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扬州经学，开风气于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耀，穷究天文历算，接武宣城梅文鼎；宝应王懋竑，精研朱熹学术，撰写《朱子年谱》并《考异》10卷，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乾隆六十年间，高邮王念孙、贾稻孙、李惇首倡于前，宝应刘台拱、江都汪中、兴化任大椿、顾九苞相继而起，后先辉映，蔚成大观。至焦循出，终以通儒而结成硕果。

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扬州府属甘泉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终年58岁。他早年为诸生，攻举子业，习诗古文。科场角逐，叠经颠踬，至嘉庆六年（1801年）举乡试，时已39岁。翌年入都会试，再遭落第。不堪举业蹉跎，自此绝意仕进，托疾不出，蜇居于所葺雕菰楼中，以著述授徒终老乡里。其学博大通达，天文数学、经史艺文、音韵训诂、性理辞章、地理方志、医药博物，广为涉足，多所专精。一生所著甚富，卷帙之积，几近300卷。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享盛名于学术界，一时有“通儒”之称。

焦循早年，得一方经学风气熏陶。乾隆四十四年，与讲求经学的同窗顾凤毛结为友好，时年17岁。凤毛为著名经师顾九苞之子，承其家学，每有论说，多精赅简要，极为焦循所叹服。两年后，焦循以攻治《毛诗》开始了他的经学研究。乾隆五十二年，顾凤毛将家藏《梅氏丛书》赠与焦循，勉励道：“君善苦思，可卒业于是也。”[1]从此，焦循究心梅文鼎遗著，转而研讨数学。

在中国古代，数学为经学附庸，经师而兼治数学，历代皆然。入清以后，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等，就都是以经师而精研数学的名家。到乾嘉学派崛起，江永、戴震、钱大昕等著名经学家，也同时以精于数学名世。戴震在《四库全书》馆所辑校《算经十书》，钱大昕所撰《三统术衍》及《廿二史考异》中于历代《历律志》的补阙正讹，皆是一时引人注目的佳作。焦循继承此一传统，在迄于嘉庆六年的10余年间，从钻研梅氏遗著入手，会通中西，撰写了一批富有成果的数学著作。后汇为《里堂学算记》刊行，成为此一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

在致力于数学研究的同时，焦循还究心《三礼》，撰写《群经宫室图》上下31篇。他又将诠释《毛诗》旧稿六度改易，订为《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11卷。这两部著述同他的数学诸作一道，成为焦循步入乾嘉之际学术界的成名作品。如果说数学研究之所得，使焦循在人才如云的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地位，那么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之卓然名家，一跃而跻身领先行列。

清代的《周易》研究，经过清初诸《易》学大师对宋儒《易》学的批判，迄于乾隆初叶，惠栋撰《易汉学》、《周易述》，考明古义，表彰汉《易》，已渐向复兴汉《易》一路走去。张惠言继起，专宗虞翻《易》说，推出《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诸书，孤家绝学，大明于世。水到渠成，一呼百应，究心汉《易》遂成一时《易》学主流。风气既成，“唯汉是求”声浪由《易》学推扩，迅速席卷整个经学研究和知识界。历史地看来，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倒退，理所当然应予肯定。宋儒治经，固有武断臆解之失，因而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整理和总结，实事求是地还儒家典籍以本来面目，就是一桩很有必要的工作。但是唯古是信，唯汉是求，专以儒家经典疏解的还原为务，则未免失之矫枉过正。

有鉴于此，焦循对“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乾嘉之际弥漫于学术界的汉学之风，“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汉儒也，非孔子也”。对于当时汉学诸家治经的蓄意贬抑宋儒，焦循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2]

焦循治经，一反盲目尊信汉儒的积弊，力倡独立思考，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方法论。他说：“经学之道，亦因乎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3]何谓“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用焦循的话来说，就是“博览众说，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4]这种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焦循的《易》学研究，正是这种治经精神的集中反映。

治《易》为焦循家学，其曾祖源、祖镜、父葱，世代相守。其父且兼得岳家王氏说《易》之法，还在焦循14岁时，便给他提出了读《易》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为什么“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语句，既见于《小畜》，又见于《小过》。此后，他受这一问题启发，进而探讨“号咷”之再见于《同人》、《旅》；《蛊》、《巽》二卦的重复出现“先甲”、“后甲”、“先庚”、“后庚”；《明夷》、《涣》二卦同有“用拯马状，吉”诸现象。然而历时近30年，四处请教，遍求说《易》之书，终百思而不得其解。嘉庆七年会试落第，决意专力治《易》。自十五年起，更摒除一切外务，潜心《易》学，终于在3年之后，陆续完成了他的《易学三书》，即《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当三书中的最后一部《易章句》于嘉庆二十年脱稿誊清，焦循时已年逾半百。

在《易》学园囿中，焦循辛勤耕耘数十年。始究程颐、朱熹，渐探服虔、郑玄，自汉魏以来，历唐宋元明，迄于当代惠栋、张惠言诸家，凡说《易》之书，皆摘其精要，记录于册。然后运用其先前数学研究之所得，“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5]同时，又将文字训诂学中的六书假借、转注诸法引入《易》学。终于摆落汉宋，自成一家。焦循说《易》，不赞成朱熹将《周易》视为卜筮之书的界定，将《易》定性为“圣人教人改过之书”。[6]由此出发，他既否定了宋儒的先天《易》学，同时也不取汉儒的纳甲、卦气诸说，而是通贯经传，一意探求卦爻变化的“比例”。焦循将《周易》卦爻的推移法则总结为3条，即旁通、相错、时行。三者的核心，则在变通。他说：“能变通则可久，可久则无大过，不可久则至大过。所以不可久而至于大过，由于不能变通。变通者，改过之谓也。……舍此而言《易》，岂知《易》哉！”这样的变通，[7]其归宿就在于通过《周易》的讲求，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谐境界。

焦循的《易》学研究，通贯经传固是其所长，而混淆经传也是其所短。他忽略了《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所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加以历史的局限，又过分尊信《周易》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之作。因而他的治《易》三法，未免先入为主，多有牵强附会之失。但是会通汉宋，独抒心得，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其精神则是可贵的。焦循实事求是的治经精神，不仅体现于他的《易》学研究，而且也贯穿在群经补疏之中。诸如力排众议，肯定王弼《易》注的价值，认为《尚书》伪孔传可据以研究魏晋间经学等，皆不失为通达持平之论。焦循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的经学思想，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批判性总结。它标志着汉学的鼎盛局面已经结束，以会通汉宋去开创新学风，正是历史的必然。

[1]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见《焦氏遗书》附录。

[2] 焦循：《雕菰楼集》卷7《述难四》。

[3] 焦循：《雕菰楼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4]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

[5] 焦循：《易通释》卷首《自序》。

[6] 焦循：《易通释》卷1。

[7] 焦循：《易图略》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