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际，阮元崛起，迄于道光初叶，以封疆大吏而奖掖学术，振兴文教，俨然一时学坛主盟。为他所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将清代前期主要经学著作汇聚一堂，成为近二百年间经学成就的一个集萃。阮元亦以之对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了一个辉煌的总结。

（一）汉学护法与经学名臣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一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卒谥文达，扬州府属仪征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终年86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外而累官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内而叠任詹事府詹事、都察院都御史、诸部侍郎、尚书等，道光十八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告老还乡。晚节自重，著述以终。

阮元幼承家学，其父承信，熟悉史籍，究心《资治通鉴》，教以“读书当为有用之学，徒习时艺无益也”。后相继问学于乔椿龄、李道南，乔、李皆通经术，为一方特立独行之儒。家学师教，确立了阮元早年的为学藩篱。自乾隆四十五年起，他在扬州及京城陆续结识经史学家凌廷堪、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等，为一时学术风气习染，训诂治经，终身不改。

阮元博学多识，尤长考证。一生为学以研治经学为主，博及史学、金石、考古、方志、谱牒、舆地、天文、历法、数学、音韵、文字、目录、诗文诸学。著述弘富，多达30余种，数以百卷计。除前述主持编纂诸书之外，主要著述尚有《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子注释》、《诗书古训》、《性命古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等。其他诗文杂著，自道光三年起，先后辑为《揅经室一集》、《二集》、《三集》、《四集》、《续集》、《外集》、《再续集》刊行。在乾嘉学派诸大师中，阮元虽不以专学名家，但主持风会，倡导奖掖，其学术组织之功，实可睥睨一代。梁启超先生早年著《清代学术概论》，因之而称阮元为汉学“护法神”。[1]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称其“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2]。大师定评，足称不刊。

（二）从《经郛》到《皇清经解》

阮元一生，于学术事业贡献甚大。其最可表彰者，则是主持纂修《皇清经解》。阮元的发愿纂修《皇清经解》，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由他早年在浙江创诂经精舍，到总督两广，建学海堂于广州，从各方面为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诂经精舍为清中叶著名书院。嘉庆二年，阮元任浙江学政，倡议编《经籍籑诂》。五年，书成，升任浙江巡抚，遂以往日修书用屋50间，选两浙诸生有志经史古学者读书其中，题名为诂经精舍。精舍本汉代生徒讲学之所在，阮元借用古名，意在崇奖汉学，所以舍中立郑玄、许慎木主，师生皆定期拜祀。精舍而称诂经，则是阮氏学术旨趣的体现。他认为“经非诂不明”，“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于是题名学舍，以示“不忘旧业，且勖新知”。[3]精舍初立，阮元礼聘王昶、孙星衍主持讲席，且捐俸以为教学费用。每月一次，三人轮番授课，命题评文。舍中不讲八股文，不用试帖诗，重在解经考史，兼及诗词古文。其中的优秀篇章，以《诂经精舍文集》结集刊行。迄于十四年阮元奉调离浙，一时两浙名士多讲学其间，振兴一方学术，作育人才甚众。日后为阮元具体从事《皇清经解》编纂的严杰，即系当时精舍培养的高才生。

继诂经精舍之后，学海堂成为又一名噪南北的书院。嘉庆二十二年冬，阮元就任两广总督。为倡导经史实学，二十五年三月，沿杭州诂经精舍规制，借广州城西文澜书院旧址，创立学海堂，以经史古学课督一方士子。经数年规划营建，道光四年十二月，堂舍另辟新址，在粤秀山麓落成。就学士子经史诗文，阮元亲为审阅遴选，辑为《学海堂集》刊行。翌年秋，《皇清经解》始修，堂中士子则成为校订协修的干才。

从诂经精舍到学海堂，阮元除为《皇清经解》的纂修培育出众多人才之外，还有过几次重大的经学编纂活动。一是《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完成，二是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三是编纂大型经学专书《经郛》。其中，以《经郛》同《皇清经解》最为有关。

《经郛》的结撰，始于嘉庆八年夏，实际从事者为阮元弟子陈寿祺及诂经精舍诸高材生。此书取法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以汇集唐以前诸儒经说为务。陈寿祺《上仪征阮夫子请定经郛义例书》，于此有云：“乃者仰蒙善诱，俯启梼昧，将于九经传注之外，裒集古说，令寿祺与高才生共纂成之。”可见它是要钩稽古说于九经传注之外。而寿祺所拟之该书义例，则更将其具体化，据称：“《经郛》荟萃经说，本末兼该，源流具备，阐许、郑之闳渺，补孔、贾之阙遗。上自周秦，下迄隋唐，网罗众家，理大物博。汉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经义，不遗一字。”[4]工程如此之浩大，规格如此之崇高，其艰难可想而知，当然成功非易。所以，陈寿祺虽与诂经精舍诸高才生竭尽全力，历时数月，但所成初稿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构想。嘉庆八年冬，陈氏北去，阮元公务繁忙，无人再能挂帅增订，此事也就搁置下来。十五年，阮元因浙江学政舞弊案牵连，左迁翰林院编修。再入词馆，略有闲暇，遂重理《经郛》旧稿。迄于十六年四月，改订一过，得稿100余卷。终缘“釆择未周，艰于补遗”，[5]以致长期束之高阁，未能付刻。

嘉庆二十二年冬，阮元抵广州接任。翌年除夕，为幕友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撰序，遂将先前结撰《经郛》的初衷略加改变，发愿沿用其体例，专辑清儒经解为一书，题为《大清经解》。他说：

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剪截，引系于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则系之《尧典》；宝应刘氏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系之《论语·八佾篇》，而互见《周南》。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6]

至此，《皇清经解》的纂修已然提上日程。

阮元倡议纂修《皇清经解》，其发愿之初，本寄厚望于江藩、顾广圻诸名儒，所以他说：“徒以学力日荒，政事无暇，而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惟江君（藩）与顾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书或不尽传，奥义单辞，沦替可惜，若之何哉！”[7]然而江、顾等人，或远居三吴，艰于南行，或近在咫尺，他务缠身，皆未能担此重任。时隔7年，托无其人，于是阮元只好依靠南来的弟子严杰并学海堂诸生，放弃旧日所构想的体制，改以丛书的形式，汇编清儒经学著述为一书。

一如早先《经郛》之委以陈寿祺，《皇清经解》的纂修，始终其事者，则是阮元的弟子严杰。杰字厚民，号鸥盟，浙江余杭人，因寄居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其生卒年未详。据光绪间重修《杭州府志》载，晚清，诸可宝为其撰有传记一篇，唯笔者孤陋寡闻，用力不勤，竟未能觅得一读。严杰初为诸生，曾师从段玉裁问学。阮元督学浙江，聘其助修《经籍籑诂》。继之阮氏抚浙，创诂经精舍于杭州，严杰入舍就读，成为其间之佼佼者。嘉庆十五年，阮元离浙还朝。翌年，厚民远道相随，课督阮元女安，留京师一年余。后阮元与江都张氏联姻，严杰又成为阮安未婚夫张熙师。嘉庆二十五年春，学海堂初开，严杰亦于此时陪伴张熙来粤完婚。熙本患肝疾，体质虚弱，婚后未及一年即告夭亡。之后，严杰遂留于粤中阮元幕署。道光四年冬，学海堂新舍建成。翌年八月，严杰即受阮元之命，集阮氏藏书于堂中，辑刻《皇清经解》。

作为经学丛书，《皇清经解》的纂修体例，既不同于康熙间《通志堂经解》，又有别于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它没有按照前二书的编纂方式，区分类聚，人随书行，而是以作者为纲，按年辈先后，依人著录，或选载其经著，或辑录其文集、笔记。上起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下迄道光初依然健在的宋翔风、凌曙，终以严杰所辑《经义丛钞》。所录凡74家，著述180余种，计1 400卷。

道光六年六月，阮元奉调改任云贵总督。此时，《皇清经解》辑刻将及一载，已得成书千卷。离粤前，他将《经解》主持事宜托付给广东督粮道夏修恕。至于编辑重任，则仍委之严杰。道光九年十二月，30函《皇清经解》寄达滇南，阮元苦心孤诣，数十年夙愿终成现实。

阮元一生为官所至，振兴文教，奖掖学术，于清代中叶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皇清经解》作为他晚年的一项重大学术编纂活动，接武早先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清代学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继往开来之功，主要在于如下3个方面：

首先，《皇清经解》将清代前期的主要经学著述汇聚一堂，对此一时期的经学成就，尤其是乾嘉学派的业绩，作了一次成功的总结。清代前期的经学，自清初顾炎武诸儒发端，经胡渭、阎若璩、毛奇龄等经师张大旗帜，已然摆脱宋明理学的羁绊，向复兴古学，朴实穷经一路走去。乾隆初，惠栋诸儒崛起，以复原汉《易》为职志，拔宋帜而立汉帜，经学遂成一代学术中坚。继惠栋、江永之后，戴震领**于一时，其学得段玉裁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扬州诸儒发扬光大。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清代经学终得比美宋明理学而卓然自立。与之同时，由庄存与开启先路，中经孔广森、张惠言诸儒阐发，至刘逢禄出，而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在清代经学中别辟新境，蔚为大观。从顺治到道光，近二百年间，清代经学所走过的发展历程，在《皇清经解》之中，以著述汇编的形式得以再现。全书编选有法，大体允当，为了解此一时期的经学成就，提出了一个较为集中的依据。

其次，《皇清经解》的纂修，示范了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对于一时知识界，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清儒为学，以务实为旨趣。清初，鉴于明季心学末流泛滥无归而酿成的学术弊端，弃虚就实，学以致用，风气渐趋健实。自康熙中叶，以迄乾隆一朝，务实学风经百余年培养，敦崇实学，实事求是，朝野莫不皆然。阮元师弟训诂治经，学风平实，可谓是康乾诸儒嫡传。以此而编选一代经师解经之作，从顾亭林的《左传杜解补正》始，中经惠定宇的《周易述》、《九经古义》，江慎修的《周礼疑义举要》、《群经补义》，再到戴东原的《杲溪诗经补注》、《考工记图》，又及段若膺的《说文解字注》，王怀祖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伯申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并载刘申受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凌晓楼的《公羊礼说》，终以阮芸台师弟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义丛钞》，原原本本，笃实可依。洋溢于其间的实事求是学风，对于一时知识界良好学风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之后，《皇清经解》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成为学术界解经圭臬。咸丰间，版片多为兵燹毁损，复得两广总督劳崇光倡议醵资补刻。迄于光绪中，王先谦以江苏学政承阮元遗风，再事纂辑，既补阮元书之所未收，又录咸、同以降经师著述，终成无愧前哲的《皇清经解续编》。

最后，《皇清经解》集清儒经学精粹于一书，对于优秀学术文化成果的保存和传播，确乎用力勤而功劳巨。清代前期，诸儒经学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限于客观条件，流传未广，得书非易。即以当时的广州论，虽为通商口岸，经济繁荣，而士子尚以不能觅得前哲时贤经学著述一读为憾，其他偏远落后地区，则其苦自然更甚。因此，阮元师弟将清代前期经学著述整理比勘，汇辑成册，不惟传播学术，有便检核，而且保存文献，弘扬古籍，亦可免除意外灾害及其他因素造成的图书散佚毁损之虞。一举而兼数得，实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桩盛举。

从乾隆初惠栋、江永崛起而辟乾嘉学派先路，中经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戴震、邵晋涵、纪昀、任大椿诸儒云集其间而成乾嘉学派如日中天之势。迄于嘉庆、道光间，此一学派盛极而衰，始由扬州诸儒对之做出历史总结。汪中、焦循、王念孙、王引之、江藩、阮元等，皆此一时期扬州儒林翘楚。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之能得一辉煌总结，扬州诸儒辛勤其间，功至伟矣！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8页。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478页。

[3]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

[4]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上仪征阮夫子请定经郛义例书》。

[5] 阮常生续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4“四十八岁”条。

[6] 阮元：《揅经室集》卷11《国朝汉学师承记序》。

[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