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者，承杨艳秋博士示以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影印件。此件原载《大公报》1946年11月6日文史版，系由已故明清史专家黄云眉先生过录，1980年4月，刊布于齐鲁书社出版之黄先生遗著《史学杂稿续存》。[1]实斋集外佚札二通，一为致曹慕堂学闵之《上慕堂光禄书》，一为致钱晓征大昕之《上晓征学士书》。读此二札，关于实斋与钱晓征往还之一重要故实，朗然澄清，为之一快。谨将个中缘由略述如后，以请诸位指教。

第一，章实斋与钱晓征，同为乾嘉间著名史家，唯立身旨趣、为学路数皆存在较大距离，故而二人间纵有往还，却罕见有关文字留存。传世之晓征《潜研堂文集》，几无实斋踪影。而实斋之《章氏遗书》中，除代其幕主毕沅撰《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外，[2]只有《上辛楣宫詹书》一通。[3]然而此一仅存之书札撰于何时，迄今依然是尚无定说的问题。

胡适之先生早年为章实斋做年谱，系《上辛楣宫詹书》于嘉庆三年戊午，谱主时年61。之所以如此处理，乃因实斋是年有《戊午钞存》1卷，《上辛楣宫詹书》即在其中。1928年，适之先生请姚达人先生增订6年前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则放弃旧说，将《上辛楣宫詹书》改系于乾隆三十七年，谱主时年35。胡、姚二位先生于章实斋学行的此一判定，其根据乃在章氏致朱春浦棻元之《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因为该书篇末有云：“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4]正是以此为依据，胡、姚二位先生遂做出判断：“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即《上辛楣宫詹书》，辛楣即钱大昕。”于是《章实斋先生年谱》增订本在大段摘引章氏之《上辛楣宫詹书》后，特地加以按语云：“此书在浙本题注为《戊午钞存》之一，故本年谱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据《候朱春浦书》，知是此年之作。”[5]

胡适之、姚达人两先生的上述判断确实否？如果仔细检核章实斋之《上辛楣宫詹书》，则可发现其间难以弥合之疑窦。《章实斋先生年谱》增订本在摘引《上辛楣宫詹书》时，未审是否为避免文字冗长的缘故，以删节符号略去了该书的一段重要文字。即“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可为寒心。”[6]其实，这是一段判定《上辛楣宫詹书》写作时间的重要文字，万万不可忽略不引。倘若当年胡、姚二位先生于实斋此书不做删节，而在此段略去的文字上多下些工夫，抑或就不会改变年谱初印本的系年了。

第二，《上辛楣宫詹书》所云戴东原震与钱箨石载因论学失和，以致钱氏“终身切齿”事，乃乾隆中叶以后一学术公案。章实斋于此虽语焉不详，但翁复初方纲则有专文议及。翁复初乃钱、戴二人发生争议时的见证人之一，事后曾就此有专书致程鱼门晋芳，以平停二家争议。据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记：

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辨，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然二君皆为时所称，我辈当出一言持其平，使学者无歧惑焉。[7]

据考，翁氏此札原无年月，而札中有“戴东原新入词馆”一语，则时间可以大致推知。据段玉裁辑《戴东原先生年谱》记，东原于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后屡经会试不第，直至三十八年春《四库全书》开馆，始以举人特召，“奉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师”[8]。至于入翰林院为词臣，则是进京一年多后的乾隆四十年五月。段谱云：“是年会试不第，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9]而《清高宗实录》于是年五月亦有明确记录：“庚申，……内阁翰林院带领新进士引见。得旨：……戴震……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10]

戴东原于乾隆四十年五月始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翁复初所云“新入词馆”当即指此而言。而翌年五月，钱箨石便以内阁学士出任山东学政。[11]因此，戴、钱二人因论学不合而发生争议，只可能是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五月间的事情。同样的道理，翁复初致书程鱼门，试图弥合钱、戴二家争议，也当在此一期间。

既然如此，《上辛楣宫詹书》所议有乾隆四十、四十一年间事，自然就不可能写于事发之前的乾隆三十七年。此外，章实斋素以能文自负，书中既云钱箨石“终身切齿”，据“终身”二字，则当在钱氏故世之后。至于箨石之卒年，据《清史列传》、《清史稿》及钱氏其他碑传文所记，皆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2]因此，章实斋之《上辛楣宫詹书》，只能写于钱箨石故世之后，而不会是箨石尚健在，且无从与戴东原发生争议的乾隆三十七年。

惟其如此，所以20世纪30年代中，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采纳了胡、姚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将章实斋《上辛楣宫詹书》系于乾隆三十七年，但同时也提出了疑问。宾四先生认为：“上辛楣一书，似经晚年点定，非尽当日笔致也。”[13]

第三，祖武早年读胡适之、姚达人、钱宾四诸位先生大著，结合翻检《章氏遗书》、《复初斋文集》等多种文献，于章实斋《上辛楣宫詹书》真相，积疑久蓄，耿耿不释。两年前，曾向友人梁君勇述及此一蓄疑。梁君虽多方努力，唯苦无直接证据而搁置。今春，杨君艳秋博士知难而进，勤于爬梳，终在仓修良、叶建华二位教授著《章学诚评传》中找到线索，按图索骥遂觅得黄云眉先生过录之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获此宝贵佚札，合《章氏遗书》所存《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比照并观，则蓄疑可释，故实了然。

《上慕堂光禄书》开篇云：“秋气转清，南州木叶渐索，夜堂闻蟋蟀声，似有风土之异，始觉浪迹江湖又一年矣。夏间迂道返浙，十里故土，便如隔世。值均弼先生观察宁绍，渡江相见，为道先生近履，及受之、申之两兄颇悉。”均弼姓冯，名廷丞，一字子弼，乾隆三十七年任浙江宁绍台兵备道，驻节宁波。后官至湖北按察使，于四十九年卒于任所。章实斋为其撰《湖北按察使冯君家传》，有云：“余于壬辰之夏，访君宁波道署。”[14]即《上慕堂光禄书》所云“夏间迂道返浙”事。诚如胡、姚二位先生《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三十五岁”条所记：“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15]实斋于上年十月出都，随其师朱笥河筠赴安徽学政任，至是年秋，时已一年，故而有“浪迹江湖又一年”之叹。章氏此书又云：“在绍伏疴两月，颇惧得过日多。裒集所著《文史通义》，其已定者，得内篇五，外篇二十有二。文多不可致，谨录三首，求是正讫，转致辛楣先生、朱春浦师。两处书俱未缄，亦乞阅后封致。”书末再云：“外文三篇，并呈朱春浦师及辛楣先生，以缮录手不暇给也。”[16]可见，实斋是时始撰《文史通义》，已成“内篇五，外篇二十有二”，此其一。其二，呈文三篇并致钱、朱二位先生札，皆请曹慕堂转交。其三，章氏致曹、钱、朱三先生札，写于同时同地。

《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篇首云：“不侍函丈，才匝岁耳。”又云：“学诚二十年不见江南秋矣。”揆之实斋生平，则为乾隆三十七年事无疑。该书篇末云：“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17]章氏于此，依然述及始撰《文史通义》事，不惟告以“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而且录呈内篇三首亦与致钱竹汀书同。由此可见，候朱先生书与致钱先生书确系同时所写，二书即托曹慕堂转致者。

根据上引二书，章实斋同时所致钱竹汀书，至少应该具备两个特征，第一是时间上的特征，即乾隆三十七年秋天所写，第二是内容上的特征，书中当有大段文字阐述《文史通义》之撰述宗旨。就现存《章氏遗书》中所录《上辛楣宫詹书》而言，这两方面的特征皆不具备。倒是《大公报》1946年11月刊布之实斋佚札《上晓征学士书》，则与这些特征若合符契。

一如前引二书，章实斋之《上晓征学士书》，不惟于书首云：“自出都门，终日逐逐。江南秋高，风日清冽，候虫木叶，飒飒有南北风气之殊。因忆京华旧游，念久不获闻长者绪论，以为耿耿。敬想入秋来，起居定佳，伏维万福。”而且更于篇末明确道出撰书时间、地点，即“八月二十二日二鼓，太平府署中”。这就是说，《上晓征学士书》系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所写，撰文地点在安徽太平府（治所在今当涂县）衙署。尤可注意者，是该书阐发《文史通义》撰述宗旨的大段文字。实斋书于此云：

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尝谓古人之学，各有师法，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因以世传其业。……秦火而后，书失传而师法亦绝，今所存者，特其纲目。《司空篇》亡，六卿联事之义，又不可以强通，条贯散失，学术无所统计，（计字疑误，似当为纪，或系排字失误——引者。）所赖存什一于千百者，向、歆父子之术业耳。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其叙六艺百家，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其书虽轶，而《班史·艺文》独存。《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夫《艺文》于贾谊《左传训故》，董仲舒说《春秋》事，尹更始《左传章句》，张霸《尚书百两篇》，及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之类，皆灼然昭著者，未登于录。秦官《奏事》，《太史公书》，隶于《春秋》，而诗赋五种，不隶《诗经》。要非完善无可拟议者。然赖其书，而官师学术之源流，犹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虽草创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谨录三首呈览，阁下试平心察之，当复以为何如也。

章实斋于他人不轻许可，何以独引钱竹汀为《文史通义》知音？从《上晓征学士书》所云可见，其缘由主要有二。一是钱竹汀博学多识，尤以史学最称专精，且长实斋整整10岁，故而一如前引，章氏尊之为“长者”。二是钱竹汀结撰《元史艺文志》，章实斋见过初稿，佩服竹汀“精于校雠”，因之而引为同志。用实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阁下精于校雠，而益以闻见之富，又专力整齐一代之书，凡所搜罗撰述，皆足追古作者而集其成。即今绍二刘之业而广班氏之例者，非阁下其谁托！”[18]

综上所考，章实斋乾隆三十七年所致钱竹汀书，应为《大公报》1946年11月6日刊布之《上晓征学士书》，而非今本《章氏遗书》所录《上辛楣宫詹书》。[19]因此，胡适之先生初纂《章实斋先生年谱》，系《上辛楣宫詹书》于嘉庆三年，最是允当，而增订本改系于乾隆三十七年，则偶然疏失矣。

[1] 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之《杂考》附录2《章氏遗书未收之实斋手札二通》，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47—351页。

[2]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上辛楣宫詹书》。

[4]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5]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三十五岁”条，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5—26页。

[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上辛楣宫詹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页。

[7]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理说驳戴震作》附《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

[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五十一岁”条。

[9]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年、五十三岁”条。

[10] 《清高宗实录》卷982“乾隆四十年五月庚申”条。

[11] 《清高宗实录》卷1009“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壬辰”条。

[12] 《清史列传》卷25、《清史稿》卷305之钱载本传及朱休度《礼部侍郎秀水钱公载传》，记钱箨石卒年皆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钱氏任礼部侍郎，乃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事，至此始可称“宗伯”。

[1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18页。

[14]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7《湖北按察使冯君家传》。

[15]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三十五岁”条，第24页。

[16] 章学诚：《上慕堂光禄书》，见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之《杂考》附录2《章氏遗书未收入之实斋手札二通》，第347—348页。

[1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18] 章学诚：《上晓征学士书》，见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之《杂考》附录2《章氏遗书未收入之实斋手札二通》，第348—351页。

[19] 据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记，竹汀于乾隆三十七年春，补翰林院侍读学上，而任詹事府少詹事，乃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