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归纳，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1]王先生以一个“精”字来概括乾嘉学术，实为得其肯綮。乾嘉学术，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惠栋、戴震之后，最能体现一时学术风貌，且以精湛为学而睥睨一代者，当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扬州府属高邮人。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终年89岁。其子引之，字伯申，号曼卿，卒谥文简。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终年69岁。

高邮王氏，为仕宦之家。念孙父安国，以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念孙则以乾隆四十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引之一如父祖，以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王门祖孙，既以官显，亦以学著，史称：“国朝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自长洲惠氏父子外，盖鲜其匹云。”[2]念孙早年，随父宦居京城，10余岁即遍读经史，为学根柢奠立甚厚。乾隆二十年前后，戴震避仇入京，王安国聘入家塾，课督念孙。日后念孙父子之为学，即承戴东原而进，发扬光大，卓然名家。王念孙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合称“王氏四种”，博大精微，海内无匹。

王氏父子之学，以文字音韵最称专精。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文字音韵学本为经学附庸，乾嘉诸儒治经，讲求文字训诂，奉“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圭臬，风气既成，共趋一途，终使附庸而蔚为大国。

王念孙初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于《尔雅》和《说文解字》多所用功。本拟各撰专书，后见邵晋涵《尔雅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疏解甚善，遂转治三国魏人张揖著《广雅》，撰为《广雅疏证》32卷。念孙结撰此书，日以三字为程，历10年而始成。著者认为：“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3]于是博采《仓》、《雅》古训，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多发义例于《尔雅》、《说文》之外。书成，一时学者多所折服。阮元取与张氏原书及惠、戴二家所著比较，评为“借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4]

王引之秉过庭之训，从古音以明古义，与其父唱为同调。所撰《经传释词》10卷，知难而进，专意搜讨经传虚词，比类而观，寻绎义例，于后世读古文者，确有涣然冰释之效。阮元于此书极意推崇，惊叹“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5]

乾嘉学派之于音韵学，因系为治经服务，故沿袭清初顾炎武所开路径，不取宋儒叶韵说，专就上古音韵做深入研究，以还经籍原貌。所以一时经师之音韵学成就，主要表现为对古韵部类的离析。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在宋人郑庠以6部分类的基础上，分古韵为10部。江永继起，著《古韵标准》，则作13部。段玉裁虽为戴震弟子，但于古韵离析则有出兰之获，所著《六书音韵表》，更加密作17部。戴震受其启发，援段说入《声类表》，增作18部。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崛起，则依据《诗经》，博及经传、《楚辞》之韵，析作21部。其中，于支、脂、之3部之分，固为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所见及，而分至、祭、盍、辑为4部，则是段书所未及。同时人江有诰不谋而合，所著《诗经韵读》、《群经韵读》、《先秦韵读》，亦析古韵为21部。有此愈阐愈密的古韵离析，宋人叶韵说不攻自破，不惟改经之弊失其依托，且读先秦古籍亦不致因训诂不明而生歧解。晚近学者治古音学，虽有章太炎23部、黄侃28部之分，但加详而已，终未能出王氏父子之所得。

乾嘉时代，校勘、辑佚之学空前发皇。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运用校勘辑佚于学术研究，并不自乾嘉诸儒始，然而如同乾嘉学派中人的视之为专门学问而蔚成风气，甚至作为一种个人的学术事业，竭毕生心力于其中而不他顾，则是没有先例的。由于好尚相同，用力专一，因而乾嘉诸儒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方面，王氏父子以其精湛的校雠学造诣，贡献尤为卓著。

王念孙所著《读书杂志》82卷，为其一生治学精粹之汇辑。其间所精心校勘者，博及子史辞章，计有《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汉隶拾遗》、《后汉书》、《庄子》、《老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楚辞》、《文选》等10余家。凡古义之晦误，历代之妄改，在王念孙笔下，皆旁征博引，一一是正。书出，遂以其原原本本，多可据依，而成为一代校勘学名著。王引之著《经义述闻》32卷，亦系毕生心力所萃，历时数十年始成完书。其书阐发庭训，断制精审，凡为历代儒林中人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引之此书，与其父《读书杂志》若双璧辉映，并称校雠名著。

若专就先秦子书的校雠而言，王氏父子承乾嘉诸儒矩矱，于《荀子》、《墨子》、《管子》三书用力尤勤，所获亦甚巨。

《荀子》32篇，旧有唐人杨倞注，宋明间皆有校刻本，但讹夺不少，有待整理。乾隆中叶以后，王念孙与汪中、卢文弨等共治荀学，开乾嘉诸儒治荀学的先路。后江苏学政谢墉得卢文弨助，校刻《荀子笺释》刊行。至此，《荀子》一书始有善本。卢、谢书出，复经王念孙、顾广圻、郝懿行、刘台拱诸人理董，拾遗补阙，是正文字，荀学始渐复兴。

《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载，原有71篇，今存53篇。旧有唐人乐台注，久佚。宋明间虽有刻本，但“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6]墨学几成绝学。乾隆中叶以后，汪中、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人皆治墨学。毕沅集诸家之成，于乾隆四十八年成《墨子注》16卷刊行。尔后，顾广圻、王念孙等续事校勘训释，于是汉晋以降，潜沉两千年的墨学渐趋复兴。同《荀子》、《墨子》相比，《管子》文字古奥，错简误字，问题更多，“讹谬难读，其来久矣”。[7]书凡24卷，原作86篇，今存76篇。旧有唐人房玄龄注，一题尹知章注，唯抵牾甚多，几不可卒读。嘉庆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与孙星衍、洪颐煊等皆潜心于《管子》校勘。洪颐煊据王、孙二家所校，先成《管子义证》8卷。其后，王念孙续加校补，成《读管子杂志》24卷，录入所著《读书杂志》中。念孙书出，《管子》理董，风气渐开。晚清，终于演成子学复兴的局面。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2] 《清史列传》卷68《王念孙》。

[3]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首《序》引述王念孙语。

[4]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见《清代碑传集补》卷39。

[5]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5《王伯申经传释词序》。

[6] 俞樾：《墨子序》，见孙诒让《墨子闲诂》卷首。

[7] 戴望：《管子校正》卷首《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