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戴震离京南还，途经扬州。此时的扬州，正值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驻节，见曾擅诗，雅好经史，一时江南名儒多集于其幕府，南来北往的学术俊彦，亦每每出入其间。戴震抵扬，恰逢大儒惠栋、沈大成主卢幕西席，助见曾辑刻《雅雨堂藏书》，以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此后二三年间，戴震皆客居于卢见曾幕。面对饱学务实的前辈大儒，戴震为宗法汉代经师的风气习染，与先前在京中俯视一辈新科进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惠栋长戴震27岁，乾隆十九年即入卢氏幕府，最称前辈，影响卢氏及一方学术亦最深。惠栋早先即从亡友沈彤处得闻戴震博学，此番晤面，若旧友重逢。据戴震称：“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久觏，益欣幸获觏先生。”[1]戴震同惠栋在扬州的相处，虽不过短短数月，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其尔后的为学，留下了颇深的影响。其大要有三：

首先，是推崇郑玄学说，抨击宋明经学为“凿空”。王昶为惠栋学说的追随者，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即问业于惠栋。乾隆二十一二年间，昶又与栋同客卢见曾幕。二十三年五月，惠栋在苏州病逝，王昶为栋撰墓志铭，文中记云：“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2]为明一己学术宗尚，王昶青年时代即以“郑学斋”为书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在京应顺天乡试，应昶请撰《郑学斋记》。震文开宗明义即云：“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继之尊郑玄为一代儒宗，述郑学兴废云：“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戴震认为，宋明以降，经学的积弊就在“凿空”二字，他说：“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震文以朱子当年抨弹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例，指斥宋明经学的病痛云：“自制义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抑亦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文末，戴震沿惠栋训诂治经、兴复古学的主张而进，对郑学做出界定，指出：“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3]

其次，是继承惠栋遗愿，引沈大成为忘年友，致力古学复兴。沈大成少惠栋3岁，邃于经史，通故知今，为惠栋兴复古学事业的志同道合者。惠栋生前，为大成《学福斋集》撰序云：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夫所贵于学者，谓其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也……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4]

惠栋故世，沈大成与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朝夕共处。大成喜震乃“耆古之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约震复校何焯校本《水经注》。大成有校记云：“庚辰初夏，从吾友吴中朱文斿奂借何义门校本，复校于广陵。同观者休宁戴东原震，亦耆古之士也。”[5]戴震则以得前辈师长的护爱而感念不忘，欣然撰文，尊沈大成为“卓然儒者”。据称：“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年夏，以《戴笠图》示休宁戴震。先生在维扬使幕也久，震之得识先生也，于今四年，盖四三见。其见也，漏下不数商而复离，离则时时悬于想似。岂形遇疏者神遇故益亲邪？抑非也？先生于《六经》、小学之书，条贯精核，目接手披，丹黄烂然，而恂恂乎与叔重、康成、冲远诸人辈行而踵蹑也。盖先生卓然儒者。”[6]

之后，戴震北游，阔别有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沈大成文集重行纂辑，大成二千里驰书，嘱震为文集撰序。戴震如约成文，文中重申：“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因此，他认为文章无非沈大成为学的绪余，可传者则是由小学故训入手的治经之道。戴震就此指出：

夫先生之可传，岂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先生于古人小学故训，与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语者，研究靡遗。治经之士，得聆一话言，可以通古，可以与几于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绳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余焉耳。[7]

最后，是弘扬惠栋学术，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乾隆三十年（1765年），戴震客游苏州，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纪念亡友惠栋。文中，震于惠栋学术推崇备至，有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他说：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8]

在乾隆中叶的学术界，戴震之所以能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能融惠学为己有，而且还因为他进一步把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从而发展了惠学。正是由此出发，戴震对惠栋学术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9]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所著《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地昭示了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说：

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这就是说，学古治经，旨在闻道。道何在？戴震认为就在《六经》蕴涵之典章制度。所以戴震接着又说：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既然宋明数百年的凿空治经不可取，那么正确途径又当若何？依戴震之见，就当取汉儒训诂治经之法，从文字、语言入手，他的结论是：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10]

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更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1]，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惠栋于此有云：“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2]戴震一脉相承，播扬南北，遂成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其依托。然而，戴学之可贵处则在于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涵的义理，通经以明道。因此，在《古经解钩沉序》篇末，戴震指出：“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13]

[1] 戴震：《东原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2] 王昶：《春融堂集》卷55《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3] 戴震：《东原文集》卷11《郑学斋记》。

[4] 惠栋：《松崖文抄》卷2《学福斋集序》。

[5] 杨应芹：《东原年谱订补》“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八岁”条。

[6] 戴震：《东原文集》卷11《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

[7] 戴震：《东原文集》卷11《沈学子文集序》。

[8] 戴震：《东原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9] 同上。

[10] 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

[1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

[12] 惠栋：《松崖文抄》卷1《九经古义述首》。

[13] 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