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叶以后的扬州诸儒，接受惠栋、戴震之学影响且卓然成家者，当首推汪中。

汪中，字容甫，扬州府属江都人。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终年51岁。他自幼丧父失学，随寡母茹苦含辛，备受煎熬。由于生活所迫，自14岁起，即受雇于书商。贩书之余，他从学于其父生前友好，浏览经史百家，尤喜为诗，借以写状孤贫之境。乾隆二十八年，初应童子试，取得附学生员资格，时年20岁。此后，他作幕四方，卖文为生，常年往来于大江南北，浙水东西。乾隆四十二年选为拔贡生后，以患怔忡之症而绝迹科场，专意于《述学》一书的撰写。后应聘校勘文宗、文澜二阁入藏《四库全书》，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杭州校书处。

乾隆中叶以后的思想界，戴震、章学诚、汪中若三峰鼎峙。从形式上看，三家学虽不尽相同，但实事求是，殊途同归，都力图以各自的学术实践去开辟一时为学新路。戴震从文字训诂入手，以阐发经籍义理为归宿，承先启后，卓然大家。章学诚别辟蹊径，究心史学义例、校雠心法而独树一帜。汪中则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领异立新，雄视一时。

春秋战国间，儒墨名法，百家争鸣，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写下了诸子之学并肩媲美的一页。西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沿及魏晋六朝，经学盛而子学微。经历唐宋元明，佛学、理学，盛衰更迭，尤其是宋明数百年间，理学一统，诸子百家形同异端。迄于明清之际，在对理学积弊的反省之中，傅山、王夫之、顾炎武诸大师重理子学，傅山更以其经子并尊之说而开一代子学复兴先河。乾隆初，古学复兴，以《四库全书》开馆为标志，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成为一时风气。汪中的子学研究，就是在此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汪中之于子学，最先致力的是《荀子》。乾隆四十一年，他幕居南京，与安徽歙县著名学者程瑶田定交。从瑶田处，他得知戴震学术大要，于是接踵戴震对荀子学说的董理，与同时学者王念孙、卢文弨等唱为同调，治戴学而兼及《荀子》。汪中治《荀子》从校勘始，自当年二月至五月，将全书大体校核一遍。后即据校勘所得，撰为《荀卿子通论》一篇，并制成《荀卿子年表》一部。当时，校勘《荀子》者虽不止汪中一家，但敢于肯定荀学为孔学真传，则应属汪中首倡。自宋代理学家推尊孟子“性善”之说，斥荀子“性恶”说为异端，扬孟抑荀，历数百年而不改。汪中以对旧学的批判精神，博稽载籍，提出了富有个性的见解。

据汪中考订，荀子之学源自孔子高足子夏、仲弓，其学以礼见长，兼善《周易》，对于儒家经典的流传，其承前启后之功，尤不可没。他指出，《毛诗》、《鲁诗》、《左氏春秋》、《穀梁春秋》皆传自荀子，《礼经》则是荀子的支流余裔，而《韩诗》亦无异于“荀卿别子”。因此他断言：“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汪中以一个学术史家的识见，勾勒出他心目中的先秦儒学统绪，这就是：“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1]

汪中的《荀子》研究，虽草创未精，以致某些立论贻后世以“武断”之讥，但为他所得出的“荀卿子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的结论，则是不可推翻的。他的研究所得，与同时学者钱大昕、王念孙等对《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语的辨证，异曲同工，互为声援，于一代《荀子》学术的复兴，皆有摧陷廓清之功。

继《荀子》之后，汪中又致力于《商子》、《老子》、《晏子春秋》、《贾谊新书》、《墨子》等诸家学说的研究。其中，尤以《墨子》研究历时最久，用力最勤，创获亦最多。

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自儒学于西汉间取得独尊地位以来，同《荀子》相比，《墨子》的遭遇就更其不公。《荀子》之被视作异端，毕竟是宋代理学勃兴以后的事情，而《墨子》则早在孟子的时代，即已与杨朱并斥，诋为“无父”，声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惟其如此，汉初，墨学已告衰微，迄于魏晋，则几成绝学。宋明之世，孟子以“亚圣”高踞庙堂，他对墨学的诋斥，经程颐、朱熹表彰而成为儒家经典的构成部分。于是视墨学为异端邪说，众口一词，俨若不可推翻的铁案。承清初诸儒对墨学的阐幽发覆，汪中以求实存真的批判精神，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终于还原了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兼爱，这是墨学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孟子据以否定墨子的把柄所在。汪中即由此入手，辨明是非。他首先论证兼爱与“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实无不同，进而指出：“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矣。”同时，于杨、墨并举之说，汪中亦断然否定，他说：“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杨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2]

在为墨子辨诬的基础之上，汪中进而阐明了他的墨学观。汪中认为，墨子之学是旨在救世的仁人之学。在他看来，从学以经世这个意义上说，儒墨两家虽然“不相为谋”，但“其意相反而相成”，其间无所谓正统与异端之别。至于墨子之攻驳孔子，他认为这在春秋战国间不足为奇，“诸子百家，莫不如是”。因此，断不能以之作为诋诬墨子的罪名。汪中引《吕氏春秋》的《去私》、《尚德》二篇和《韩非子》的《显学篇》为证，指出在先秦诸子中，唯有儒家足以同墨子相抗衡。他说：“自墨子殁，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儒、墨并称“显学”，这才是当时学术界的本来面目。

汪中的墨子研究，洋溢于其间的批判精神，在乾隆后期严酷的文化专制之下，显然是不能见容于世的。因此，还在汪中生前，便遭到内阁学士翁方纲的猛烈抨击，詈之为“名教之罪人”，主张“褫其生员衣顶”。[3]而素以识力自负的章学诚，也与翁方纲沆瀣一气，在汪中逝世不久，即撰文肆意讥弹，诋其墨子研究为“好诞之至”，且斥汪中学“不知宗本”，“大体茫然”。[4]

平心而论，尺短寸长，学有专攻，章、汪学术，蹊径各异，未可轩轾。然而汪中的子学研究，能以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道人之所不能道，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而且更要具备过人的学术见识。章学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竟统而訾之为“大体茫然”，显然失之轻率。章、汪二人交恶，是乾嘉学术史上的一桩旧案，前哲时贤多有理董。其实，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有个人恩怨，也有旧时代读书人的痼疾作祟，但是之所以酿成唇枪舌剑，直至“竟欲持刀抵舌锋”，恐怕还有深层的原因。汪中的墨子研究，恰好透露了个中消息。质言之，一个要尽力维护纲常名教，一个则公然蔑视儒家经典，敢于向其挑战，这或许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1] 汪中：《述学》补遗《荀卿子通论》。

[2] 汪中：《述学》内篇3《墨子序》。

[3]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5《书墨子》。

[4] 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1《述学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