重要来源，早在其撰述之初，章学诚就曾直认不讳。在致友人严长明的信中，他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28]这封信后来虽未录入《文史通义》，但历史事实毕竟是不能抹杀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所以他在阐明六经即史的同时，就再三强调六经作为“先王政典”的基本特质。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就此还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29]作为一个史家，章学诚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乃后起之称。他指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30]因此，学诚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倾向，主张把立足点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来。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31]这种厚今薄古，学以经世的史学思想，在他晚年所写《浙东学术》篇中，得到了集中阐发。实斋于此有云：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32]

乾嘉之际，倡“六经皆史”而学以经世，实非章学诚的一家之言，乃是一时杰出之士的共识。诸如钱大昕、李保泰、袁枚等人，皆与章学诚不谋而合，唱为同调。嘉庆五年（1800年），钱大昕为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撰序，就不仅反驳了理学家视读史为“玩物丧志”的偏见，否定了宋明以来，“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成说，而且断言：“经与史岂有二学哉！”[33]李保泰则大声疾呼：“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34]袁枚虽以诗文名家，史学并非当行，但他同样也认为“古有史而无经”。[35]然而，陶铸群言，彰明史学的经世传统，总其成者则当推章学诚。[36]稍后的学者龚自珍等，正是假其说以治经，遂演为《公羊》改制之论。钱宾四先生早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有过重要揭示。钱先生指出：“《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37]

[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二》。

[2]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一年、二十九岁”条。

[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文集》7《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4]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五十三岁”条。

[5]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一》。

[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二》。

[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三》。

[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五》。

[9]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外集》2《又与正甫论文》。

[10]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与族孙守一论史表》。

[1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六》。

[12]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文集》7《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1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7《文史通义》外篇1《淮南子洪保辨》。

[14]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外集》2《上钱辛楣宫詹书》。

[15]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8《文史通义》外篇2《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1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与汪龙庄书》。

[1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与邵二云书》。

[1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与汪龙庄书》。

[19]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报黄大俞先生》。

[20]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与汪龙庄书》。

[2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报孙渊如书》。

[22]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文史通义》内篇2《浙东学术》。

[2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文史通义》内篇1《易教上》，卷14《方志立三书议》。

[24]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86《章实斋与随园》。

[25]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六》。

[2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二》。

[27] 傅振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54页。

[2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外集》2《与严冬友侍读》。

[29]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文史通义》内篇1《易教上》。

[30]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文史通义》内篇1《经解上》。

[3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文史通义》内篇5《史释》。

[32]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文史通义》内篇2《浙东学术》。

[33]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

[34] 李保泰：《廿二史札记序》，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

[35] 袁枚：《随园文集》卷10《史学例议序》。

[36] 焦循：《雕菰楼集》卷6《读书三十二赞》。

[3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