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扬州幕府，倏尔5年过去。其间，继《考工记图》之后，随着《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的先后付梓，戴震学说不胫而走。而凭借多年校勘《大戴礼记》的积累，震又与前辈硕儒卢文弨合作，书札往复，精心切磋，克成《大戴礼记》善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卢见曾将文弨与戴震所校订《大戴礼记》收入《雅雨堂藏书》，有序记云：“《大戴礼记》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错乱难读，学者病之。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1]两年之后，新刻《大戴礼记》蒇事，卢文弨亦有跋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震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盖其慎也如此。”[2]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经历3年前北闱乡试的挫折之后，戴震于是年秋举江南乡试，时年40岁。翌年入都会试，竟告败北。在京期间，震客居新安会馆，汪元亮、胡士震、段玉裁等追随问学。玉裁且将震所著《原善》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一一抄誊，后更自称弟子，执意师从。震虽一如先前之婉拒姚鼐，数度辞谢，终因玉裁心诚而默许。从此，遂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戴、段师友相得益彰的一页。

乾隆三十年（1765年），戴震致力《水经注》校勘，别经于注，令经、注不相淆乱，成《水经考次》一卷。卷末，震有识语云：“夏六月，阅胡朏明《禹贡锥指》所引《水经注》，疑之。因检郦氏书，辗转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谬之故。”由释胡渭误入手，震进而揭出辨析《水经注》经文、注文的4条义例，即“《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复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小水，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循文重举。《水经》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南’之类，一语实赅一县。而注内则自县西至东，详记水历委曲。《水经》所列，即当时县治，至善长作注时，已县邑流移。注既附经，是以云径某县故城，经无有称故城者也。凡经例云‘过’，注例云‘径’。”篇末，震重申：“今就郦氏所注，考定经文，别为一卷，兼取注中前后例紊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后。是役也，为治郦氏书者棼如乱丝，而还其注之脉络，俾得条贯，非治《水经》而为之也。”[3]

三十一年（1766年），震再度入都会试，复遭挫折。迄于三十七年，历届会试皆名落孙山。其间，震先后作幕晋冀，应聘主持《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和《直隶河渠书》纂修事宜。所著《声韵考》渐次成文，凡韵书之源流得失，古韵之部类离析，皆卓然有识，自成一家。戴震的博学多识，一度为在国子监求学的章学诚所倾倒，据章氏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实”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4]

唯章学诚与段玉裁为人为学之旨趣不一，玉裁心悦诚服，执意师从，学诚无非耸动一时，别有追求。因之，段氏终身光大师门，言必称先生，年届耄耋，依然勤于纂辑《戴东原先生年谱》。而章氏不惟分道扬镳，而且反唇相向，以己之长，形人之短，恶意指斥，喋喋不休，直至戴震故世多年，始终耿耿于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闰三月十一日，任命书馆正副总裁及一应纂修官员，并由民间征调学者来京修书。戴震以能考订古书原委，亦在指名征调之列。据《高宗实录》记，是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

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原派纂修三十员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又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请派为纂修。又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更资集思广益之用。[5]

此奏为高宗允行，调令下颁。此时，戴震正客游浙东，主持金华书院讲席。闻讯中断教学，临行，至宁波，在宁绍台兵备道署，与章学诚不期而遇。戴、章二人的此次晤面，与七年前初识迥异，双方竟因纂修地方志主张不一，各抒己见，不欢而散。据章学诚记：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6]

[1]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大戴礼记序》。

[2]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8《新刻大戴礼跋》。

[3] 戴震：《水经考次》卷末《后记》。

[4]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5] 《高宗实录》卷930“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庚午”条。

[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4《记与戴东原论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